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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网络信息传播有其特色与优势，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性。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需要从应对理念和力量整合上对其信息传播予以必要的引导。
关键词：网络社会 信息传播 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016-02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用户达到7.24亿，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使网络微信息的传播具有了更深更广的渗透力。网络社会所倡导的“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在信息传播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网络信息也因其传播的便捷化、草根化、碎片化等特质而形成了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需要在传播效果上予以关注和引导。
一、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性
（1）信息开放性与信息狭隘性的矛盾。微时代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无限开放性，其载体包括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所有媒体，即新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以体现其开放性。但新媒体的生存之道在于关注度和应用普及率，这既是新媒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商机，也是影响新媒体基本立场与价值选择的黑洞。信息狭隘性即来自于信息发布者对信息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信息传播的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在成为传播中的信息时，它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因此，可以将《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再加以丰富，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有选择性的即时传播”。这就构成了开放性与狭隘性的矛盾。
（2）信息结构性与信息解构性的矛盾。如果把网络传播模式之前的时期称为传统传播模式时代的话，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信息的传播是级层化的，逐级、逐层、逐步推进，时间线清晰可循。网络传播模式之下，信息传播是平层化的，是瞬时性的。信息的最先获取者往往是网络利用率较高的青年人，这一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处于可塑状态。其造成的背反律是，受教育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可能不成体系，但足以对教育施加者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从而解构了教育施加者的权威与形象，并消解价值引导的实际效果。
（3）理性化期待与非理性特性的矛盾。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法治社会。理性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国人比较普遍的整体主义、经验主义、直觉主义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根基。在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的思路上，建立理性的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和民主化、理性化的社会体制是得到公认的路径。而这种需求正反映了我们非理性因素在文化和社会中的欠缺，尤其是虚拟社会尚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网络上的非理性行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常态化”。
二、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与应对
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交往场域、交往行为、群聚结构、话语逻辑等等，但最突出、最深刻和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改变现实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积极面看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从现实空间延伸到了虚拟空间，从现实社会延伸到了虚拟社会，话语表达更加自由，沟通更加便捷等等。尤其是信息交互、群体交流、即时参与、体验分享等，拉近了人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从消极面看，在生活方式虚拟化的过程中，一些积极的、传统的观念、行为、文化发生了异变，尤其是在新的群聚方式形成过程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最基本的群聚方式是地缘、亲缘。在网络传播模式时代，网缘也成为新的基本的群聚方式），网络上一些特殊的层级分化聚合值得注意，一些个体的行为会借助新媒体迅速成为微众、小众甚至有大众的趋势。
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从积极面看是网络信息传播给予意识形态引导无限广阔的展现舞台，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自主意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从消极面看，正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等特征，使信息流转变得轻率、快捷、易于发酵。尤其是缺少权威、信服的信息源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引导，人的自主意识并不是必然地行进在正确的轨道。民众对新媒体信息的分析与选择体现了更多的主观性和从众性。无序纷杂的海量信息可能使得独立思考和批判质疑失去真实的焦点。
基于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对传播效果应予以有效引导。面对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诸项挑战，应对理念须有两个转向：一是解决问题应从技术思辨转向文化思辨。技术思辨的主要问题在于，仅仅将网络传播所展现的特征作为一种纯粹技术特征，其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影响与带来的问题也被简单地归于技术本身，并且认为可以通过技术的革新得到解决。在这种思路下，我们通常会采用“查”“封”“堵”的方式解决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所引发的外显问题。文化思辨的长处在于，着眼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一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化，这里的文化取义“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关注在技术层面之上的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下转第15页）
（上接第16页）
文化思辨的工作目标是改变内心。二是面对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文化样态，建构理念要从网络文化转向虚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概念，虚拟文化比网络文化更符合当前网络信息传播的文化现实。以较为系统的虚拟文化引领网络社会的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有利于增强引领的文化自信。以网络文化作为当前文化样态的概括，容易导致将网络文化理解为因西方互联网络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是基于技术基础上而发生的以西方文化为先锋的亚文化。而实际上，这种错误理解割裂了文化与生俱来的虚拟本性，并且误导该种文化样态生成、发展的历史演化，不利于在网络时代掌握文化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虚拟文化样态不仅不是舶来品，也不是突现式或突变式的，而是文化的虚拟基因在特定技术发展阶段充分彰显的必然呈现。
面对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诸项挑战，在应对的措施上也应实现平台与渠道的两个协同整合：一是网络传播平台、传统传播平台的协同与整合。网络传播平台首先在于信息传播的“快”“准”，在第一时间实现信息传播，基于传播时效性，侧重其准确真实。而传统传播平台要更加注重“精”“深”，在泛信息的时代，在去中心化和去權威化的背景下，传统传播平台更应展示其专业优势，以深刻性和公信度巩固其既有地位。二是价值引导上传统工作模式与新兴网络工作模式的协同与融合。价值引导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网络工作模式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隔空对话、隔空交流，突破时空限制，这既是网络价值引导的优势，也是其最大的不足。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以坦诚、信任、理性作为支点的传统工作模式，其效果的渗透力、感染力是“虚拟交流”无法企及的。这一点意味着，在网络传播时代，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或者说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与新兴工作模式的有效结合和双向协同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7-08/04/c_1121427672.htm.
[2]赵建军.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0）：49-51.
[3]方金友.网络社会的嬗变进程与基本特征[J].学术界，2014（9）：101-103.
[4]唐亚阳，刘宇.中国网络文化20年研究综述[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2-133.
