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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陈乐民的名字，自然会和其夫人资中筠联系在一起，不少读者也是因为先读了资先生的书，才了解到陈乐民先生。而对于我来说则稍有不同。
记得第一次读陈先生文章，是1991年2月《读书》杂志刊登的《难哉译事》。这篇文章主要是陈先生就法国学者谢和耐一部书的转译中难免出现的差错，“提醒学界朋友注意，凡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地方，务请查核原文，理解原文，以避免内容的缺失和文意的扭曲”。陈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因国家需要，在域外工作，在中西之间徜徉。30多年过去，他卸去杂事，终能将从事译事和思索中西文化之心得付之笔端，由此一发不可收。1991年第10期《读书》又有陈先生《中西之交 义理分殊：谈马勒伯朗士与“中国哲学”》一文，读罢感到他早已在研究中西之间的哲学理论。1992年第7期，陈先生又发表了《茶烟香袅逗高歌：从潘光旦〈铁螺山房诗草〉想到的》一文，读后，我更加肯定了之前的想法。
而到了1994年，陈乐民先生一下子发表了四篇很有分量的有关中西比较的文章，更显其厚积薄发，分别是：1993年第1期的《坐视世界如恒沙：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1993年第3期的《非作调人，稍通骑驿》、1993年第6期的《哲学家的足迹和沉思——超越道德的忧虑》，以及1993年第11期的《历史的观念：释“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些用辛劳写成之文，道出了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间，中西观念于物质层面，早已趋于融合贯通，但在精神层面，差距尚大，还时对峙与相悖着，如何互相理解和逾越，确是一个长期的动态问题。这几篇关乎中西之间价值观论理的系列思想，无疑触动了刚刚开放10多年的读书界。
这期间，陈乐民先生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发行，意在着力阐释中西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价值观与历史哲学观的差异。尔后，陈乐民又发表《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读书》1994年第1期）、《 理性·人性·文人》（1994年第11期）、《法郎士的“企鹅岛”》（ 1996年第3期）、《行己有耻与文明意识》（1996年第4期）等文，从另一个侧面阐释横隔于中西之间精神层面的碰撞问题。
我粗粗统计，陈乐民先生从1990年至1998年，仅发表于《读书》上之文，就约有30篇之多。虽说我与陈先生有一面之缘，但很长一段时间却不知他是中西汇通的精英学者。他的文章深入浅出，观点明实。这取决于他对中国文献功底之深厚，以及对欧洲文明理解的精确。
近读到毕飞宇先生一文说，他曾向陈先生说，你没有资中筠出名早，陈先生只是“嗯、嗯了几声”。我却以为不然，就我的阅读经历，读到陈乐民生先的文章，应该早于资先生。诚然，他们俩之研究领域有不同处。但在学术之路上，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鼓励、奋进之痕，时可相见。比如，他们俩一起写了文章、合著了书。如1990年，《读书》第7期载两人合写的《细哉文心：读宗璞“南渡记”》一文，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两人合著的《学海岸边》一书。
二
翻阅曾颇受读书人欢迎的《万象》，不难发见其创刊第一卷中的几期杂志，就有不少陈先生的文章。如，第2期《王国维的‘西学时期’》一文，第7期《一个哲学家的‘忏悔’”》一文。
之后，陈乐民先生又在《万象》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启蒙札记”，读后，令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陈先生可以说是当时少有的在中国知识界率先倡导“启蒙精神”的学者。2008年8月14日，他去世前4个月，还在为大众写启蒙札记。他说，“现在‘启蒙札记’已经完成了24篇，还要继续写下去。也许直到‘那一刻’到来，怕也写不完。”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尽管，陈先生的著作为普通读者知之甚少，陈先生绵密平和的文风，没资中筠先生明快犀利，广受青睐；但他在知识精英的读者心中，是一直保持有独特位置的。
