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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不难发现，相比满目疮痍的挪威和如今仍存边境争议的丹麦，同为北欧国家的瑞典不仅躲过战乱、家国俱全，还因时制宜地大力促进了军工业的发展。然而，深谙国际社会生存之道的瑞典，在今年大选后的组阁问题上却理不清头绪;曾获评“世界最安全国家”称号的瑞典，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9月中旬瑞典迎来大选，主宰瑞典政坛长达101年的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没有得到过半票数，百年来首次失去独掌政权的地位。瑞典“百年未有之变局”背后，是这个代表北欧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瑞典道路”正遭遇冲击，并逐渐失去民众支持。未来新政府组阁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走向扑朔迷离，也给难民问题带来的“欧洲困境”增添新案例。
曾经笑看风云的瑞典，如今为何陷入乱象频出的局面？极右势力的崛起，是瑞典对难民潮的自然反应，还是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一处缩影？
党派棋局之变
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保持着和挪威类似的五党政治模型，分别为代表劳工群体、号召高福利政策的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分布上最靠左的左翼党，代表资产阶级和高收入群体的温和联合党（简称温和党），代表工商业主、信奉自由主義的自由党，以及在右派阵营中最靠左的中央党。此外，瑞典还出现过一大批微弱小党，但多为昙花一现，最终剩下的仍旧是五大政党。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党（又称绿党）日益崛起。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政党的姐妹党瑞典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也得到不少农场主、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支持。在环境党和基民盟加入后，五党政治模型逐渐更新换代，至21世纪初，七党政治模型已发展得相当成熟。7个党派不仅均能获得5%以上的支持率，跨入议会门槛，还因为每个政党都无法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率，于是抱团组成左右两大阵营，在议会中分庭抗礼，使得政坛相对稳定。
根据意识形态，7个政党从左至右的排序依次是：左翼党、环境党、社民党、中央党、自由党、温和党、基民盟。又根据党徽颜色，左派被称为红绿阵营，右派则被冠以蓝色阵营名号。社民党在这期间始终保持全瑞典支持率第一的地位，其影响力无可撼动。而左派“常胜将军”的姿态，则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到2007年。
到2010年，面对一度的挫败，社民党欲卷土重来，然而其党首莫娜·萨琳却在大选之际陷入丑闻，民众支持率下滑。加之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左派的高福利执政方针不被民众看好，右派再度成为大选赢家。
在这一年（2010年）的大选中，一个新兴政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一一瑞典民主党，一个极右政党，其初期宣传口号相当尖锐，即“把瑞典还给我们”。这句宣传语让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的部分瑞典人似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瑞典民主党支持率超过了5%，成功跻身议会，与原先的七党分坐349个议会席位。
与瑞典大多数其他政党流派迥异的，不仅是民主党独特的意识形态，还有其支持者中社会各阶层的比例。其选民群体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其中27%的支持者仅拥有初中教育水平。从支持者的职业层面看，较大部分是失业、提前退休并接受国家就业帮助的人群。除排斥外来移民、拒绝与欧盟为伍的言论外，瑞典民主党所标榜的其他政治宣传方针也向极右思想靠拢，左右两派则不约而同地与瑞典民主党划清界限，2010年的内阁仍旧只有右派的四大政党。
瑞典民主党的出现，给原本风平浪静的瑞典政坛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过去的民粹政党都没能冲破5%的魔咒，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却在大选后继续攀升。
瑞典民主党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2014年，红绿阵营赢得大选，重归执政舞台，而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飙升至12.9%，这结果令其余政党为之一怔。社民党由于在预算案上与左翼党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遂与环境党组成少数党政府。同年，瑞典《基本法》出台—项新法律条文，即在大选结束后，全体议员将对首相候选人进行表决，如反对人数过半则无法组阁。
