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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家河战斗中负伤，差一点点就打到动脉
杨秀山（1914—2002），湖北省洪湖人。1930年5月参加红军，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原红七师改为红四师，杨秀山任红四师党总支书记。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开始了湘西攻势，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城，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月，在湖南慈利县的岩泊渡，杨秀山被任命为红十一团政委。2月，蒋介石调集了11万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围剿”。而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只有1.1万人。兵力如此悬殊，给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带来了极大困难。
据杨秀山回忆：“从2月初到3月中旬，由于敌人的优势以及我们的战役和战术行动运用不当，我们有几仗没有打好，没有能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到3月下旬，敌军已侵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形势异常紧迫了。”
由于红二、红六军团所占领的根据地只剩下塔卧、龙家寨一隅，而国民党军迅速逼近，距离塔卧、龙家寨只有一两天的路程。于是，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根据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放弃塔卧、龙家寨，渡江到湖北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
4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塔卧、三家田、龙家寨，拟经陈家河、仓官峪，从秭归香溪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当天下午，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抵陈家河。
在陈家河，红二军团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遭遇，双方立即展开战斗。红十一团兵分两路，右路由团长覃耀祖率领，涉澧水向东攻击前进，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缴获2门迫击炮和不少物资。红十一团政委杨秀山指挥左路部队，把抵挡的国民党军打压进一片水稻田，捉了不少俘虏，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杨秀山回忆说：“在陈家河、铜关槽和庙垉、张家湾以及澧水南岸蔡家坪等处高地上，敌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则远在桑植，这是孤立突出之敌，所以我方面军决定消灭这个旅。”
在战斗中，杨秀山冲在最前面。当他追到陈家河后山顶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杨秀山一时失去了平衡，顺着陡坡滚下100多米，幸亏被一块石头挡住。团部参谋仇大新和两名通信员将他抢救下山，送到澧水河边的团卫生所进行包扎。
红二军团指挥所向前转移时，军团长贺龙和副政委关向应正好路过这里，听说杨秀山负伤了，急忙进来探望。贺龙弯下身来观察杨秀山的伤势后说：“伤得不轻啊！”关向应也关切地说：“流这么多血，赶紧送军团卫生部。”
杨秀山伤势确实很重，子弹从左肩胛骨的脖根处打进去，从脖子后面穿出来。杨秀山回忆说：“晚上，我被送到红二军团卫生部，看护长周玉梅为我继续止血。第二天早上，卫生部长贺彪亲自为我解开绷带检查换药，站在旁边看的医生、看护同志和军部侦察科长肖美臣也在场。贺彪同志惊讶地说：‘哎呀，这么大的窟窿呀！差一点点就打到动脉了，很危险！即使伤好了，左手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功能。’”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杨秀山的伤口逐渐愈合，可是左手的功能并没有恢复，连碗也端不动，胳膊仍然用白布带子吊在胸前，跑步行军很费劲。尽管如此，杨秀山从军团卫生部回到红十一团后，立即投入湖北咸丰的忠堡战斗。忠堡战斗，红二、红六军团活捉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张振汉中将，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板栗园伏击战中负伤，弹片与身体融为一体
1935年8月初，红二军团电台报务员彭富久截获了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的行动计划电报。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在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必经之地湖北宣恩县板栗园设伏，打一个伏击战。
8月3日，战斗打响。红十一团是红四师的后卫，杨秀山带领部队赶到冉家坡，立即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大部被歼。战斗接近尾声，部队正在山上搜索残余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国民党军散兵从侧面向杨秀山射击，而此时杨秀山正站在一块石头上指挥部队进行搜索。子弹打在石头上，弹片和激起的碎石片击中杨秀山的左腿。
“子弹还能拐弯抹角？！”杨秀山自言自语道。
