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描写了美国早期女性移民者的拓荒开垦生活,塑造了坚强不屈的拓荒者形象。本文作者力求结合自己对女性的态度,从该小说层叠的叙事角度分析,解读小说中女性角色并未被赋予话语权这一事实。
关键词: 《我的安东尼亚》 性别 权力 层叠叙述 话语权
《我的安东尼亚》是薇拉·凯瑟的边境小说之一,通常被定义为是一部赞美早期拓荒女性坚韧不屈精神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表现了女主人公如何克服童年的贫困和青少年时期的失误最后找到幸福的生活”(《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然而,结合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态度,并从其叙事角度切入分析该作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的安东尼亚》中拓荒女性的性格是坚强勇敢的,但是在层叠的叙事结构中她们失去了话语权,因而她们的声音被湮没于男性的文字和语言之下,几乎微不可闻。
《我的安东尼亚》采用层叠的叙事结构,一位作家引用了一个男人叙述的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即“薇拉·凯瑟”(可能是作者本人,也可能不是)——引言中的“我”,一个作家,其实更恰当的身份是一个编辑;引用了吉姆·伯登的故事,而故事中吉姆·伯登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他的”安东尼亚的故事。因此,安东尼亚可以在叙事层面上被理解为只是一个“人像”,而不是一个“人物”(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1994)。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小说中所有女性的声音,包括安东尼亚、里娜、哈林斯等,也就是薇拉·凯瑟以自己童年回忆为原型塑造的角色,都是通过吉姆·伯登的回忆、想象和欲望过滤后而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阐释该小说中女性的话语权:她们的呼声和呐喊在薇拉·凯瑟笔下都是无声的、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
一、叙述者的性别与权力
在《我的安东尼亚》中薇拉·凯瑟通过塑造吉姆·伯登这一男性叙述者角色,进而由他叙述出凯瑟对自己童年的回忆。然而,正是吉姆·伯登的性别引发了对小说主题的极大争议。如果说凯瑟的初衷是要赞美早期移民中女性独立坚强的性格和充满着与大自然接近的生机活力,那么为什么要通过一个男性的声音叙述出来,而且是一个居住在纽约、事业成功的美国上层男性白人?
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凯瑟虽然渴望描述出波西米亚女孩在她记忆中的美好,但是由于受到其自我对女性怀疑态度的影响,在这种矛盾中,她选择了妥协,采用了传统的男性的视角来写出她自己的故事,这或者能够让当时的读者更易于接受。那么,我们所阅读到的、所理解到的,关于安东尼亚的一切,其实都是吉姆·伯登版本的故事,而并不是薇拉·凯瑟自己的,更不是安东尼亚自己的。
凯瑟很少修改自己已经出版的小说,但是《我的安东尼亚》是个例外。在1918年的版本中,薇拉·凯瑟在前言里说明以下的故事是“我”在吉姆·伯登手稿的基础上作了改进而发表的。1926年再版,薇拉·凯瑟将“我”的性别模糊化,吉姆·伯登也变成了小说的唯一作者,“我”只是将他的手稿完好地呈现出来。凯瑟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小说的结构简单化,避免读者对吉姆·伯登故事可信度的怀疑。然而这一变化使得整个故事彻底变成了这一位男性叙述者的故事,他具有随意定义或删改故事中人物的话语的权力。
在前言里,吉姆·伯登在将手稿交给“我”时,又急切而郑重地在标题“安东尼亚”之前加上“我的”,似乎在刻意强调安东尼亚的所有权,只属于他本人,不容许他人侵犯或给出其它解读的可能性,从而体现出一种占有欲望和拥有的权力,而这种欲望与权力在当时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条件下又显得十分理所当然。
吉姆·伯登这一人物性格带有明显的双性特征,在某些情节里,他刻意强调自己与安东尼奥的身份差异和性别差异;然而在某些情节里,性别差异似乎不重要,在读者看来,就像是凯瑟自己本人在从同性的角度看待安东尼亚。