近日，陈先生女儿赠我三联版《陈乐民作品》几集。当读毕第一集《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始读波澜不惊，而至40页后，渐入佳境。待篇篇读下去，倒有点似他评宗璞之文，清清的、淡淡的，没有时下颇为时兴的“火气”与雕琢，对有些事虽有些感慨，但字里行间不见动感情，不似知堂“吃苦茶”之味，也不像饮“淡茶”之平淡，倒有点像夏日里“冷开水泡茶”之味。一如陈先生自评：“我素喜明代三袁和张宗子，习惯于含蓄的短文，不擅长飞扬激越，总想把结论留给读者。”（《忆旧知》P281）所以李慎之曾对陈乐民说：“你的文章太短、太含蓄，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看得出你的微言大义，一般谁看得出！”
其实，作为文字，金克木就曾说过，小时作文只恨写不长，到老来写文又怕写不短。他曾说：“同样的内容，写短比写长更难。所谓‘要言不烦’实在不易。”
陈先生的《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分为三辑，一为“在中西之间”，辑二是“忆旧知”，辑三“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第一辑主要是讲述了陈先生的出身、求学、上大学，出国分配在“世和”（即后来的对外友协）工作，结婚，尔后进入欧洲研究所做学术研究。“忆旧知”这一辑中，有回忆他的领导、同事的，有讲周恩来，董乐山，张芝联，范用，宗璞等故交的，但我认为他与李一氓、李慎之两位挚友最为投缘，最为心得，也是他最敬佩的人物；两李之作风人格，思想学识，让陈先永志难忘。如在忆李一氓，晚年李有《岁暮》一诗，他颇为看重，不妨录之：
西风彻夜不成眠，一梦迷离断欲连。
旧事稍嫌频入梦，何如新梦逐时添。
这里用了三个“梦”字，此诗也从侧面反映了陈乐民前辈一代知识者之心境，也只能以一个梦字了得。而对也属陈先生一辈的李慎之，陈先生却借用陆游祭朱熹诗，可谓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未境之业：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这是对李公毕生思想向往的肯定，也说明这一代人的奋往之路，为之沉吟，其路漫漫。
三
从《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中我们可读出，从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他们的一生是怎么崎岖地走过来的。他们这一代可谓生不逢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的精力耗散在各种不断的运动中，直至“文革”。尔后，好不容易能坐下书桌，做点学问，但如陈先生自述所说：“每每有一种‘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觉得50岁以前的二三十年‘浪费’了相当多的光阴，老老实实地做了许多无益之事，二三十年几乎没有‘自我’。”他又说，“‘半百’虽然还不能称‘老’，然而真要有所作为，确是晚了些。这责任在谁，似乎是我这一类人的命运，该当如此吧！”这一类人的命运，是否应换成“这一时代的命运”，几十年白白浪费，于假大空中度日，谁之责？该怨谁？讲得再远一些“谁之罪”？人人如此，真可是道不明说不清的一个话题。如陈乐民先生一代人，从清华园走出来，原有自已的学术建构，想一步一步走去。然“人生不满百”，岁月不饶人，元气已大伤，如陈先生直到患病至逝，还在做，尚无一日停息，别无他法，只能认“命该如此”了。但我想，陈先生如若能假以天年十数年，他起步很早的学术建构，有中西汇通的根蒂，定能做得有声有色。
这是实话，无可奈何，到如今，落花流水已去矣。这是一个时代之命运，同时也是一代人的命运。60年来，曾经沧海，风雨如磐，虽具士人风骨，家国情怀，可虚耗时日太多，终于大时代历史之中“劳心惨兮，道阻且长”，在一个个不断的旋涡下，沉沉浮浮，可谓叹谓的一代。但仔细想想，这一代学者至少超越了老舍、傅雷、陈梦家等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
到了晚年，陈先生这样总结的：“自我识字之童年起，数十年于兹，除去没有自觉性的少年和稍涉世事的青年时期，即从1949年算起的三十年间可引为幸者一，可引为鉴者一，足今后法者亦一也。”虽然，陈先生说的是读书心得，但若结合他的一生视之，幸、鉴、法其实就代表了他的平生之经历和事业。也可了解他一生命运的走向，也可作为经验，他心中期盼的一切，只能让后来者所鉴了。
通览此书，是陈先生于中西之间，无论在生活上、思想上的一个总结，也反映出他对于一个民族至深的热爱。他说：“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这是他“站在东方看西方”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可贵的思想和正确的思维方法。陈先生，青少年起就相信“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是中西合璧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陈先生率先研究的欧洲文明，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诸多领域，自将有后继者开臻辟莽，上下求索。前已有了陈先生开了先路，一如鲁迅所说，走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路。这民族复兴之路，深信将会有许多年青学人，接过启蒙之帆，去完成陈先生的未竟之业。
