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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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祎琳 自小到大，我的学生时代，在一条街上读了十二年。 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城墙边的建国路读书。这是一条古旧，也很有市井烟火的老街，上学途中会经过明城墙，学校对面是张学良公馆。小时候听姥爷说，我们学校是张学良当年为解决东北军将士子女的入学问题创办的，学校的小楼很有西式的味道。 姥爷同我讲，四十年代抗战时，我们学校底下有个防空洞，当年他还在里面躲过飞机轰炸。上学路上，杨絮飞在空中惹得鼻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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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祎琳
自小到大，我的学生时代，在一条街上读了十二年。
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城墙边的建国路读书。这是一条古旧，也很有市井烟火的老街，上学途中会经过明城墙，学校对面是张学良公馆。小时候听姥爷说，我们学校是张学良当年为解决东北军将士子女的入学问题创办的，学校的小楼很有西式的味道。
姥爷同我讲，四十年代抗战时，我们学校底下有个防空洞，当年他还在里面躲过飞机轰炸。上学路上，杨絮飞在空中惹得鼻子酸，常常会想到在战乱年间，学校也许是人们日夜向往的清静之地。建国路这条街，还有一处地方日日走过，对儿时的我来说却又那样神秘与向往，陕西作协。作协的建筑和张学良公馆低矮的老房子一样，在记忆里这座小楼夏天是清凉的，外墙满是爬山虎，回想起来像是语文课本叶圣陶笔下的景色，“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在这样一条有年代印迹的路上，我总能在其中找到文学的乐趣。我是怎样喜欢上语文的，现在记忆中还有一幅很立体的画面，小学一年级第一堂课，学的是拼音书写，老师第一个夸奖我的字母写得饱满工整。无意中的一句话，却给了我对于这门学科的很大鼓励。这些年，其他学科总需要足够的努力才能考得平均不拉分，语文却是从来没有下过功夫，但成绩高于所有学科。
中学时期，兴趣使然，我用了很大的气力读杂书。看到汪曾祺先生在写他儿时上学的经历，像是从一个国学大师的笔下，窥见一个小小的我。同先生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个画画的，我很喜欢在他的旁边学他的样子。在没有学习拿筷子的童年，我已经开始学习如何握毛笔，父亲画画，我也拿着笔抢着画。研磨、铺纸，看着毛笔在父亲的手中点染出花鸟鱼虫，国画的意蕴深浅是需要拿自我的气息胸襟养成的，画中的纯净与绘画者自身离不开关系。
汪曾祺先生在书中讲，他除了画画，国文成绩一直很好，学生时代遇见的老师都是有正派文气的。而后在写小说时，画画“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我向往于先生写《受戒》这篇小说时，“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的一串脚印”，一串脚印写下的是少女英子甜甜淡淡的懵懂情感，出于繪画角度，应是留白的余味。绘画、看杂书的兴趣，对日后学起古诗很有帮助，更能体会古人寄情于山水的哀乐。高中时，自己的“偶像”总是与周围的人不太一样，提到苏轼，会讲出一连串苏轼的故事，“如何写成的《猪肉颂》”，“河东狮吼”的由来等等。同桌初听饶有兴致，在反反复复听我提及喜欢的人后，一面接出下句眉山苏子瞻，一面摇头莞尔。
进入大学，如愿了自小心底的热爱，在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得知学院的前院长是陈忠实先生，回忆起高中有一天放学，在作协纪念陈忠实先生病逝的追悼会上，看到大厅中一幅幅挽联，“一支巨笔，直书时序百年梦;千篇真文，尽抒乾坤万里心”，想到他笔下的人物“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学校对文学院的建设很重视，遇到的老师也很重视对文学的系统教学。我会偶尔写一点自己对于诗文的理解，老师总是能严谨地指出文字的缺失之处。常和老师聊天，总是深受教益，他认为学习文学应有两方面必备的能力。一是文学应注重气理，文以气为主，巧拙有素。二是文学素养与经历视野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沧浪亭》若是不知历史缘故，观之平平无奇，而在学习了苏舜钦的“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其文，才能怀古晓畅，知其悠然。
深深浅浅地经历了这些小事，让我对于文学的热爱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十年来，自己喜欢的语文、喜欢的文学，是在阅读诗书中、在生活感悟中滋养的。对生活执着，文字的一笔一划，也是对生活的描摹，描摹后的文字，会组成一本书。对文学感兴趣的小小孩童也许会读到这本书，在一本本书中成长，在书文中感受生活，认真生活。
季羡林说的一句话总是在我心里，“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十年，从老师无意中的鼓励，再到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读书融入到我生活的每一处。在大学余下的时间，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也是读书。读书让我学会了成长，在成长中，我学会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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