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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会议准备主旨发言，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真的感慨万千。这册小书，乃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一九九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的合刊，扣除新写的“小引”，也就区区二百二十六页。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引用的很多，批评也不少，但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论述框架，已被学院派广泛接纳——或课程，或教材，或著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俨然已经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如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等，所有重要话题，当初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认真且充分的论述，也就难怪日后多有争议。
思前想后，决定撇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功过得失，就说其前因后果，旁及与此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漫说文化”丛书等。当初离得很近，看不太清楚；如今感怀依旧，却增加了很多沧桑感。值得认真叙说的，不是我们的功绩，而是小书背后的大时代。
最近十多年，不断有人邀我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都谢绝了。钱理群在九十年代末写过《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就像《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二○一六年版）所说，此文“是对八十年代的学术，特别是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反思，因此为学界所瞩目，这些年更经常被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引述”（80页）。黄子平也曾接受专访，对此概念的缺憾有过深入的辨析（参见丁雄飞：《黄子平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唯独我没有就此话题公开发言，显得有些矜持。
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反省，那是因为，我认定此概念的得失成败，早已“盖棺论定”，日后的修修补补，其实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理论预设都只是过河的舟楫，河已经过了，舟楫是否精美，不必过分计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曾发挥作用，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就行了。至于“苟日新，日日新”，借助不断的反省、批判与重构，达成另一种新视野，不一定由我们来完成。
在我看来：“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多年后回望，这个历史描述还是准确的。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的演进。借用我二○○三年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所撰“小引”中的一段话：“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今天看来，值得格外怀念的，不是具体论述的“开拓性”，而是提倡者那种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及允许乃至鼓励年轻人“勇猛精进”的时代氛围。当初的我们，确实是想法多而学养薄，可如果接受长辈的善意提醒，沉潜十载后再发言，很可能处处陷阱，左支右绌，连那点突围的锐气与勇气也都丧失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不完美、欠周全、有很多缺憾，可它与八十年代的时代风气相激荡，这就够了。正因此，我才会不无自嘲地说，即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剩下个外壳，也都值得怀念。
在专业内外谈论这册小书，着重点截然不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提及初刊《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其他专业的研究者则更关心《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期至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没有“三人谈”，那只是一个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有了“三人谈”，才可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记得当初《读书》杂志连载“三人谈”，有高人批评“鸡零狗碎”。确实如此，可若能再添上一句“逸兴遄飞”，那就更准确了。“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写在前面》（一九八七）中已经坦承，且做了自我辩解，之所以选择“对话文体”，“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平易近人、随意、自然、放松”。“显然，更重要的是，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愿意提供半成品，这既是自信，也包含诚意。这其实与八十年代的风气有关，思想解放大潮中，一切都在探索中，尚未形成共识与规范。
在《十年一觉》（一九九三）中，我提及：“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而一九九○年黄子平离开后，我和钱理群常聊天，就没了当年一聊就聊出个学术课题的豪兴，是不是“二人转”不如“三人谈”能激发灵感？后来想想，没那么简单，关键在于，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只能属于八十年代。
不仅思想潮流，也与生活方式及居住条件有关。六年前，我组织北大中文系教师撰写《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序言中提及：“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乘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书出版后，在答记者问时，我称：“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今天大学里的同事，不管你住豪宅还是蜗居，相互间很少生活上的联系，更不要说学术及精神上无时不在的交流。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商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如果说上一代学人因“政治运动”等，相互间走得太近，缺乏个人隐私与独立的生活空间，闹了不少矛盾；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倒过来，离得太远，同事间相互不了解，连在一起聊天说闲话的机会都很少。