晚上，杨秀山被抬到军团卫生部。贺彪给杨秀山看伤口换药。第二天，贺彪又仔细检查杨秀山的伤口，夹出两块弹片，说：“弹片还有，没有办法取出来，关系不大，时间长了可能适应。”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杨秀山回忆说：“后来证明贺彪同志当时判断正确，60多年后，由于腿肿，我到解放军总医院拍片检查，果然发现左腿里面还有14块弹片，有的在肉里，有的嵌在骨头上，天长日久，这些弹片已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这时，红十一团团长覃耀祖已去红军学校学习，上级命令正在军团卫生部治伤的杨秀山立即回团工作。杨秀山带伤归队后即率红十一团随大部队向东进军。
10月，杨秀山升任红四师副政委。红四师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冼恒汉。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作战，红二、红六军团成了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
红二、红六军团艰苦奋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根据红军总部的电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主力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四师随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在六甲战斗中负伤，没有麻药顶得住
1936年3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得知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部经得章坝（今哲庆坝）向镇雄前进，拟在得章坝设伏。在伏击战中，杨秀山指挥红十一团歼灭国民党军两个连。 此役，红六师第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负重伤。红十八团是从洪湖出来的老部队，作风顽强，能攻能守，常在紧要关头被委以重任。这样的主力团，必须配备最得力的干部。派谁去接替余秋里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时想到了杨秀山。
由师副政委改任团政委，杨秀山接到任职命令后，二话不说，很快就到红十八团报到。
4月8日晨，红十八团作为红二军团的后卫，半夜进到云南嵩明可朗村宿营。9日8时，红十八团接到师部紧急命令，要求立刻掉头，沿着来路返回六甲，阻击尾追的国民党滇军。
原来，红二、红六军团计划抢占普渡河铁索桥，然后从元谋以北的龙街渡口抢渡金沙江。但是，当前卫部队红四师第十二团一部渡过普渡河时，从昆明赶来的国民党滇军第九旅两个团，与红四师接战。红六军团也与从嵩明追来的滇军4个团正在苦战，且战且移。此外，滇军第七旅正由寻甸向红二军团尾追而来。一时间，红二、红六军团陷入滇军的包围之中。
红二、红六军团能否脱离险境，关键是能否成功阻击紧逼而来的滇军第七旅。
杨秀山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十八团立即向六甲回攻。9时许，杨秀山和成钧率部返回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正当杨秀山下山察看地形时，发现小河对岸的山路上转出一股滇军，正踩着石墩过河，沿着红十八团头晚的来路追来。后查实，这股滇军是龚顺璧旅。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杨秀山的左眼角。杨秀山用手往脸上一抹，满手是血。他赶紧往衣服上抹了一下，身体却一晃，倒在地上。
杨秀山仰卧在地上，看见天空中的飞机仍在俯冲投弹，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他意识到滇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便顽强地爬起来回到前沿阵地，继续指挥战斗。当头上裹着厚厚绷带的杨秀山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时，大家被深深地感动了，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他们奋勇杀敌，击退了滇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在杨秀山和成钧指挥下，红十八团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激战至黄昏，沉重地打击了滇军，最后将尾追的滇军打回到七甲，完成了军团赋予的任务。六甲一战，迫使滇军再也不敢紧追红军了。
部队在转移途中，红十八团卫生队队长杨鼎成为杨秀山开刀取弹片。没有麻药，杨秀山鼓励杨鼎成说：“没有关系，我能顶得住。子弹大概不深，就在皮子下面，快动手吧。”
杨鼎成用一把小刀割开伤口，取出了一块较大的弹片，但那些小的弹片无法取出。20世纪50年代，杨秀山头痛，到医院检查，发现旧伤口里还有7块弹片。
在五龙山伏击战中负伤，由于缺药品伤口受感染
1936年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9月1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岷州地区。这时，中共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略阳地区，从右路拖住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尾巴。据此，红二方面军于9月7日制订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决定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作战，以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四师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路纵队，任务是奔袭成县县城。
打下成县县城的第二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搬进了城里。