对于具有“浪漫主义情结”的吉姆·伯登来说,语言反映了社会所赋予的性别和地位差异。因此他讨厌安东尼亚时不时的“优越的语调”(《我的安东尼亚》,P43),认为“我是男孩她是女孩”,女孩就该有女孩的说话方式。在去彼得和皮威尔家的路上,吉姆·伯登和安东尼亚险些被一条大蟒蛇攻击。多亏当时吉姆·伯登急中生智,勇敢地打死了蟒蛇,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得到了安东尼亚的称赞。从此吉姆·伯登在安东尼亚心目中确立了男子汉大丈夫的强大形象,而那之后安东尼亚再也不因为自己年长伯登几岁而看不起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遇到蛇之后,安东尼亚一反往常坚强勇敢的形象,躲到了吉姆·伯登的身后,并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她的本土波西米亚语。而事后吉姆·伯登对她胆小的这一行为非常恼火,责备她是“喋喋不休的粗人”(《我的安东尼亚》,P46)。因此在吉姆·伯登的想象和愿望中,安东尼亚是一个在危险来临时需要男人保护的女人,而他也如愿以偿地在安东尼亚这儿得到了男人的满足感。凯瑟出色地描写出了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对待女孩的心态,也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心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中,安东尼亚失去了她的话语权,是“粗人”还是“被生活摧残打败”(《我的安东尼亚》,P235),都只是吉姆·伯登对她的主观评价,而是不是她真正的想法。
吉姆·伯登在强调自己与安东尼亚身份地位性别各方面差异的同时,却不由自主地与其连为一体,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和价值观去看待另一个女性。吉姆·伯登在离开黑鹰镇二十多年后再次回来,终于决定去看一个看“他的”安东尼亚。他都对自己一直迟迟不肯再会安东尼亚的解释是,害怕曾经属于“他的”安东尼亚已经被生活摧残打败,不再拥有儿时的纯真和活力。然而当他看到安东尼亚虽然生活得很艰辛,也不复昔日的青春美丽,却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时,他是同情和尊重安东尼亚的,不管在她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在这里,薇拉·凯瑟将自己对于移民女性的同情与理解移植到了吉姆·伯登身上。
二、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怀疑态度
薇拉·凯瑟将《我的安东尼亚》视为自己写作生涯的一大突破,“当我停止仰慕而开始回忆时,生活才真正开始”。可以说在《我的安东尼亚》里,薇拉·凯瑟才真正将回忆转化为艺术(《〈我的安东尼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然而,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文学创作能力却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她一直否认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为此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创始人之一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称凯瑟为“讨厌女人的女人”;但是与此同时,凯瑟却又不承认性别差异,坚持男女在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薇拉·凯瑟在发表第一部小说《亚历山大的桥》之前,1895年,作为一名杂志编辑兼专栏作家,她曾声称对女性创作的文学没有多少信心:“通常情况下,我如果看见了女性作家的新书宣传,也只会挑选男性作家写的书……我注意到,男性才是文学的伟大主人,因此选择读什么书时我不想冒险。”凯瑟一直对女性的文学艺术创造能力持怀疑态度,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也不抱有信心。直到遇到朋友兼导师的朱厄特——当时已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后,她的才能才被真正激发出来。
然而,同一时期,薇拉·凯瑟在《家庭月刊》上发表文章夸口说:“我是女孩这样一个事实从不能减弱我成为一个教皇或者皇帝的雄心。”除此之外,她还敦促父母,为孩子们选书时不要刻意区分“男孩读物或女孩读物”,而是选择两者皆可的书(《薇拉·凯瑟作品及评论》,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0)。值得注意的是,“女孩读物”和“男孩读物”,以及其他以性别为划分的标准,都是凯瑟成长和生活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的。从《我的安东尼亚》叙事手法中可以看出,抛开虚张声势的“雄心”,凯瑟其实正为这样的性别歧视所迷惑与苦恼。正如特伦斯·马丁所说:“凯瑟的叙述者,简单说来,就是她表达涵义和价值的媒介。”(《薇拉·凯瑟的回忆艺术,1969》)《我的安东尼亚》正是嵌于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女性被捆绑家庭之中,极少人能怀有或保持有“成为一个教皇或者皇帝的雄心”。因此,《我的安东尼亚》是薇拉·凯瑟的抗争,她既歌颂女性坚强的一面,又反映出她们在男性主导社会里的从属地位。