左与右的博弈
2018年9月9日，瑞典举行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显示，左派以微弱优势胜出，所获席位未过半，当然右派四大政党的席位数也未过半，这是因为近五分之一的席位被以17.6%的支持率跃至全国第三大党的瑞典民主党收入囊中。
在9月25日首相候选人表决投票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首相斯特凡·勒文的反对票数过半，勒文成为新条文实施后产生的首位不受议会信任的首相，悬浮议会就此产生，而他本人也面临下台。勒文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政府组建前，他本人以及现任内阁成员将行使过渡政府职责。
据悉，瑞典新任议长诺伦将从各主要党派领导人当中提名新首相候选人。议会对新首相的信任投票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勒文遭遇不信任投票后，支持率次高的温和党发起了迅猛攻势。现任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在大选前就同基民盟一起发出信号，不排斥与瑞典民主党为伍，组成右派与极右的联合政府。
而中央党与自由党的党首在大选前中后期始终强调，不考虑有任何瑞典民主党参与的组阁形式。为稳定右派阵营的团结一致，同时为避免左派的强烈反对，克里斯特松拟抛开瑞典民主党，仅联合右派政党组阁。10月11日上午，这一设想遭到了左派和瑞典民主党的联合抵制，失败的原因与勒文相同，其余两支队伍都无法在这一组阁形式内获得与其支持率相当的存在感。
除此之外，—旦形成右派政府，为获得议会多数通过，从而成功推行今后出台的政策，克里斯特松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势必对瑞典民主党进行游说，这无异于变相向其低头，其实质同与其组阁并无二致。
克里斯特松明白自身处境，既不愿意放低姿态同社民党联合执政，也无法招揽瑞典民主党以成就温和党稳固的执政地位，进退维谷间，他提出了新的方案一一温和党单独组阁或与除中央党以外的其余两个右派政党联合执政，一年期满后将视情况邀请中央党加入，慢慢扩大成多数党政府。 而对于中央党，在试图促成社民党与温和党打破传统思维组成跨线政府（右派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未果后，目前摆在党首安妮·略芙面前的是两种选择，朝左走是以社民党党首勒文为首的政府，朝右走则可能是以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任首相组成的“3-2-1”内阁。
而略芙思考的重点在于，对“32-1”组阁方案的妥协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其选民视作是对当初防止瑞典民主党抢夺话语权这一承诺的背叛。安妮·略芙的困境正是瑞典政坛的困境，也是瑞典民主党兴起所带来的必然后果。瑞典民主黨的支持率若进一步攀升，2022年的大选将不再给左派乃至中央党留下选择的余地。
极右势力缘何突起
极右翼势力缘何在瑞典异军突起？原因有二：不同文明的碰撞;全球政经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保守主义姿态。前者指的是瑞典自身面临的难民潮危机，后者则是体系层面的变化。
难民潮发生于2015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此前20年，瑞典正式加入欧盟，凭借数次担任轮值主席国的经验，瑞典渐渐在有关气候变化、冲突预防等议题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通过依托芬兰和北欧理事会，瑞典在欧盟内常常能找到较稳定的结盟。相比在几轮东扩后刚刚入盟的其他成员，瑞典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关于欧盟决策机制的完备知识、成熟的沟通渠道，更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属于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小国。
面对难民，瑞典选择分担责任，并竭力游说欧盟成员国共同应对。从现实角度而言，瑞典是一个逐步走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无论是大力扩招教师队伍、降低教师从业门槛、提高教师职业收入，还是为非师范专业人员提供入职后的师范课程培训，无不展现了瑞典想要将难民群体转为有效劳动力的决心。但来自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地区的难民与瑞典在战后大力招募的东欧等地移民存在很大的区别。
2017年底，宽松的难民身份申请政策告一段落，但难民群体涌入瑞典境内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并未消失。有当地舆论将这些矛盾归因于不同文明的碰撞。
在欧洲遭遇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时，全球政经体系正在慢慢转型。西方文明面临新一轮国际体系的变化，一些国家显露保守主义姿态，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欧洲各国渐趋活跃的民粹政党均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体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瑞典极右势力抬头导致的左右两派博弈困境便不难理解了。温和党与基民盟释放出的不惜与瑞典民主党合流的信号，宣告着由社民党主导的“瑞典模式”正式进入寒冬。至于瑞典组阁何去何从，正如自由党党首比约克隆德在大选前的发言，“这个秋天，耐心是—项极为重要的品质。”