9月27日，国民党军第三军在军长王钧指挥下，沿着红十二团来时的路线，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红四师奉命开往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敌军。
根据任务分配，黄新廷和杨秀山率红十二团在成县西北5公里的五龙山伏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三十五旅。
战斗是由红三十二军率先打响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占领了有利地形。原本，国民党军并未注意到红十二团，一味攻击左前方的红十八团阵地，战斗十分激烈。杨秀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率领二营从国民党军侧翼发起猛攻，与红十八团一起，将国民党军赶过了抛沙河。
据杨秀山回忆：“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回来了！我回头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正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这一次，子弹击穿了杨秀山的臀部。杨秀山回忆说：“（子弹还）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把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们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第二天，杨秀山被送到军团卫生部。贺彪来到杨秀山跟前，一边说“你又负伤啦”，一边让担架两头搁在长板凳上，蹲下来解开绷带，检查伤势。
杨秀山伤势很重，是贯通伤，被打碎的骨头和肉向外翻着。贺彪用镊子夹出几块碎骨头。杨秀山痛得实在忍不住，叫喊起来。贺彪只好停止手术，连声说：“不夹了，不夹了！”最后，他用两团棉球，蘸足碘酒，塞进子弹进出口里，重新给杨秀山包扎上。
据杨秀山回忆：“卫生部转移到徽县西关休息几天，贺彪和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由于我是臀部贯通伤，只能仰卧，不能翻身，又是睡在板铺上，压得我两边臀部疼痛厉害，夜里呻吟不止，和我住一个房间的郭鹏也被我吵得无法入睡。一天半夜，正当我痛得难忍难熬时，贺彪弃眠来到我身边，他眼睛都睁不开，满脸疲倦，轻轻地给我翻身，在我的痛处为我按摩，安慰我，以减轻我一点痛苦。第二天，贺彪同志又搞来厚厚的松软的棉絮，给我垫在铺上，臀部不再压得那么痛了。”
此时，由于敌情变化，中革军委要求红二方面军加快行动，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开始向北转移。一路上，国民党军紧追，天上飞机骚扰，部队急行军，担架颠簸得十分厉害。再加上缺少药品，杨秀山的伤口感染化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2月，负伤未愈的杨秀山被选送到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高级班学习。不久，该班并入位于保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杨秀山被编到第二期的第二学员队。
在红军大学里，杨秀山的伤口每天流血流脓，脓血沾到裤子上。他没有穿过一天干净裤子。学习结束后，杨秀山经组织安排到西安治伤。伤好后，杨秀山奔赴抗日前线。
贺龙点将，出任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1959年5月，总参谋部军事院校部副部长杨秀山接到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电话通知：“受贺龙同志指示，请你到三座门会议室，参加贺龙同志主持召开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工作会议。”
杨秀山赶到三座门会议室，看到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有王尚荣等都已经在座。
贺龙见杨秀山进来，说：“军委决定要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好好编写起来，决定组织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二方面军由我和光达负责。准备组织一个委员会，再组织个办公室主管编写工作，我看由你来当这个办公室主任吧！”
杨秀山听了贺龙的话后，怔住了。他再三推辞：“我恐怕不行吧！”
杨秀山回忆说：“我听了这个十分突然的情况，自感颇难胜任。我当时虽然在总参军事院校部工作，但是，我从1930年参加红军以来，文化底子薄，书也读得不多，特别是1932年至1934年‘左’倾冒险主义最猖狂的时期，对稍有文化的同志迫害诬陷尤深。它的严重后遗症使我们不少同志忌讳读书。现在，编写整个二方面军战史的具体工作要我来负责，不仅是担子重，能力也达不到。所以，贺龙同志讲出这个话后，我怔住了。当我说出‘我恐怕不行’这句话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贺龙等同志的领导下几十年，给我什么任务也没有皱过眉头说一个‘不’字。但是，这个任务太重啊！”
贺龙见杨秀山为难，考虑了一下，说：“杨秀山啊，没有别人可想喽！还是你来干吧！你知道你们洪湖苏区死了多少人，你们家乡峰口街上来来去去拉锯牺牲了多少人呀，河里的水都是红的啊！你不来干，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啊！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吃‘左’倾路线的苦特别大，受到的损失特别多，不总结怎么行啊！有事多和我们几个商量。”
贺龙都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了，杨秀山只好答应了。
甘泗淇笑着对杨秀山说：“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可重要啊！等于参谋长喽！”