记得第一次读陈先生文章，是1991年2月《读书》杂志刊登的《难哉译事》。这篇文章主要是陈先生就法国学者谢和耐一部书的转译中难免出现的差错，“提醒学界朋友注意，凡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地方，务请查核原文，理解原文，以避免内容的缺失和文意的扭曲”。陈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因国家需要，在域外工作，在中西之间徜徉。30多年过去，他卸去杂事，终能将从事译事和思索中西文化之心得付之笔端，由此一发不可收。1991年第10期《读书》又有陈先生《中西之交 义理分殊：谈马勒伯朗士与“中国哲学”》一文，读罢感到他早已在研究中西之间的哲学理论。1992年第7期，陈先生又发表了《茶烟香袅逗高歌：从潘光旦〈铁螺山房诗草〉想到的》一文，读后，我更加肯定了之前的想法。
而到了1994年，陈乐民先生一下子发表了四篇很有分量的有关中西比较的文章，更显其厚积薄发，分别是：1993年第1期的《坐视世界如恒沙：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1993年第3期的《非作调人，稍通骑驿》、1993年第6期的《哲学家的足迹和沉思——超越道德的忧虑》，以及1993年第11期的《历史的观念：释“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些用辛劳写成之文，道出了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间，中西观念于物质层面，早已趋于融合贯通，但在精神层面，差距尚大，还时对峙与相悖着，如何互相理解和逾越，确是一个长期的动态问题。这几篇关乎中西之间价值观论理的系列思想，无疑触动了刚刚开放10多年的读书界。
这期间，陈乐民先生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发行，意在着力阐释中西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价值观与历史哲学观的差异。尔后，陈乐民又发表《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读书》1994年第1期）、《 理性·人性·文人》（1994年第11期）、《法郎士的“企鹅岛”》（ 1996年第3期）、《行己有耻与文明意识》（1996年第4期）等文，从另一个侧面阐释横隔于中西之间精神层面的碰撞问题。
我粗粗统计，陈乐民先生从1990年至1998年，仅发表于《读书》上之文，就约有30篇之多。虽说我与陈先生有一面之缘，但很长一段时间却不知他是中西汇通的精英学者。他的文章深入浅出，观点明实。这取决于他对中国文献功底之深厚，以及对欧洲文明理解的精确。
近读到毕飞宇先生一文说，他曾向陈先生说，你没有资中筠出名早，陈先生只是“嗯、嗯了几声”。我却以为不然，就我的阅读经历，读到陈乐民生先的文章，应该早于资先生。诚然，他们俩之研究领域有不同处。但在学术之路上，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鼓励、奋进之痕，时可相见。比如，他们俩一起写了文章、合著了书。如1990年，《读书》第7期载两人合写的《细哉文心：读宗璞“南渡记”》一文，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两人合著的《学海岸边》一书。
二
翻阅曾颇受读书人欢迎的《万象》，不难发见其创刊第一卷中的几期杂志，就有不少陈先生的文章。如，第2期《王国维的‘西学时期’》一文，第7期《一个哲学家的‘忏悔’”》一文。
之后，陈乐民先生又在《万象》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启蒙札记”，读后，令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陈先生可以说是当时少有的在中国知识界率先倡导“启蒙精神”的学者。2008年8月14日，他去世前4个月，还在为大众写启蒙札记。他说，“现在‘启蒙札记’已经完成了24篇，还要继续写下去。也许直到‘那一刻’到来，怕也写不完。”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尽管，陈先生的著作为普通读者知之甚少，陈先生绵密平和的文风，没资中筠先生明快犀利，广受青睐；但他在知识精英的读者心中，是一直保持有独特位置的。
近日，陈先生女儿赠我三联版《陈乐民作品》几集。当读毕第一集《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始读波澜不惊，而至40页后，渐入佳境。待篇篇读下去，倒有点似他评宗璞之文，清清的、淡淡的，没有时下颇为时兴的“火气”与雕琢，对有些事虽有些感慨，但字里行间不见动感情，不似知堂“吃苦茶”之味，也不像饮“淡茶”之平淡，倒有点像夏日里“冷开水泡茶”之味。一如陈先生自评：“我素喜明代三袁和张宗子，习惯于含蓄的短文，不擅长飞扬激越，总想把结论留给读者。”（《忆旧知》P281）所以李慎之曾对陈乐民说：“你的文章太短、太含蓄，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看得出你的微言大义，一般谁看得出！”