三、结语
在《我的安东尼亚》里,薇拉·凯瑟采用层叠的叙述手法,女性的声音只是被吉姆·伯登罗曼蒂克化了的声音,是回声的回声,微弱到不足以表达她们的自我看法(玛瑞丽·林达曼,《〈我的安东尼亚〉的叙事手法》,1989)。与吉姆·伯登急切地宣称的“我的”形成鲜明对比,安东尼亚和其他小说中的女性从未如此大胆和自由地宣称过任何事情。我们听不到真正属于安东尼亚自己的声音,更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真正内心世界。
因此,通过对薇拉·凯瑟对女性态度的了解,和对《我的安东尼亚》叙事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始终拥有改写、诠释和判断女性话语的权力。《我的安东尼亚》能够成为永恒的世界文学经典著作,不仅因为它描绘出了早期拓荒女性坚强不屈的形象,而且在于它以层叠的叙事手法,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被男性叙述者主观化、偏见化甚至扭曲化的关于女性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当时社会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
参考文献:
[1]欧布恩·沙伦.《我的安东尼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玛瑞丽·林达曼.《我的安东尼亚》的叙事手法,1989.
[3]威廉·卡汀.薇拉·凯瑟作品及评论.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0.
[4]陶洁.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休顿·马佛林公司出版社,1954.
[6]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的回忆艺术,1969.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8.
指导老师:刘会民
关键词: 《我的安东尼亚》 性别 权力 层叠叙述 话语权
《我的安东尼亚》是薇拉·凯瑟的边境小说之一,通常被定义为是一部赞美早期拓荒女性坚韧不屈精神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表现了女主人公如何克服童年的贫困和青少年时期的失误最后找到幸福的生活”(《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然而,结合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态度,并从其叙事角度切入分析该作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的安东尼亚》中拓荒女性的性格是坚强勇敢的,但是在层叠的叙事结构中她们失去了话语权,因而她们的声音被湮没于男性的文字和语言之下,几乎微不可闻。
《我的安东尼亚》采用层叠的叙事结构,一位作家引用了一个男人叙述的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即“薇拉·凯瑟”(可能是作者本人,也可能不是)——引言中的“我”,一个作家,其实更恰当的身份是一个编辑;引用了吉姆·伯登的故事,而故事中吉姆·伯登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他的”安东尼亚的故事。因此,安东尼亚可以在叙事层面上被理解为只是一个“人像”,而不是一个“人物”(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1994)。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小说中所有女性的声音,包括安东尼亚、里娜、哈林斯等,也就是薇拉·凯瑟以自己童年回忆为原型塑造的角色,都是通过吉姆·伯登的回忆、想象和欲望过滤后而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阐释该小说中女性的话语权:她们的呼声和呐喊在薇拉·凯瑟笔下都是无声的、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
一、叙述者的性别与权力
在《我的安东尼亚》中薇拉·凯瑟通过塑造吉姆·伯登这一男性叙述者角色,进而由他叙述出凯瑟对自己童年的回忆。然而,正是吉姆·伯登的性别引发了对小说主题的极大争议。如果说凯瑟的初衷是要赞美早期移民中女性独立坚强的性格和充满着与大自然接近的生机活力,那么为什么要通过一个男性的声音叙述出来,而且是一个居住在纽约、事业成功的美国上层男性白人?