在三座门会议上，决定成立编委会，委员由萧克、王震、李达、甘泗淇等担任。会议委托许光达负责安排办公及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贺龙又在家里对杨秀山进行了单独交代。贺龙说：“写战史担子是重，我们都是头一回嘛。这是件大事，要把我党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并且打出一个新中国来的许许多多重大的经验教训写出来，提高我们这批人，也教育后一代。我看，组织起来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编战史要有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以党的路线、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第二条，要有一个班子，要组成党委会，由你来负责，要由党委统一领导，也要按时过组织生活。调一批有亲身经历的同志来，你看王绍南、樊哲祥、金忠藩、吴融峰、欧阳稼祥他们可以吧？再调一批一二○师时期的军政干部来，他们有经验，可以当参谋，可以总结。再想法子搞几个笔杆子，编写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有几个老同志，可以找来当顾问。第三条，要从中央档案馆找历史原件，我记得我们当时每个时期、每个重大事件发生都给中央写过报告的。还要组织一批人好好访问一下老同志、老苏区。有的人散在陕西、四川、湖北的干休所里，你们要下功夫找一找。到湘鄂边和洪湖地区，真正参加过当时革命斗争的负责人是没有了，参加过当时一般斗争的同志一定不少，你们要沙里淘金。此外，住房子，找光达，在装甲兵解决一下。我先给你们拨两辆汽车，还有许多麻烦事，要你去考虑喽，包括组织你的办公室人员呀，秘书、办事人员、勤杂人员、医疗、伙食呀等等，你考虑个方案和光达商量。”
后来，贺龙又指示：“二方面军的主要老同志都可以担任编委会委员，面宽一点好，他们可以提供很多材料，去采访，收集资料也可以帮助你们，使更多人出主意，把战史编得更全面，更完善，更准确。”这样一来，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委员就扩大到60多人，为编写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月，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编委会除下设办公室及直属秘书、行政组外，还下设四个编写组，第一组为湘鄂西组，第二组为湘赣组，第三组为湘鄂川黔组，第四组为一二○师组。
编写战史期间的故事
四个编写组成立后，便各自开始工作，直到1962年编委会审定初稿。其间，有许多故事。
编写人员的故事。杨秀山说：“许多事我去具体执行，困难之多，难以预料，也曾使我焦头烂额。”杨秀山介绍，调人要从总部、各军区、各兵种和院校抽调在职甚至很难离职的干部，协调很不容易。编写初期，谁都没有料到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从成都军区调到北京的薛碧天，来时身材魁梧，几个月下来，凭粮票吃饭，把薛碧天饿瘦了20多斤。无奈，杨秀山和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绍南，向贺龙报告。贺龙布置成都、新疆军区和农垦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军等单位支援伙食。这些单位勒紧腰带，给编写人员送来了一批肉、油、海带、花生等，使近百名编写人员增加了营养，保证了编史工作顺利完成。
学习相关著作。杨秀山回忆说：“贺龙提出编写二方面军战史要以党的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整个编委会工作人员用6个月的时间学习马恩列斯的有关著作，学习了毛主席的两篇哲学著作及六篇军事方面的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编写的指导思想。此后，我们又学习和参考了中外的历史书籍，如《联共（布）党史》《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部分。研究了战史的编写方法。”
考证柳直荀烈士。杨秀山说：“写入战史中的人物真实性，功过的准确评价，以及对人物历史的核对，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例如，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又名柳直荀，即毛主席的《蝶恋花》词中所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烈士，词的注释写他是在洪湖战役牺牲的。经我们反复核查，柳克明是于1932年在‘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肃反’扩大化中遭诬陷而被害的。由于我党我军历史本身的曲折，编写战史中涉及有关历史人物，就势必做这种核实工作，我们不仅要对革命历史负责，对烈士也是必须负责的。”
做好“败不言勇”的原敌方人员的采访工作。杨秀山说：“我们向尚健在的原敌方的有关人员也进行了采访，这类采访并不容易，要讲政策，安对方之心，使他们能实事求是地介绍当时历史。如某一战役，他们当时是胜了，就按胜了来介绍。不然，只歌颂我们，而敌军当时胜也是败，败也是败，则无历史真实可言。但他们有的是起义领导人员，有的是参事、政协委员，也有的是被释放人员，总结局是败的，‘败不言勇’，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胜仗，就不太想谈。又由于有些运动的过火，言则反党，也就不太敢谈。因此，做好思想工作以安被采访人员之心，才能采访到有用材料。而编战史，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可少的、重要的。”
在杨秀山的具体组织下，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初稿经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审定后，于1962年夏送中央军委审查。1987年，为将这部战史初稿修改成为正式稿，重新成立了以王震等为首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杨秀山再次出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修改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报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于1992年8月正式出版。