9月中旬瑞典迎来大选，主宰瑞典政坛长达101年的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没有得到过半票数，百年来首次失去独掌政权的地位。瑞典“百年未有之变局”背后，是这个代表北欧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瑞典道路”正遭遇冲击，并逐渐失去民众支持。未来新政府组阁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走向扑朔迷离，也给难民问题带来的“欧洲困境”增添新案例。
曾经笑看风云的瑞典，如今为何陷入乱象频出的局面？极右势力的崛起，是瑞典对难民潮的自然反应，还是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一处缩影？
党派棋局之变
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保持着和挪威类似的五党政治模型，分别为代表劳工群体、号召高福利政策的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分布上最靠左的左翼党，代表资产阶级和高收入群体的温和联合党（简称温和党），代表工商业主、信奉自由主義的自由党，以及在右派阵营中最靠左的中央党。此外，瑞典还出现过一大批微弱小党，但多为昙花一现，最终剩下的仍旧是五大政党。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党（又称绿党）日益崛起。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政党的姐妹党瑞典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也得到不少农场主、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支持。在环境党和基民盟加入后，五党政治模型逐渐更新换代，至21世纪初，七党政治模型已发展得相当成熟。7个党派不仅均能获得5%以上的支持率，跨入议会门槛，还因为每个政党都无法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率，于是抱团组成左右两大阵营，在议会中分庭抗礼，使得政坛相对稳定。
根据意识形态，7个政党从左至右的排序依次是：左翼党、环境党、社民党、中央党、自由党、温和党、基民盟。又根据党徽颜色，左派被称为红绿阵营，右派则被冠以蓝色阵营名号。社民党在这期间始终保持全瑞典支持率第一的地位，其影响力无可撼动。而左派“常胜将军”的姿态，则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到2007年。
到2010年，面对一度的挫败，社民党欲卷土重来，然而其党首莫娜·萨琳却在大选之际陷入丑闻，民众支持率下滑。加之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左派的高福利执政方针不被民众看好，右派再度成为大选赢家。
在这一年（2010年）的大选中，一个新兴政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一一瑞典民主党，一个极右政党，其初期宣传口号相当尖锐，即“把瑞典还给我们”。这句宣传语让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的部分瑞典人似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瑞典民主党支持率超过了5%，成功跻身议会，与原先的七党分坐349个议会席位。
与瑞典大多数其他政党流派迥异的，不仅是民主党独特的意识形态，还有其支持者中社会各阶层的比例。其选民群体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其中27%的支持者仅拥有初中教育水平。从支持者的职业层面看，较大部分是失业、提前退休并接受国家就业帮助的人群。除排斥外来移民、拒绝与欧盟为伍的言论外，瑞典民主党所标榜的其他政治宣传方针也向极右思想靠拢，左右两派则不约而同地与瑞典民主党划清界限，2010年的内阁仍旧只有右派的四大政党。
瑞典民主党的出现，给原本风平浪静的瑞典政坛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过去的民粹政党都没能冲破5%的魔咒，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却在大选后继续攀升。
瑞典民主党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2014年，红绿阵营赢得大选，重归执政舞台，而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飙升至12.9%，这结果令其余政党为之一怔。社民党由于在预算案上与左翼党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遂与环境党组成少数党政府。同年，瑞典《基本法》出台—项新法律条文，即在大选结束后，全体议员将对首相候选人进行表决，如反对人数过半则无法组阁。
左与右的博弈
2018年9月9日，瑞典举行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显示，左派以微弱优势胜出，所获席位未过半，当然右派四大政党的席位数也未过半，这是因为近五分之一的席位被以17.6%的支持率跃至全国第三大党的瑞典民主党收入囊中。