责任编辑：景辰
关键词：网络社会 信息传播 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016-02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用户达到7.24亿，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使网络微信息的传播具有了更深更广的渗透力。网络社会所倡导的“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在信息传播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网络信息也因其传播的便捷化、草根化、碎片化等特质而形成了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需要在传播效果上予以关注和引导。
一、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性
（1）信息开放性与信息狭隘性的矛盾。微时代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无限开放性，其载体包括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所有媒体，即新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以体现其开放性。但新媒体的生存之道在于关注度和应用普及率，这既是新媒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商机，也是影响新媒体基本立场与价值选择的黑洞。信息狭隘性即来自于信息发布者对信息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信息传播的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在成为传播中的信息时，它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因此，可以将《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再加以丰富，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有选择性的即时传播”。这就构成了开放性与狭隘性的矛盾。
（2）信息结构性与信息解构性的矛盾。如果把网络传播模式之前的时期称为传统传播模式时代的话，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信息的传播是级层化的，逐级、逐层、逐步推进，时间线清晰可循。网络传播模式之下，信息传播是平层化的，是瞬时性的。信息的最先获取者往往是网络利用率较高的青年人，这一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处于可塑状态。其造成的背反律是，受教育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可能不成体系，但足以对教育施加者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从而解构了教育施加者的权威与形象，并消解价值引导的实际效果。
（3）理性化期待与非理性特性的矛盾。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法治社会。理性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国人比较普遍的整体主义、经验主义、直觉主义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根基。在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的思路上，建立理性的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和民主化、理性化的社会体制是得到公认的路径。而这种需求正反映了我们非理性因素在文化和社会中的欠缺，尤其是虚拟社会尚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网络上的非理性行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常态化”。
二、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与应对
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交往场域、交往行为、群聚结构、话语逻辑等等，但最突出、最深刻和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改变现实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积极面看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从现实空间延伸到了虚拟空间，从现实社会延伸到了虚拟社会，话语表达更加自由，沟通更加便捷等等。尤其是信息交互、群体交流、即时参与、体验分享等，拉近了人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从消极面看，在生活方式虚拟化的过程中，一些积极的、传统的观念、行为、文化发生了异变，尤其是在新的群聚方式形成过程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最基本的群聚方式是地缘、亲缘。在网络传播模式时代，网缘也成为新的基本的群聚方式），网络上一些特殊的层级分化聚合值得注意，一些个体的行为会借助新媒体迅速成为微众、小众甚至有大众的趋势。
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从积极面看是网络信息传播给予意识形态引导无限广阔的展现舞台，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自主意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从消极面看，正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等特征，使信息流转变得轻率、快捷、易于发酵。尤其是缺少权威、信服的信息源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引导，人的自主意识并不是必然地行进在正确的轨道。民众对新媒体信息的分析与选择体现了更多的主观性和从众性。无序纷杂的海量信息可能使得独立思考和批判质疑失去真实的焦点。
基于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在矛盾，对传播效果应予以有效引导。面对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诸项挑战，应对理念须有两个转向：一是解决问题应从技术思辨转向文化思辨。技术思辨的主要问题在于，仅仅将网络传播所展现的特征作为一种纯粹技术特征，其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影响与带来的问题也被简单地归于技术本身，并且认为可以通过技术的革新得到解决。在这种思路下，我们通常会采用“查”“封”“堵”的方式解决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所引发的外显问题。文化思辨的长处在于，着眼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一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化，这里的文化取义“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关注在技术层面之上的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下转第15页）
（上接第16页）
文化思辨的工作目标是改变内心。二是面对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文化样态，建构理念要从网络文化转向虚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概念，虚拟文化比网络文化更符合当前网络信息传播的文化现实。以较为系统的虚拟文化引领网络社会的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有利于增强引领的文化自信。以网络文化作为当前文化样态的概括，容易导致将网络文化理解为因西方互联网络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是基于技术基础上而发生的以西方文化为先锋的亚文化。而实际上，这种错误理解割裂了文化与生俱来的虚拟本性，并且误导该种文化样态生成、发展的历史演化，不利于在网络时代掌握文化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虚拟文化样态不仅不是舶来品，也不是突现式或突变式的，而是文化的虚拟基因在特定技术发展阶段充分彰显的必然呈现。
面对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诸项挑战，在应对的措施上也应实现平台与渠道的两个协同整合：一是网络传播平台、传统传播平台的协同与整合。网络传播平台首先在于信息传播的“快”“准”，在第一时间实现信息传播，基于传播时效性，侧重其准确真实。而传统传播平台要更加注重“精”“深”，在泛信息的时代，在去中心化和去權威化的背景下，传统传播平台更应展示其专业优势，以深刻性和公信度巩固其既有地位。二是价值引导上传统工作模式与新兴网络工作模式的协同与融合。价值引导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网络工作模式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隔空对话、隔空交流，突破时空限制，这既是网络价值引导的优势，也是其最大的不足。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以坦诚、信任、理性作为支点的传统工作模式，其效果的渗透力、感染力是“虚拟交流”无法企及的。这一点意味着，在网络传播时代，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或者说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与新兴工作模式的有效结合和双向协同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7-08/04/c_1121427672.htm.
[2]赵建军.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0）：49-51.
[3]方金友.网络社会的嬗变进程与基本特征[J].学术界，2014（9）：101-103.
[4]唐亚阳，刘宇.中国网络文化20年研究综述[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2-133.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