杨秀山（1914—2002），湖北省洪湖人。1930年5月参加红军，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原红七师改为红四师，杨秀山任红四师党总支书记。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开始了湘西攻势，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城，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月，在湖南慈利县的岩泊渡，杨秀山被任命为红十一团政委。2月，蒋介石调集了11万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围剿”。而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只有1.1万人。兵力如此悬殊，给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带来了极大困难。
据杨秀山回忆：“从2月初到3月中旬，由于敌人的优势以及我们的战役和战术行动运用不当，我们有几仗没有打好，没有能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到3月下旬，敌军已侵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形势异常紧迫了。”
由于红二、红六军团所占领的根据地只剩下塔卧、龙家寨一隅，而国民党军迅速逼近，距离塔卧、龙家寨只有一两天的路程。于是，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根据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放弃塔卧、龙家寨，渡江到湖北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
4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塔卧、三家田、龙家寨，拟经陈家河、仓官峪，从秭归香溪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当天下午，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抵陈家河。
在陈家河，红二军团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遭遇，双方立即展开战斗。红十一团兵分两路，右路由团长覃耀祖率领，涉澧水向东攻击前进，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缴获2门迫击炮和不少物资。红十一团政委杨秀山指挥左路部队，把抵挡的国民党军打压进一片水稻田，捉了不少俘虏，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杨秀山回忆说：“在陈家河、铜关槽和庙垉、张家湾以及澧水南岸蔡家坪等处高地上，敌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则远在桑植，这是孤立突出之敌，所以我方面军决定消灭这个旅。”
在战斗中，杨秀山冲在最前面。当他追到陈家河后山顶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杨秀山一时失去了平衡，顺着陡坡滚下100多米，幸亏被一块石头挡住。团部参谋仇大新和两名通信员将他抢救下山，送到澧水河边的团卫生所进行包扎。
红二军团指挥所向前转移时，军团长贺龙和副政委关向应正好路过这里，听说杨秀山负伤了，急忙进来探望。贺龙弯下身来观察杨秀山的伤势后说：“伤得不轻啊！”关向应也关切地说：“流这么多血，赶紧送军团卫生部。”
杨秀山伤势确实很重，子弹从左肩胛骨的脖根处打进去，从脖子后面穿出来。杨秀山回忆说：“晚上，我被送到红二军团卫生部，看护长周玉梅为我继续止血。第二天早上，卫生部长贺彪亲自为我解开绷带检查换药，站在旁边看的医生、看护同志和军部侦察科长肖美臣也在场。贺彪同志惊讶地说：‘哎呀，这么大的窟窿呀！差一点点就打到动脉了，很危险！即使伤好了，左手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功能。’”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杨秀山的伤口逐渐愈合，可是左手的功能并没有恢复，连碗也端不动，胳膊仍然用白布带子吊在胸前，跑步行军很费劲。尽管如此，杨秀山从军团卫生部回到红十一团后，立即投入湖北咸丰的忠堡战斗。忠堡战斗，红二、红六军团活捉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张振汉中将，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板栗园伏击战中负伤，弹片与身体融为一体
1935年8月初，红二军团电台报务员彭富久截获了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的行动计划电报。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在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必经之地湖北宣恩县板栗园设伏，打一个伏击战。
8月3日，战斗打响。红十一团是红四师的后卫，杨秀山带领部队赶到冉家坡，立即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大部被歼。战斗接近尾声，部队正在山上搜索残余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国民党军散兵从侧面向杨秀山射击，而此时杨秀山正站在一块石头上指挥部队进行搜索。子弹打在石头上，弹片和激起的碎石片击中杨秀山的左腿。
“子弹还能拐弯抹角？！”杨秀山自言自语道。
晚上，杨秀山被抬到军团卫生部。贺彪给杨秀山看伤口换药。第二天，贺彪又仔细检查杨秀山的伤口，夹出两块弹片，说：“弹片还有，没有办法取出来，关系不大，时间长了可能适应。”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杨秀山回忆说：“后来证明贺彪同志当时判断正确，60多年后，由于腿肿，我到解放军总医院拍片检查，果然发现左腿里面还有14块弹片，有的在肉里，有的嵌在骨头上，天长日久，这些弹片已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这时，红十一团团长覃耀祖已去红军学校学习，上级命令正在军团卫生部治伤的杨秀山立即回团工作。杨秀山带伤归队后即率红十一团随大部队向东进军。