在9月25日首相候选人表决投票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首相斯特凡·勒文的反对票数过半，勒文成为新条文实施后产生的首位不受议会信任的首相，悬浮议会就此产生，而他本人也面临下台。勒文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政府组建前，他本人以及现任内阁成员将行使过渡政府职责。
据悉，瑞典新任议长诺伦将从各主要党派领导人当中提名新首相候选人。议会对新首相的信任投票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勒文遭遇不信任投票后，支持率次高的温和党发起了迅猛攻势。现任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在大选前就同基民盟一起发出信号，不排斥与瑞典民主党为伍，组成右派与极右的联合政府。
而中央党与自由党的党首在大选前中后期始终强调，不考虑有任何瑞典民主党参与的组阁形式。为稳定右派阵营的团结一致，同时为避免左派的强烈反对，克里斯特松拟抛开瑞典民主党，仅联合右派政党组阁。10月11日上午，这一设想遭到了左派和瑞典民主党的联合抵制，失败的原因与勒文相同，其余两支队伍都无法在这一组阁形式内获得与其支持率相当的存在感。
除此之外，—旦形成右派政府，为获得议会多数通过，从而成功推行今后出台的政策，克里斯特松所领导的政府班子，势必对瑞典民主党进行游说，这无异于变相向其低头，其实质同与其组阁并无二致。
克里斯特松明白自身处境，既不愿意放低姿态同社民党联合执政，也无法招揽瑞典民主党以成就温和党稳固的执政地位，进退维谷间，他提出了新的方案一一温和党单独组阁或与除中央党以外的其余两个右派政党联合执政，一年期满后将视情况邀请中央党加入，慢慢扩大成多数党政府。 而对于中央党，在试图促成社民党与温和党打破传统思维组成跨线政府（右派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未果后，目前摆在党首安妮·略芙面前的是两种选择，朝左走是以社民党党首勒文为首的政府，朝右走则可能是以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任首相组成的“3-2-1”内阁。
而略芙思考的重点在于，对“32-1”组阁方案的妥协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其选民视作是对当初防止瑞典民主党抢夺话语权这一承诺的背叛。安妮·略芙的困境正是瑞典政坛的困境，也是瑞典民主党兴起所带来的必然后果。瑞典民主黨的支持率若进一步攀升，2022年的大选将不再给左派乃至中央党留下选择的余地。
极右势力缘何突起
极右翼势力缘何在瑞典异军突起？原因有二：不同文明的碰撞;全球政经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保守主义姿态。前者指的是瑞典自身面临的难民潮危机，后者则是体系层面的变化。
难民潮发生于2015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此前20年，瑞典正式加入欧盟，凭借数次担任轮值主席国的经验，瑞典渐渐在有关气候变化、冲突预防等议题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通过依托芬兰和北欧理事会，瑞典在欧盟内常常能找到较稳定的结盟。相比在几轮东扩后刚刚入盟的其他成员，瑞典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关于欧盟决策机制的完备知识、成熟的沟通渠道，更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属于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小国。
面对难民，瑞典选择分担责任，并竭力游说欧盟成员国共同应对。从现实角度而言，瑞典是一个逐步走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无论是大力扩招教师队伍、降低教师从业门槛、提高教师职业收入，还是为非师范专业人员提供入职后的师范课程培训，无不展现了瑞典想要将难民群体转为有效劳动力的决心。但来自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地区的难民与瑞典在战后大力招募的东欧等地移民存在很大的区别。
2017年底，宽松的难民身份申请政策告一段落，但难民群体涌入瑞典境内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并未消失。有当地舆论将这些矛盾归因于不同文明的碰撞。
在欧洲遭遇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时，全球政经体系正在慢慢转型。西方文明面临新一轮国际体系的变化，一些国家显露保守主义姿态，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欧洲各国渐趋活跃的民粹政党均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体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瑞典极右势力抬头导致的左右两派博弈困境便不难理解了。温和党与基民盟释放出的不惜与瑞典民主党合流的信号，宣告着由社民党主导的“瑞典模式”正式进入寒冬。至于瑞典组阁何去何从，正如自由党党首比约克隆德在大选前的发言，“这个秋天，耐心是—项极为重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