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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你要吃什么？”
“白鸡脚套餐。哎，怎么这个时间还有这样多（没卖出去）？”
“你们都不来了啊，学校都没有人。”
这是我和学校食堂卖海南鸡饭老板的对话。这家“卖完为止”的摊位原本下午5点半就差不多收工了，但现在到了6点还有五六只鸡挂在那里，难觅食客。
新加坡如何防疫？
老板说得没错，学校最近确实没人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有约3万名学生，我以前没少吐槽学校太挤，上下课时间校园巴士根本上不去，但现在车子也就坐满了一半—50人以上的课程已经被学校强制要求网上教学，同学们都不必来学校了。
社会上的状况也差不多。中国游客不许来，本地人也人心惶惶，商场比以往空旷很多。上周去吃火锅，就连火锅店老板都说：“你们是真朋友，现在还敢一起出来吃饭！”午餐时段，只有3桌客人，老板和员工也都显得无所事事。
新加坡的疫情严重吗？截至2月27日，新加坡已经确诊了93例新冠肺炎感染，在全球排名第五。这93例病患中，本地社区传播已经超过了输入性病例。由于新加坡天气炎热，这似乎让高温可以消灭病毒的说法显得不甚可靠。
何况，新加坡的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人们很自然担忧病毒蔓延开来。就连李显龙总理都在2月8日表示，如果感染人数持续上升，那么轻症病患只能居家治疗。总理的这番“丑话”或许没错，毕竟此次肺炎大多数病患症状较轻、死亡率亦不算太高，但這让心里打鼓的新加坡民众更感到束手无策。
新加坡政府一向以专业、高效著称，但这次也广为民众批评。虽然自2月2日起新加坡政府便禁止所有过去14天到过中国大陆的人士（持短期签证者）入境，也要求所有工作或学生身份持有者回新后必须请假14天，所有确诊病例被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但新加坡政府似乎并没有警惕起来。
我就在房东邀请下，参加了2月1日Ayer Rajah社区的“千人宴”，106桌各族同胞高朋满座;尽管有上万人联署反对，但2月7日新加坡洛阳大伯公庙万人宴照旧举办。不仅如此，在物资调配上，新加坡政府也不甚如人意。为了解决口罩短缺问题，政府在2月初给每个家庭一次性发放了4个口罩，并一再声明“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但4个口罩显然是杯水车薪，更不必说新冠肺炎的潜伏期长达14天，许多感染者起初并无症状。而至今为止，口罩短缺的问题并没能真正解决—我的朋友们纷纷表示，药店依然很难买到口罩，消毒酒精也早已售罄。
民众“爆买”的背后
持平而论，新加坡政府的防疫效果实属不错，绝非一些人所说的“放弃治疗”。拒绝疫区来客立竿见影;而请假14天虽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新加坡政府会发送短信给隔离者，要求其在1小时内向政府部门发送定位。迄今为止，新加坡的确诊病例每日仅呈个位数增加，而目前感染者中亦未出现死亡病例，其中过半的患者已经治愈出院。
尽管有上万人联署反对，但2月7日新加坡洛阳大伯公庙万人宴照旧举办。
然而“心病难治”，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家长制政府”国家，一旦政府不能“安排”好民众的生活，恐慌似乎是必然的。更何况，新冠肺炎唤起了民众17年前的“非典”记忆—2003年，SARS肆虐全球，新加坡共有238人确诊、3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13.9%，名列世界前茅。
3年前我刚到新加坡时，老师说新加坡的国民性是“怕输”“怕死”。我总调侃说“怕输”也怕不过我们中国人，“怕死”我没机会见，不曾想这次便见识了新加坡人的“怕死”。2月7日，新加坡政府将疫情警告从黄色调整到了橙色，这已经和17年前的SARS级别持平，而更高级别的红色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
这次调整迅速点燃了新加坡人的情绪。当天晚间，各大超市都出现了“爆买”生活用品的情况，肉菜、水果、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一售而空。即便在晚上12时左右，许多24小时营业超市的人流依然络绎不绝，结账排队至少需要1小时。李显龙总理也在第二天用英文、华文、马来文三语表示物资充足、不必恐慌，而职总平价超市更实行限购以应对“爆买”。
这次“爆买”行为之后，一些民众又将去年10月前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许通美教授“新加坡是第一世界国家，而人民素质是第三世界的”之观点拿出来讨论。新加坡的生活物资主要依赖附近国家出口，在附近国家供应并无减少的情况下，新加坡民众“爆买”确实没有必要。但我很难随着这种舆论去指责、笑话“爆买”的民众，17年前的历史记忆摆在那里，何况此次新加坡政府又难使民众安心，那么民众除了“自救”又能怎样呢？
自1月下旬疫情在新加坡发生以来，新加坡并没有采取停班停学的措施，尽量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对于这个相当依赖商业、服务业的小型经济体而言，其所能承受的代价毕竟有限，但经济不景气已经显露出来。农历新年时，媒体便纷纷报道年货摊贩和餐厅生意大幅下滑，一些餐饮业者的生意甚至下滑了五到九成。不久前，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下调了2020年经济成长率展望，由0.5%～2.5%下调为-0.5%～1.5%—刚刚开年便预告经济可能呈现负增长。
疾病易治，“心病”难医
“不事生产”的学校所受的影响也不算小，我一直尽力维持生活的秩序，但完全不受影响却是奢望。1月26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部分宿舍需要在次日清空，以供隔离使用—这一政策不但让被迫迁出的同学有些抓狂，也让不必迁出、但和隔离单元成为邻居的同学更加抓狂。随后，学校要求50人以上的大课完全采取网上教学，但远程授课毕竟不如现场教学来得好，而一些课程必要的外出参访已经被迫取消。
至于学校的公共服务，打印店提早关门，部分食堂摊位也碍于生意冷清提早收摊。若说以上变化多加留意毕竟可以克服，但紧张的情绪却弥漫各处。虽然我不算害怕，也采取了充足的应对措施，但这种紧张感是无孔不入的。平日人山人海的校园如今空空如也，购买食物前必须出示学生卡，每人每日两次网上填报体温并拍照存证—这些细小之处都在提示如今的生活“不正常”，至于何时能恢复正常则难以预知。
在与开头那位海南鸡饭老板对话一周之后，我依然每天都到学校，也渐渐习惯人少的校园—“非常”逐渐变得“正常”起来，但我又知道这背后的代价与成本。我也不时用曾经台湾师长勉励我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自勉—让自己的生活少被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专心读书思考，也算是作为人文研究者的自尊与原则。
新加坡的情况也在好转，连日以来每日确诊人数下降、治愈人数上升，疫情控制似乎曙光初现，民众也不再像一两周前那般慌张。以如今的医学技术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将在不久之后被人类打败不成问题，然而疾病易治，留下的“心病”却需要长期治疗。
就以新加坡本地的状况而论：新加坡民众还会坚定地信任“专业”“高效”的新加坡政府吗？新加坡居民能从“爆买”的恐慌中学到什么吗？新加坡华人游客在澳洲遇到种族歧视，疾病所带来的种族污名化又该如何处理？人们又应该如何与不时到来的天灾人祸共处？
疫情还在进行中，我们期盼它早日结束，也期盼人们从痛苦中走出，但还应该从痛苦中学到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