10月，杨秀山升任红四师副政委。红四师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冼恒汉。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作战，红二、红六军团成了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
红二、红六军团艰苦奋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根据红军总部的电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主力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四师随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在六甲战斗中负伤，没有麻药顶得住
1936年3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得知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部经得章坝（今哲庆坝）向镇雄前进，拟在得章坝设伏。在伏击战中，杨秀山指挥红十一团歼灭国民党军两个连。 此役，红六师第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负重伤。红十八团是从洪湖出来的老部队，作风顽强，能攻能守，常在紧要关头被委以重任。这样的主力团，必须配备最得力的干部。派谁去接替余秋里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时想到了杨秀山。
由师副政委改任团政委，杨秀山接到任职命令后，二话不说，很快就到红十八团报到。
4月8日晨，红十八团作为红二军团的后卫，半夜进到云南嵩明可朗村宿营。9日8时，红十八团接到师部紧急命令，要求立刻掉头，沿着来路返回六甲，阻击尾追的国民党滇军。
原来，红二、红六军团计划抢占普渡河铁索桥，然后从元谋以北的龙街渡口抢渡金沙江。但是，当前卫部队红四师第十二团一部渡过普渡河时，从昆明赶来的国民党滇军第九旅两个团，与红四师接战。红六军团也与从嵩明追来的滇军4个团正在苦战，且战且移。此外，滇军第七旅正由寻甸向红二军团尾追而来。一时间，红二、红六军团陷入滇军的包围之中。
红二、红六军团能否脱离险境，关键是能否成功阻击紧逼而来的滇军第七旅。
杨秀山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十八团立即向六甲回攻。9时许，杨秀山和成钧率部返回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正当杨秀山下山察看地形时，发现小河对岸的山路上转出一股滇军，正踩着石墩过河，沿着红十八团头晚的来路追来。后查实，这股滇军是龚顺璧旅。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杨秀山的左眼角。杨秀山用手往脸上一抹，满手是血。他赶紧往衣服上抹了一下，身体却一晃，倒在地上。
杨秀山仰卧在地上，看见天空中的飞机仍在俯冲投弹，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他意识到滇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便顽强地爬起来回到前沿阵地，继续指挥战斗。当头上裹着厚厚绷带的杨秀山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时，大家被深深地感动了，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他们奋勇杀敌，击退了滇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在杨秀山和成钧指挥下，红十八团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激战至黄昏，沉重地打击了滇军，最后将尾追的滇军打回到七甲，完成了军团赋予的任务。六甲一战，迫使滇军再也不敢紧追红军了。
部队在转移途中，红十八团卫生队队长杨鼎成为杨秀山开刀取弹片。没有麻药，杨秀山鼓励杨鼎成说：“没有关系，我能顶得住。子弹大概不深，就在皮子下面，快动手吧。”
杨鼎成用一把小刀割开伤口，取出了一块较大的弹片，但那些小的弹片无法取出。20世纪50年代，杨秀山头痛，到医院检查，发现旧伤口里还有7块弹片。
在五龙山伏击战中负伤，由于缺药品伤口受感染
1936年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9月1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岷州地区。这时，中共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略阳地区，从右路拖住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尾巴。据此，红二方面军于9月7日制订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决定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作战，以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四师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路纵队，任务是奔袭成县县城。
打下成县县城的第二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搬进了城里。
9月27日，国民党军第三军在军长王钧指挥下，沿着红十二团来时的路线，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红四师奉命开往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敌军。