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凯瑟虽然渴望描述出波西米亚女孩在她记忆中的美好,但是由于受到其自我对女性怀疑态度的影响,在这种矛盾中,她选择了妥协,采用了传统的男性的视角来写出她自己的故事,这或者能够让当时的读者更易于接受。那么,我们所阅读到的、所理解到的,关于安东尼亚的一切,其实都是吉姆·伯登版本的故事,而并不是薇拉·凯瑟自己的,更不是安东尼亚自己的。
凯瑟很少修改自己已经出版的小说,但是《我的安东尼亚》是个例外。在1918年的版本中,薇拉·凯瑟在前言里说明以下的故事是“我”在吉姆·伯登手稿的基础上作了改进而发表的。1926年再版,薇拉·凯瑟将“我”的性别模糊化,吉姆·伯登也变成了小说的唯一作者,“我”只是将他的手稿完好地呈现出来。凯瑟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小说的结构简单化,避免读者对吉姆·伯登故事可信度的怀疑。然而这一变化使得整个故事彻底变成了这一位男性叙述者的故事,他具有随意定义或删改故事中人物的话语的权力。
在前言里,吉姆·伯登在将手稿交给“我”时,又急切而郑重地在标题“安东尼亚”之前加上“我的”,似乎在刻意强调安东尼亚的所有权,只属于他本人,不容许他人侵犯或给出其它解读的可能性,从而体现出一种占有欲望和拥有的权力,而这种欲望与权力在当时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条件下又显得十分理所当然。
吉姆·伯登这一人物性格带有明显的双性特征,在某些情节里,他刻意强调自己与安东尼奥的身份差异和性别差异;然而在某些情节里,性别差异似乎不重要,在读者看来,就像是凯瑟自己本人在从同性的角度看待安东尼亚。
对于具有“浪漫主义情结”的吉姆·伯登来说,语言反映了社会所赋予的性别和地位差异。因此他讨厌安东尼亚时不时的“优越的语调”(《我的安东尼亚》,P43),认为“我是男孩她是女孩”,女孩就该有女孩的说话方式。在去彼得和皮威尔家的路上,吉姆·伯登和安东尼亚险些被一条大蟒蛇攻击。多亏当时吉姆·伯登急中生智,勇敢地打死了蟒蛇,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得到了安东尼亚的称赞。从此吉姆·伯登在安东尼亚心目中确立了男子汉大丈夫的强大形象,而那之后安东尼亚再也不因为自己年长伯登几岁而看不起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遇到蛇之后,安东尼亚一反往常坚强勇敢的形象,躲到了吉姆·伯登的身后,并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她的本土波西米亚语。而事后吉姆·伯登对她胆小的这一行为非常恼火,责备她是“喋喋不休的粗人”(《我的安东尼亚》,P46)。因此在吉姆·伯登的想象和愿望中,安东尼亚是一个在危险来临时需要男人保护的女人,而他也如愿以偿地在安东尼亚这儿得到了男人的满足感。凯瑟出色地描写出了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对待女孩的心态,也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心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中,安东尼亚失去了她的话语权,是“粗人”还是“被生活摧残打败”(《我的安东尼亚》,P235),都只是吉姆·伯登对她的主观评价,而是不是她真正的想法。
吉姆·伯登在强调自己与安东尼亚身份地位性别各方面差异的同时,却不由自主地与其连为一体,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和价值观去看待另一个女性。吉姆·伯登在离开黑鹰镇二十多年后再次回来,终于决定去看一个看“他的”安东尼亚。他都对自己一直迟迟不肯再会安东尼亚的解释是,害怕曾经属于“他的”安东尼亚已经被生活摧残打败,不再拥有儿时的纯真和活力。然而当他看到安东尼亚虽然生活得很艰辛,也不复昔日的青春美丽,却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时,他是同情和尊重安东尼亚的,不管在她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在这里,薇拉·凯瑟将自己对于移民女性的同情与理解移植到了吉姆·伯登身上。
二、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怀疑态度
