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多年前，有人问金庸先生：人生该如何度过？他答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可惜，金庸先生这个愿望并未完全实现，10月30日，金庸以94岁高龄悄然离世，但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却是飓风级的，想必老先生也不会对此介意，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几代人都会说，“我是看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家都已离去，武侠世界之凋零，使得金庸先生更像是最后的旗帜，他活着，武侠世界就仍有坚守者;而他不在，就要让人感叹，“金庸之后无武侠”了。
◎两次采访金庸音容笑貌犹在
之前偶尔和好友聊起金大侠、武侠小说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世事，聊起学生时代看武侠小说的种种糗事，比如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夜读、有同学上课读被老师没收等，聊起各自最喜欢的一部及其中的人物……未曾想没过多久，便看到了金大侠辞世的消息。
在北京青年报社供职期间，因工作，有缘两次与金大侠面对面。第一次是2003年盛夏的杭州，金大侠西湖论剑。彼时，学者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封笔”的金庸重回读者视野。那一年，金庸79岁。那一次活动的晚饭，主办方安排各地来的媒体记者与金大侠共享“船宴”。“金庸来了”“金庸来了”，一阵骚动之后，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微笑、落座。祖籍浙江的金庸“乡音未改”，说起话来依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老人家的语速不快，思维敏捷，说起家乡美食，如数家珍。
7月底的杭州暑热难当，加之湿度大，人在室外走不多远就会大汗淋漓、蔫头耷脑。年近八十的金大侠却精神很好，晚餐后回所住宾馆，还接受了一波波记者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道别时，他还关心大家说：“天很热，要注意身体。”那一次，金庸让人觉得像和蔼可亲的爷爷。
时隔一年，报社的《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专题报道启动，需要再度采访金庸，因为他是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也是小平同志很佩服的人。我辗转找到金庸秘书的联系方式，电话沟通、邮件发送了采访意图、提纲后，得到这样的答复：“金庸先生年纪大了，不一定能接受采访，而且目前他不在香港。”于是，只能隔三差五地打长途电话询问、忐忑地等待。或许因为涉及邓小平，据说，金庸回到香港得知这一采访请求后，一口答应下来，“可以”。
依然是盛夏，2004年8月12日，我与摄影记者崔峻一同前往位于港岛北角一栋商务大楼的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我们按约定时间稍微早到了五分钟，前台的秘书请我们在外厅稍候。不一会儿，金庸先生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秘书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他的办公室，两面是书柜，一组沙发在中间，有一面是玻璃，看得见海上风景。这一次，老人已经度过80岁生日，依然斯文、和蔼，说话不紧不慢。虽然谈论的是20多年前的往事，金庸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诸多细节在他描述下，仿佛只是刚发生。约定的半个小时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问题没有提，老人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尽管问。”
采访完毕，金庸先生说：“你们每人在我这里选一本书吧，给你们签名。”其实，我们当时准备了他的书，准备让先生签名的。先生遂了我们的愿，将名字签在了我和摄影记者各自心爱的武侠小说上。我至今珍藏。
签名后，崔峻忽然看到金庸办公室摆放的一把剑，便问了一句：“您会武术吗？”老人哈哈大笑着拿过了剑，摇摇头。于是，崔峻镜头里便留下了大侠抽剑的这个精彩瞬间。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后有多个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吵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陕意思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識》 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一一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隋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一一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隋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征集活动，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金庸访谈录
我和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随后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关于传统文化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怎样的？
答：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柒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关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
问：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的作品？
答：中國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
关于自己的小说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传》《红楼梦》，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可惜，金庸先生这个愿望并未完全实现，10月30日，金庸以94岁高龄悄然离世，但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却是飓风级的，想必老先生也不会对此介意，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几代人都会说，“我是看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家都已离去，武侠世界之凋零，使得金庸先生更像是最后的旗帜，他活着，武侠世界就仍有坚守者;而他不在，就要让人感叹，“金庸之后无武侠”了。
◎两次采访金庸音容笑貌犹在
之前偶尔和好友聊起金大侠、武侠小说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世事，聊起学生时代看武侠小说的种种糗事，比如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夜读、有同学上课读被老师没收等，聊起各自最喜欢的一部及其中的人物……未曾想没过多久，便看到了金大侠辞世的消息。
在北京青年报社供职期间，因工作，有缘两次与金大侠面对面。第一次是2003年盛夏的杭州，金大侠西湖论剑。彼时，学者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封笔”的金庸重回读者视野。那一年，金庸79岁。那一次活动的晚饭，主办方安排各地来的媒体记者与金大侠共享“船宴”。“金庸来了”“金庸来了”，一阵骚动之后，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微笑、落座。祖籍浙江的金庸“乡音未改”，说起话来依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老人家的语速不快，思维敏捷，说起家乡美食，如数家珍。
7月底的杭州暑热难当，加之湿度大，人在室外走不多远就会大汗淋漓、蔫头耷脑。年近八十的金大侠却精神很好，晚餐后回所住宾馆，还接受了一波波记者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道别时，他还关心大家说：“天很热，要注意身体。”那一次，金庸让人觉得像和蔼可亲的爷爷。
时隔一年，报社的《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专题报道启动，需要再度采访金庸，因为他是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也是小平同志很佩服的人。我辗转找到金庸秘书的联系方式，电话沟通、邮件发送了采访意图、提纲后，得到这样的答复：“金庸先生年纪大了，不一定能接受采访，而且目前他不在香港。”于是，只能隔三差五地打长途电话询问、忐忑地等待。或许因为涉及邓小平，据说，金庸回到香港得知这一采访请求后，一口答应下来，“可以”。
依然是盛夏，2004年8月12日，我与摄影记者崔峻一同前往位于港岛北角一栋商务大楼的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我们按约定时间稍微早到了五分钟，前台的秘书请我们在外厅稍候。不一会儿，金庸先生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秘书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他的办公室，两面是书柜，一组沙发在中间，有一面是玻璃，看得见海上风景。这一次，老人已经度过80岁生日，依然斯文、和蔼，说话不紧不慢。虽然谈论的是20多年前的往事，金庸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诸多细节在他描述下，仿佛只是刚发生。约定的半个小时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问题没有提，老人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尽管问。”
采访完毕，金庸先生说：“你们每人在我这里选一本书吧，给你们签名。”其实，我们当时准备了他的书，准备让先生签名的。先生遂了我们的愿，将名字签在了我和摄影记者各自心爱的武侠小说上。我至今珍藏。
签名后，崔峻忽然看到金庸办公室摆放的一把剑，便问了一句：“您会武术吗？”老人哈哈大笑着拿过了剑，摇摇头。于是，崔峻镜头里便留下了大侠抽剑的这个精彩瞬间。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后有多个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吵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陕意思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識》 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一一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隋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一一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隋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征集活动，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金庸访谈录
我和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随后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关于传统文化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怎样的？
答：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柒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关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
问：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的作品？
答：中國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
关于自己的小说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传》《红楼梦》，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