根据任务分配，黄新廷和杨秀山率红十二团在成县西北5公里的五龙山伏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三十五旅。
战斗是由红三十二军率先打响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占领了有利地形。原本，国民党军并未注意到红十二团，一味攻击左前方的红十八团阵地，战斗十分激烈。杨秀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率领二营从国民党军侧翼发起猛攻，与红十八团一起，将国民党军赶过了抛沙河。
据杨秀山回忆：“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回来了！我回头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正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这一次，子弹击穿了杨秀山的臀部。杨秀山回忆说：“（子弹还）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把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们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第二天，杨秀山被送到军团卫生部。贺彪来到杨秀山跟前，一边说“你又负伤啦”，一边让担架两头搁在长板凳上，蹲下来解开绷带，检查伤势。
杨秀山伤势很重，是贯通伤，被打碎的骨头和肉向外翻着。贺彪用镊子夹出几块碎骨头。杨秀山痛得实在忍不住，叫喊起来。贺彪只好停止手术，连声说：“不夹了，不夹了！”最后，他用两团棉球，蘸足碘酒，塞进子弹进出口里，重新给杨秀山包扎上。
据杨秀山回忆：“卫生部转移到徽县西关休息几天，贺彪和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由于我是臀部贯通伤，只能仰卧，不能翻身，又是睡在板铺上，压得我两边臀部疼痛厉害，夜里呻吟不止，和我住一个房间的郭鹏也被我吵得无法入睡。一天半夜，正当我痛得难忍难熬时，贺彪弃眠来到我身边，他眼睛都睁不开，满脸疲倦，轻轻地给我翻身，在我的痛处为我按摩，安慰我，以减轻我一点痛苦。第二天，贺彪同志又搞来厚厚的松软的棉絮，给我垫在铺上，臀部不再压得那么痛了。”
此时，由于敌情变化，中革军委要求红二方面军加快行动，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开始向北转移。一路上，国民党军紧追，天上飞机骚扰，部队急行军，担架颠簸得十分厉害。再加上缺少药品，杨秀山的伤口感染化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2月，负伤未愈的杨秀山被选送到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高级班学习。不久，该班并入位于保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杨秀山被编到第二期的第二学员队。
在红军大学里，杨秀山的伤口每天流血流脓，脓血沾到裤子上。他没有穿过一天干净裤子。学习结束后，杨秀山经组织安排到西安治伤。伤好后，杨秀山奔赴抗日前线。
贺龙点将，出任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1959年5月，总参谋部军事院校部副部长杨秀山接到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电话通知：“受贺龙同志指示，请你到三座门会议室，参加贺龙同志主持召开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工作会议。”
杨秀山赶到三座门会议室，看到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有王尚荣等都已经在座。
贺龙见杨秀山进来，说：“军委决定要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好好编写起来，决定组织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二方面军由我和光达负责。准备组织一个委员会，再组织个办公室主管编写工作，我看由你来当这个办公室主任吧！”
杨秀山听了贺龙的话后，怔住了。他再三推辞：“我恐怕不行吧！”
杨秀山回忆说：“我听了这个十分突然的情况，自感颇难胜任。我当时虽然在总参军事院校部工作，但是，我从1930年参加红军以来，文化底子薄，书也读得不多，特别是1932年至1934年‘左’倾冒险主义最猖狂的时期，对稍有文化的同志迫害诬陷尤深。它的严重后遗症使我们不少同志忌讳读书。现在，编写整个二方面军战史的具体工作要我来负责，不仅是担子重，能力也达不到。所以，贺龙同志讲出这个话后，我怔住了。当我说出‘我恐怕不行’这句话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贺龙等同志的领导下几十年，给我什么任务也没有皱过眉头说一个‘不’字。但是，这个任务太重啊！”
贺龙见杨秀山为难，考虑了一下，说：“杨秀山啊，没有别人可想喽！还是你来干吧！你知道你们洪湖苏区死了多少人，你们家乡峰口街上来来去去拉锯牺牲了多少人呀，河里的水都是红的啊！你不来干，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啊！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吃‘左’倾路线的苦特别大，受到的损失特别多，不总结怎么行啊！有事多和我们几个商量。”
贺龙都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了，杨秀山只好答应了。
甘泗淇笑着对杨秀山说：“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可重要啊！等于参谋长喽！”