薇拉·凯瑟将《我的安东尼亚》视为自己写作生涯的一大突破,“当我停止仰慕而开始回忆时,生活才真正开始”。可以说在《我的安东尼亚》里,薇拉·凯瑟才真正将回忆转化为艺术(《〈我的安东尼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然而,薇拉·凯瑟对女性的文学创作能力却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她一直否认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为此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创始人之一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称凯瑟为“讨厌女人的女人”;但是与此同时,凯瑟却又不承认性别差异,坚持男女在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薇拉·凯瑟在发表第一部小说《亚历山大的桥》之前,1895年,作为一名杂志编辑兼专栏作家,她曾声称对女性创作的文学没有多少信心:“通常情况下,我如果看见了女性作家的新书宣传,也只会挑选男性作家写的书……我注意到,男性才是文学的伟大主人,因此选择读什么书时我不想冒险。”凯瑟一直对女性的文学艺术创造能力持怀疑态度,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也不抱有信心。直到遇到朋友兼导师的朱厄特——当时已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后,她的才能才被真正激发出来。
然而,同一时期,薇拉·凯瑟在《家庭月刊》上发表文章夸口说:“我是女孩这样一个事实从不能减弱我成为一个教皇或者皇帝的雄心。”除此之外,她还敦促父母,为孩子们选书时不要刻意区分“男孩读物或女孩读物”,而是选择两者皆可的书(《薇拉·凯瑟作品及评论》,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0)。值得注意的是,“女孩读物”和“男孩读物”,以及其他以性别为划分的标准,都是凯瑟成长和生活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的。从《我的安东尼亚》叙事手法中可以看出,抛开虚张声势的“雄心”,凯瑟其实正为这样的性别歧视所迷惑与苦恼。正如特伦斯·马丁所说:“凯瑟的叙述者,简单说来,就是她表达涵义和价值的媒介。”(《薇拉·凯瑟的回忆艺术,1969》)《我的安东尼亚》正是嵌于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女性被捆绑家庭之中,极少人能怀有或保持有“成为一个教皇或者皇帝的雄心”。因此,《我的安东尼亚》是薇拉·凯瑟的抗争,她既歌颂女性坚强的一面,又反映出她们在男性主导社会里的从属地位。
三、结语
在《我的安东尼亚》里,薇拉·凯瑟采用层叠的叙述手法,女性的声音只是被吉姆·伯登罗曼蒂克化了的声音,是回声的回声,微弱到不足以表达她们的自我看法(玛瑞丽·林达曼,《〈我的安东尼亚〉的叙事手法》,1989)。与吉姆·伯登急切地宣称的“我的”形成鲜明对比,安东尼亚和其他小说中的女性从未如此大胆和自由地宣称过任何事情。我们听不到真正属于安东尼亚自己的声音,更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真正内心世界。
因此,通过对薇拉·凯瑟对女性态度的了解,和对《我的安东尼亚》叙事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始终拥有改写、诠释和判断女性话语的权力。《我的安东尼亚》能够成为永恒的世界文学经典著作,不仅因为它描绘出了早期拓荒女性坚强不屈的形象,而且在于它以层叠的叙事手法,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被男性叙述者主观化、偏见化甚至扭曲化的关于女性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当时社会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
参考文献:
[1]欧布恩·沙伦.《我的安东尼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玛瑞丽·林达曼.《我的安东尼亚》的叙事手法,1989.
[3]威廉·卡汀.薇拉·凯瑟作品及评论.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0.
[4]陶洁.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休顿·马佛林公司出版社,1954.
[6]欧布恩·沙伦.薇拉·凯瑟的回忆艺术,1969.内布加斯拉大学出版社,1978.
指导老师:刘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