其实，作为文字，金克木就曾说过，小时作文只恨写不长，到老来写文又怕写不短。他曾说：“同样的内容，写短比写长更难。所谓‘要言不烦’实在不易。”
陈先生的《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分为三辑，一为“在中西之间”，辑二是“忆旧知”，辑三“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第一辑主要是讲述了陈先生的出身、求学、上大学，出国分配在“世和”（即后来的对外友协）工作，结婚，尔后进入欧洲研究所做学术研究。“忆旧知”这一辑中，有回忆他的领导、同事的，有讲周恩来，董乐山，张芝联，范用，宗璞等故交的，但我认为他与李一氓、李慎之两位挚友最为投缘，最为心得，也是他最敬佩的人物；两李之作风人格，思想学识，让陈先永志难忘。如在忆李一氓，晚年李有《岁暮》一诗，他颇为看重，不妨录之：
西风彻夜不成眠，一梦迷离断欲连。
旧事稍嫌频入梦，何如新梦逐时添。
这里用了三个“梦”字，此诗也从侧面反映了陈乐民前辈一代知识者之心境，也只能以一个梦字了得。而对也属陈先生一辈的李慎之，陈先生却借用陆游祭朱熹诗，可谓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未境之业：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这是对李公毕生思想向往的肯定，也说明这一代人的奋往之路，为之沉吟，其路漫漫。
三
从《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中我们可读出，从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他们的一生是怎么崎岖地走过来的。他们这一代可谓生不逢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的精力耗散在各种不断的运动中，直至“文革”。尔后，好不容易能坐下书桌，做点学问，但如陈先生自述所说：“每每有一种‘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觉得50岁以前的二三十年‘浪费’了相当多的光阴，老老实实地做了许多无益之事，二三十年几乎没有‘自我’。”他又说，“‘半百’虽然还不能称‘老’，然而真要有所作为，确是晚了些。这责任在谁，似乎是我这一类人的命运，该当如此吧！”这一类人的命运，是否应换成“这一时代的命运”，几十年白白浪费，于假大空中度日，谁之责？该怨谁？讲得再远一些“谁之罪”？人人如此，真可是道不明说不清的一个话题。如陈乐民先生一代人，从清华园走出来，原有自已的学术建构，想一步一步走去。然“人生不满百”，岁月不饶人，元气已大伤，如陈先生直到患病至逝，还在做，尚无一日停息，别无他法，只能认“命该如此”了。但我想，陈先生如若能假以天年十数年，他起步很早的学术建构，有中西汇通的根蒂，定能做得有声有色。
这是实话，无可奈何，到如今，落花流水已去矣。这是一个时代之命运，同时也是一代人的命运。60年来，曾经沧海，风雨如磐，虽具士人风骨，家国情怀，可虚耗时日太多，终于大时代历史之中“劳心惨兮，道阻且长”，在一个个不断的旋涡下，沉沉浮浮，可谓叹谓的一代。但仔细想想，这一代学者至少超越了老舍、傅雷、陈梦家等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
到了晚年，陈先生这样总结的：“自我识字之童年起，数十年于兹，除去没有自觉性的少年和稍涉世事的青年时期，即从1949年算起的三十年间可引为幸者一，可引为鉴者一，足今后法者亦一也。”虽然，陈先生说的是读书心得，但若结合他的一生视之，幸、鉴、法其实就代表了他的平生之经历和事业。也可了解他一生命运的走向，也可作为经验，他心中期盼的一切，只能让后来者所鉴了。
通览此书，是陈先生于中西之间，无论在生活上、思想上的一个总结，也反映出他对于一个民族至深的热爱。他说：“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这是他“站在东方看西方”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可贵的思想和正确的思维方法。陈先生，青少年起就相信“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是中西合璧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陈先生率先研究的欧洲文明，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诸多领域，自将有后继者开臻辟莽，上下求索。前已有了陈先生开了先路，一如鲁迅所说，走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路。这民族复兴之路，深信将会有许多年青学人，接过启蒙之帆，去完成陈先生的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