在三座门会议上，决定成立编委会，委员由萧克、王震、李达、甘泗淇等担任。会议委托许光达负责安排办公及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贺龙又在家里对杨秀山进行了单独交代。贺龙说：“写战史担子是重，我们都是头一回嘛。这是件大事，要把我党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并且打出一个新中国来的许许多多重大的经验教训写出来，提高我们这批人，也教育后一代。我看，组织起来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编战史要有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以党的路线、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第二条，要有一个班子，要组成党委会，由你来负责，要由党委统一领导，也要按时过组织生活。调一批有亲身经历的同志来，你看王绍南、樊哲祥、金忠藩、吴融峰、欧阳稼祥他们可以吧？再调一批一二○师时期的军政干部来，他们有经验，可以当参谋，可以总结。再想法子搞几个笔杆子，编写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有几个老同志，可以找来当顾问。第三条，要从中央档案馆找历史原件，我记得我们当时每个时期、每个重大事件发生都给中央写过报告的。还要组织一批人好好访问一下老同志、老苏区。有的人散在陕西、四川、湖北的干休所里，你们要下功夫找一找。到湘鄂边和洪湖地区，真正参加过当时革命斗争的负责人是没有了，参加过当时一般斗争的同志一定不少，你们要沙里淘金。此外，住房子，找光达，在装甲兵解决一下。我先给你们拨两辆汽车，还有许多麻烦事，要你去考虑喽，包括组织你的办公室人员呀，秘书、办事人员、勤杂人员、医疗、伙食呀等等，你考虑个方案和光达商量。”
后来，贺龙又指示：“二方面军的主要老同志都可以担任编委会委员，面宽一点好，他们可以提供很多材料，去采访，收集资料也可以帮助你们，使更多人出主意，把战史编得更全面，更完善，更准确。”这样一来，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委员就扩大到60多人，为编写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月，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编委会除下设办公室及直属秘书、行政组外，还下设四个编写组，第一组为湘鄂西组，第二组为湘赣组，第三组为湘鄂川黔组，第四组为一二○师组。
编写战史期间的故事
四个编写组成立后，便各自开始工作，直到1962年编委会审定初稿。其间，有许多故事。
编写人员的故事。杨秀山说：“许多事我去具体执行，困难之多，难以预料，也曾使我焦头烂额。”杨秀山介绍，调人要从总部、各军区、各兵种和院校抽调在职甚至很难离职的干部，协调很不容易。编写初期，谁都没有料到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从成都军区调到北京的薛碧天，来时身材魁梧，几个月下来，凭粮票吃饭，把薛碧天饿瘦了20多斤。无奈，杨秀山和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绍南，向贺龙报告。贺龙布置成都、新疆军区和农垦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军等单位支援伙食。这些单位勒紧腰带，给编写人员送来了一批肉、油、海带、花生等，使近百名编写人员增加了营养，保证了编史工作顺利完成。
学习相关著作。杨秀山回忆说：“贺龙提出编写二方面军战史要以党的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整个编委会工作人员用6个月的时间学习马恩列斯的有关著作，学习了毛主席的两篇哲学著作及六篇军事方面的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编写的指导思想。此后，我们又学习和参考了中外的历史书籍，如《联共（布）党史》《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部分。研究了战史的编写方法。”
考证柳直荀烈士。杨秀山说：“写入战史中的人物真实性，功过的准确评价，以及对人物历史的核对，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例如，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又名柳直荀，即毛主席的《蝶恋花》词中所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烈士，词的注释写他是在洪湖战役牺牲的。经我们反复核查，柳克明是于1932年在‘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肃反’扩大化中遭诬陷而被害的。由于我党我军历史本身的曲折，编写战史中涉及有关历史人物，就势必做这种核实工作，我们不仅要对革命历史负责，对烈士也是必须负责的。”
做好“败不言勇”的原敌方人员的采访工作。杨秀山说：“我们向尚健在的原敌方的有关人员也进行了采访，这类采访并不容易，要讲政策，安对方之心，使他们能实事求是地介绍当时历史。如某一战役，他们当时是胜了，就按胜了来介绍。不然，只歌颂我们，而敌军当时胜也是败，败也是败，则无历史真实可言。但他们有的是起义领导人员，有的是参事、政协委员，也有的是被释放人员，总结局是败的，‘败不言勇’，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胜仗，就不太想谈。又由于有些运动的过火，言则反党，也就不太敢谈。因此，做好思想工作以安被采访人员之心，才能采访到有用材料。而编战史，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可少的、重要的。”
在杨秀山的具体组织下，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初稿经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审定后，于1962年夏送中央军委审查。1987年，为将这部战史初稿修改成为正式稿，重新成立了以王震等为首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杨秀山再次出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修改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报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于1992年8月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