在我看来，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那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故不主张人文学也都走“智库”的道路。而与当下中国“智库热”相映成趣的，便是对于“领军人物”的极力表彰。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那确实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里的第一流学者往往是“独行侠”，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参见陈平原：《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载《光明日报》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此立论，很大程度是对当下潮流的抵制。可在纠偏的同时，我也在反省北大中文系过于崇尚个人自由，很难进行学术合作的缺失。而入手处，正是那功亏一篑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二十多年前，我在《十年一觉》中已谈及此事：“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走红时，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希望就此设想撰专著。不是完全不动心，也曾有过大致的规划，可很快发现自身根基不稳，不想仓促上阵。于是急流勇退，写我们各自的专著去了。不想一年后，老钱又‘卷土重来’。这回说是缩小战线，就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而且人多势众，开会时一本正经，还得准备发言提纲，不像以前聊天那么洒脱了。忙了两年，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还颇获好评。只是第二卷以下千呼万唤至今未出台，大有虎头蛇尾之嫌。除有客观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诸君都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在一起交谈很愉快，合作起来却不容易，尤其是希望写成一部‘有整体感’的著作时更是如此。”此后呢？努力了好几回，但留下来的依然只是一九九七年北大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想当初，严家炎、钱理群主持编写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分别由陈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黄子平担纲，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一九八九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与夏晓虹合编）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时，很多人寄予厚望（参见钱理群、解志熙、刘纳、李庆西、吴方等人书评），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照雄对本书更是关爱有加，专门为其制作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索引》，刊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的《大阪经大论集》第二百号（385—430页）。尽管也有若干批评与建议，但学界大都认定，这套书若能完成，将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惜“开篇”个性太强，第二卷不太好续。偏偏主编又很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不愿仓促成书，最后没办法，只好让第一卷在问世十六年后改名换姓“单飞”了。
回头想想，学术史上，突破期更多依赖个人的奇思妙想，建设期则需要同心协力，做大做强。这个时候，集团作战比单枪匹马更能见成效。而大套书的撰写，需要强势而又善于沟通的主编，且不能选择个性太强的合作者，因后者不太愿意妥协，很难“步调一致得胜利”。学者的知识类型及精神气质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主持大项目的。像我就做不到—好几次被委以重任，最后都落荒而逃，辜负了有关方面的信任与期待。另外，八十年代的大项目接近有特定标记的箩筐，而现在的大项目则更强调整体感。如此一来，主编的责任与权力更大，做得好的话，收益也更明显。运作大项目，时间管理与协调能力是个大问题。学者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节奏，主编若不擅长运筹帷幄，再好的计划也会被拖黄的。因此，我关于“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更需要“独行侠”的判断，必须略为修正—大套书的写作除外。
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初稿，七月三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引用的很多，批评也不少，但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论述框架，已被学院派广泛接纳——或课程，或教材，或著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俨然已经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如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等，所有重要话题，当初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认真且充分的论述，也就难怪日后多有争议。
思前想后，决定撇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功过得失，就说其前因后果，旁及与此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漫说文化”丛书等。当初离得很近，看不太清楚；如今感怀依旧，却增加了很多沧桑感。值得认真叙说的，不是我们的功绩，而是小书背后的大时代。
即便只剩下个外壳
最近十多年，不断有人邀我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都谢绝了。钱理群在九十年代末写过《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就像《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二○一六年版）所说，此文“是对八十年代的学术，特别是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反思，因此为学界所瞩目，这些年更经常被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引述”（80页）。黄子平也曾接受专访，对此概念的缺憾有过深入的辨析（参见丁雄飞：《黄子平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唯独我没有就此话题公开发言，显得有些矜持。
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反省，那是因为，我认定此概念的得失成败，早已“盖棺论定”，日后的修修补补，其实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理论预设都只是过河的舟楫，河已经过了，舟楫是否精美，不必过分计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曾发挥作用，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就行了。至于“苟日新，日日新”，借助不断的反省、批判与重构，达成另一种新视野，不一定由我们来完成。
在我看来：“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多年后回望，这个历史描述还是准确的。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的演进。借用我二○○三年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所撰“小引”中的一段话：“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今天看来，值得格外怀念的，不是具体论述的“开拓性”，而是提倡者那种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及允许乃至鼓励年轻人“勇猛精进”的时代氛围。当初的我们，确实是想法多而学养薄，可如果接受长辈的善意提醒，沉潜十载后再发言，很可能处处陷阱，左支右绌，连那点突围的锐气与勇气也都丧失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不完美、欠周全、有很多缺憾，可它与八十年代的时代风气相激荡，这就够了。正因此，我才会不无自嘲地说，即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剩下个外壳，也都值得怀念。
