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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推荐《园丁之歌》
1972年冬至1973年春，华国锋回湖南时，在长沙看了几场小戏，有《园丁之歌》《送货路上》《两张图纸》。《两张图纸》讲青年干部想盖队部，老年干部想修水库，最后老年干部说服了青年干部，没有盖队部，而是修了水库。
《园丁之歌》原是长沙碧湘街小学师生创作的花鼓戏《新教师》，后经专业作者加工，改名为《园丁之歌》。后又改编为湘剧。戏的内容讲小学生陶利淘气，不爱学习，一心想当火车司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上过学也能当火车司机，所以自己交白卷也可以当火车司机。男老师方觉（年长）教育他：读书也是为革命，你这样不爱学习将来当不了火车司机。但是方老师态度生硬，见陶利不听，就不准他进课堂。家访时，方老师没收了陶利的小火车。另一个年轻女老师俞英，认为适当的纪律是必要的，但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耐心细致地做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并帮助陶利修好了坏的小火车。她因势利导问陶利：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有2520公里，每小时行驶60公里，多久能开到？陶利算不出来。俞老师给他讲：你的父亲因为受压迫不能上学，到铁路上当了童工，没有文化凭死记才学会开火车。他现在刻苦学习。你们要接班，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陶利顿时醒悟过来，拿出练习本做作业。这时，方老师赶来，将没收的小火车还给陶利。俞老师看见一列火车驶来，说：“新的一代在茁壮成长，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编剧小心地避开了教育革命的重点———大学、中学，仅以小学教育为例，宣传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宣传“读书也是为革命”“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批判了不学习交白卷的错误做法。为了表现路线斗争，增加戏剧冲突，特别安排了两位老师，年长的态度生硬，年轻的对学生满腔热忱。最后，年长的老师承认了错误，肯定年轻人的正确，以表现“文革”以来“教育革命”的成果。
华国锋看到“文革”以来学校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甚为流行，认为长久下去贻害无穷，应该批判“读书无用论”，反对交白卷，应该提倡教师敢于管理，敢于教学。这个戏反映的问题很普遍，切中时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九一三”事件后，批判“左”的错误，人们要求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老师敢于教书，学生努力学习。如果连小学生都交白卷，普及小学教育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大幅度下降，怎么发展科技，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知道毛泽东喜欢看家乡戏，回来向汪东兴、吴德推荐，说：“能不能拍成电影？”吴德是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汪东兴、吴德认为这个戏很好，1973年3月，派人到湖南拍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带回北京。
谁也没有想到，《园丁之歌》却引起一场波澜。
电影拍回来后，华国锋因为忙工作，没有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第一次看了电影，没有讲话；第二次又看了一次，看出问题了。
毛远新树“白卷”典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什么第一次没有“看出”问题，而第二次就看出了问题呢？他们为什么拿《园丁之歌》大做文章？他们批判《园丁之歌》，在小学生中提倡交白卷是为了声援辽宁。
1973年7月10日，毛远新得知下乡青年张铁生的考试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在卷子背面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上大学。毛远新如获至宝，认为这是反击周恩来、国务院恢复教育的正常秩序的有力武器。他说：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他删掉信中露骨的话，修改编者按。为了制造轰动效果，明明物理化学考试有成绩（6分），却说成“白卷”。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加上编者按：“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面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反“回潮”，正苦于找不到材料，“白卷”典型提供了重型炮弹，他们大喜过望。8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并加上编者按。《人民日报》的按语更加严厉，上纲上线，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他敢反潮流”。江青将他封为“反潮流的英雄”。张春桥一语道破：“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予希望的人都给卡住了。”迟群说：考试是“复辟”“反攻倒算”。
华国锋推荐的《园丁之歌》批判学生交白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支持、鼓励学生交白卷，真是针锋相对，斗争激烈。
对《园丁之歌》的批判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两张图纸》是给青年干部抹黑，对《园丁之歌》批判得就更厉害了。江青说：“《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剧中的）女教师热爱工农，最后又给小孩子出了难题。还是让孩子成为火车司机好。‘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应是有文化更好革命。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装像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江青迫不及待下令写批判文章，于是文化部以“初澜”的笔名写批判文章。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山西的晋剧《三上桃峰》，这样这几个戏都没有公演。
1974年4月，初澜的批判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写好。文章一开始就以势压人：“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在鹦鹉学舌般重复江青的批示后，文章指出：“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