说出来的学问
在专业内外谈论这册小书，着重点截然不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提及初刊《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其他专业的研究者则更关心《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期至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没有“三人谈”，那只是一个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有了“三人谈”，才可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记得当初《读书》杂志连载“三人谈”，有高人批评“鸡零狗碎”。确实如此，可若能再添上一句“逸兴遄飞”，那就更准确了。“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写在前面》（一九八七）中已经坦承，且做了自我辩解，之所以选择“对话文体”，“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平易近人、随意、自然、放松”。“显然，更重要的是，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愿意提供半成品，这既是自信，也包含诚意。这其实与八十年代的风气有关，思想解放大潮中，一切都在探索中，尚未形成共识与规范。
在《十年一觉》（一九九三）中，我提及：“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而一九九○年黄子平离开后，我和钱理群常聊天，就没了当年一聊就聊出个学术课题的豪兴，是不是“二人转”不如“三人谈”能激发灵感？后来想想，没那么简单，关键在于，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只能属于八十年代。
不仅思想潮流，也与生活方式及居住条件有关。六年前，我组织北大中文系教师撰写《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序言中提及：“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乘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书出版后，在答记者问时，我称：“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今天大学里的同事，不管你住豪宅还是蜗居，相互间很少生活上的联系，更不要说学术及精神上无时不在的交流。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商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如果说上一代学人因“政治运动”等，相互间走得太近，缺乏个人隐私与独立的生活空间，闹了不少矛盾；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倒过来，离得太远，同事间相互不了解，连在一起聊天说闲话的机会都很少。
领军人物与独行侠
在我看来，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那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故不主张人文学也都走“智库”的道路。而与当下中国“智库热”相映成趣的，便是对于“领军人物”的极力表彰。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那确实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里的第一流学者往往是“独行侠”，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参见陈平原：《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载《光明日报》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此立论，很大程度是对当下潮流的抵制。可在纠偏的同时，我也在反省北大中文系过于崇尚个人自由，很难进行学术合作的缺失。而入手处，正是那功亏一篑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二十多年前，我在《十年一觉》中已谈及此事：“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走红时，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希望就此设想撰专著。不是完全不动心，也曾有过大致的规划，可很快发现自身根基不稳，不想仓促上阵。于是急流勇退，写我们各自的专著去了。不想一年后，老钱又‘卷土重来’。这回说是缩小战线，就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而且人多势众，开会时一本正经，还得准备发言提纲，不像以前聊天那么洒脱了。忙了两年，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还颇获好评。只是第二卷以下千呼万唤至今未出台，大有虎头蛇尾之嫌。除有客观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诸君都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在一起交谈很愉快，合作起来却不容易，尤其是希望写成一部‘有整体感’的著作时更是如此。”此后呢？努力了好几回，但留下来的依然只是一九九七年北大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想当初，严家炎、钱理群主持编写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分别由陈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黄子平担纲，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一九八九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与夏晓虹合编）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时，很多人寄予厚望（参见钱理群、解志熙、刘纳、李庆西、吴方等人书评），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照雄对本书更是关爱有加，专门为其制作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索引》，刊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的《大阪经大论集》第二百号（385—430页）。尽管也有若干批评与建议，但学界大都认定，这套书若能完成，将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惜“开篇”个性太强，第二卷不太好续。偏偏主编又很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不愿仓促成书，最后没办法，只好让第一卷在问世十六年后改名换姓“单飞”了。
回头想想，学术史上，突破期更多依赖个人的奇思妙想，建设期则需要同心协力，做大做强。这个时候，集团作战比单枪匹马更能见成效。而大套书的撰写，需要强势而又善于沟通的主编，且不能选择个性太强的合作者，因后者不太愿意妥协，很难“步调一致得胜利”。学者的知识类型及精神气质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主持大项目的。像我就做不到—好几次被委以重任，最后都落荒而逃，辜负了有关方面的信任与期待。另外，八十年代的大项目接近有特定标记的箩筐，而现在的大项目则更强调整体感。如此一来，主编的责任与权力更大，做得好的话，收益也更明显。运作大项目，时间管理与协调能力是个大问题。学者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节奏，主编若不擅长运筹帷幄，再好的计划也会被拖黄的。因此，我关于“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更需要“独行侠”的判断，必须略为修正—大套书的写作除外。
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初稿，七月三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