1972年冬至1973年春，华国锋回湖南时，在长沙看了几场小戏，有《园丁之歌》《送货路上》《两张图纸》。《两张图纸》讲青年干部想盖队部，老年干部想修水库，最后老年干部说服了青年干部，没有盖队部，而是修了水库。
《园丁之歌》原是长沙碧湘街小学师生创作的花鼓戏《新教师》，后经专业作者加工，改名为《园丁之歌》。后又改编为湘剧。戏的内容讲小学生陶利淘气，不爱学习，一心想当火车司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上过学也能当火车司机，所以自己交白卷也可以当火车司机。男老师方觉（年长）教育他：读书也是为革命，你这样不爱学习将来当不了火车司机。但是方老师态度生硬，见陶利不听，就不准他进课堂。家访时，方老师没收了陶利的小火车。另一个年轻女老师俞英，认为适当的纪律是必要的，但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耐心细致地做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并帮助陶利修好了坏的小火车。她因势利导问陶利：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有2520公里，每小时行驶60公里，多久能开到？陶利算不出来。俞老师给他讲：你的父亲因为受压迫不能上学，到铁路上当了童工，没有文化凭死记才学会开火车。他现在刻苦学习。你们要接班，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陶利顿时醒悟过来，拿出练习本做作业。这时，方老师赶来，将没收的小火车还给陶利。俞老师看见一列火车驶来，说：“新的一代在茁壮成长，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编剧小心地避开了教育革命的重点———大学、中学，仅以小学教育为例，宣传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宣传“读书也是为革命”“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批判了不学习交白卷的错误做法。为了表现路线斗争，增加戏剧冲突，特别安排了两位老师，年长的态度生硬，年轻的对学生满腔热忱。最后，年长的老师承认了错误，肯定年轻人的正确，以表现“文革”以来“教育革命”的成果。
华国锋看到“文革”以来学校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甚为流行，认为长久下去贻害无穷，应该批判“读书无用论”，反对交白卷，应该提倡教师敢于管理，敢于教学。这个戏反映的问题很普遍，切中时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九一三”事件后，批判“左”的错误，人们要求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老师敢于教书，学生努力学习。如果连小学生都交白卷，普及小学教育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大幅度下降，怎么发展科技，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知道毛泽东喜欢看家乡戏，回来向汪东兴、吴德推荐，说：“能不能拍成电影？”吴德是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汪东兴、吴德认为这个戏很好，1973年3月，派人到湖南拍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带回北京。
谁也没有想到，《园丁之歌》却引起一场波澜。
电影拍回来后，华国锋因为忙工作，没有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第一次看了电影，没有讲话；第二次又看了一次，看出问题了。
毛远新树“白卷”典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什么第一次没有“看出”问题，而第二次就看出了问题呢？他们为什么拿《园丁之歌》大做文章？他们批判《园丁之歌》，在小学生中提倡交白卷是为了声援辽宁。
1973年7月10日，毛远新得知下乡青年张铁生的考试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在卷子背面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上大学。毛远新如获至宝，认为这是反击周恩来、国务院恢复教育的正常秩序的有力武器。他说：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他删掉信中露骨的话，修改编者按。为了制造轰动效果，明明物理化学考试有成绩（6分），却说成“白卷”。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加上编者按：“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面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反“回潮”，正苦于找不到材料，“白卷”典型提供了重型炮弹，他们大喜过望。8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并加上编者按。《人民日报》的按语更加严厉，上纲上线，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他敢反潮流”。江青将他封为“反潮流的英雄”。张春桥一语道破：“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予希望的人都给卡住了。”迟群说：考试是“复辟”“反攻倒算”。
华国锋推荐的《园丁之歌》批判学生交白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支持、鼓励学生交白卷，真是针锋相对，斗争激烈。
对《园丁之歌》的批判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两张图纸》是给青年干部抹黑，对《园丁之歌》批判得就更厉害了。江青说：“《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剧中的）女教师热爱工农，最后又给小孩子出了难题。还是让孩子成为火车司机好。‘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应是有文化更好革命。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装像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江青迫不及待下令写批判文章，于是文化部以“初澜”的笔名写批判文章。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山西的晋剧《三上桃峰》，这样这几个戏都没有公演。
1974年4月，初澜的批判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写好。文章一开始就以势压人：“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在鹦鹉学舌般重复江青的批示后，文章指出：“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担’，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