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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和知名金融学专家，香港凤凰卫视特邀评论员，俞伟峰对中国经济及金融问题有着独到和深入的见解。
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中国要走上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关键前提是什么？股市顽疾的症结在哪里？日前，《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就此对俞伟峰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或将继续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要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及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前景？
俞伟峰：要实现可比购买力上的人均收入翻番难度比较大。人均GDP在超越3000美元后向上增长的门槛是最难突破的，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资本逐利性势必导致其将流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都是难题，这不是光靠外资引进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欧美地区经济不景气，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使得中国出口下滑。加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逐渐昂贵，人民币持续升值，环保要求的提高，以及高昂的土地成本，使得“中国制造”不再是价廉物美的同义词。而内需的转变则牵涉到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财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良、公民社会的建立等等，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有效的扭转，所以要维持经济的增长，在中、短期内还得继续依靠投资拉动。
但是依赖投资拉动来达到可比价格上的人均收入翻番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过往很多投资都是低效或无效的。如果说部分大手笔的投资，比如高铁，至少还是有利于民生的项目，那么，不少投资则都是不创造效益，即没有足够未来现金流支撑的项目，比如各地蜂拥而建的展览馆、歌剧院、体育馆等等。一些投入的产出甚至还不如投入本身，表现出来的是GDP仍在增长，财富损失却并未从中得到体现。而购买力要增加只有财富增加才能实现，GDP增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增加。简单举例来说，你可以挖坑填了再挖坑再填，由此能够连续创造GDP，但显然并不创造新的财富。
这些投资主要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或变现能力，这些总数巨大的贷款无法及时回收而成为银行的坏账，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个很大的隐患。
财富分配的关键前提
CBF：十八大也已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扩大内需和向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转变。对此您怎么理解？
俞伟峰：中国目前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要向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转变很难做到。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收入的增加对于内需增加的贡献极小：对于一个现有月收入10万元的人，额外的100元月收入中极大比例不会用来消费；但同样额外的100元月收入对于一个现有月收入1000元的人，极大比例是用来消费的。所以财富的合理分配对于内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小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南美国家就是一个典型反面教材。上世纪初，依靠着丰富资源，南美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一度很高，但一百年过去了，其经济发展和人均GDP水平依旧停滞在原有位置。原因就是财富的绝对不平均。
财富分配的途径之一是“劫富济贫”，中国数千年文化也是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这是一条千万不能走上的歧路，因为简单的均贫富的致命缺陷是它让人失去了致富的动力，结果只能是“均贫”。
我们应当去追溯财富不均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你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还是“你没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核心是解决后面两种情形，尤其是最后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大家觉得都“得到了应该得到的”（get what you deserve），虽然有人得的比别人多。抛开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一味去追求结果的一致，那样反而可能误入合理分配财富的歧途。
CBF：如何才能确立起这一前提呢？
俞伟峰：要构筑这一前提，首先公众应该树立健康的价值观，跟人攀比的不是财富多少本身，而是攀比我有同样的能力吗？同样的付出、辛苦吗？同样的承担风险吗？第二个关键是要认真贯彻所有合法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调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长期保障社会持续发展。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合理开放的竞争机制——包括机会均等，去除垄断，去除市场扭曲，去除不该有的监管，让所有人能够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上进行竞争。
城镇化须提高生产率
CBF：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目前也将启动。而除此之外，城镇化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大内需潜力所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还多次指出，中国未来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您对此怎么看？
俞伟峰：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只是一种途径，归根结底，改变一个国家经济能力的还是它的劳动生产率。假定，一个劳动力在农村每小时可以产出10元的价值，通过城镇化和资源重新分配，他可以产出多于10元，那么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经济就得到发展。但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农村劳动力到了城市里却没有得到利用，找不到工作，这种城镇化则是无效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在城市里并不具有购买力，甚至还要依靠政府救济，还不如在农村种地，至少还能创造10元的财富。
因此，关键还是要通过城镇化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前30年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就是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带来了产出比的大幅增长。反观南美的巴西、亚洲的印度等，尽管大量人口都涌入了城市，却同时催生了无数的贫民窟，这样的城市化就是值得借鉴的教训。 要推动城镇化进程，关键是要同时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又有赖于消费内需的提升。这又回到了前面谈到的内需和财富分配的问题。
CBF：在您看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如果经济较快下滑，会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俞伟峰：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谁都无法避免，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货币措施减少经济下滑带来的危害，但完全避免经济发展的周期是不可能的，并且任何干预都是有代价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个国家和它的民众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如前所述），经济下滑是不会导致社会混乱的。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那么严重，很多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5%左右，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出现大混乱。找不到好工作或失业，不能全怨天尤人，主要只能怪自己，也许自身能力有限、也许不够努力、也许不愿意接受某些工种等等。但在“均贫富，等贵贱”的文化价值观里，找不到工作可能就要怪罪别人，怪罪政府，就更可能导致社会混乱。
因此，建立健康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社会、政府该做的只是纠正“你努力了却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这种情形。
股市还有下跌的风险
CBF：中国股市在过去几年里不断下挫，前段时间甚至一度跌破2000点创出新低。对于备受诟病的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您有什么见解？
俞伟峰：中国资本市场可谓令人惊讶地有效，其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判断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中国股市现状的一个解读就是其对未来经济形势可能不佳的预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股市的发展应当是和经济挂钩，但经济仍以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股市却在萎缩，这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过去60年平均经济增速3%左右，但其股市年平均回报率大约13%，股市体现的是股东的财富增加，GDP则反映所有人的财富增加，股东的回报大于一般社会人员得到的回报水平，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承担的风险很大。而中国超过8%的经济增速下，股东回报每年增长仅有1.4%，这值得深思。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可能重要原因，是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现象。很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很大，盈利能力却较差，投资没有什么效益，却占用了大量资源。比如像钢铁行业等，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相关投资仍在继续。只有改善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提升盈利能力，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出资人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股市才能健康成长。
所以就目前而言，如果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得不到提升，股市还有下跌的风险。
CBF：金融领域方面，对于外界批评较为集中的货币大量投放，以及银行业过多挤占实体经济利润等，您又有怎样的认识？
俞伟峰：中国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GDP比例已经从原来的40%增长到现在的200%左右，而美国这么多年就在70%的水平徘徊。而且美元是在全球流通的，人民币则绝大多数都还限于国内流通，所以我们的通胀压力比较大。
至于所谓银行暴利不妨这样看——如果将坏账因素考虑进来，它实际上可能是不那么赚钱的、甚至亏本，暴利也许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目前中国的银行每年新增贷款大概在7万多亿元，之前多年是9万亿元，按照官方数据，1%左右的坏账水平就是每年新增900亿元，相比所有银行利润总和大概1万亿元，似乎利润非常可观。但实际上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远不止1%，而且随着经济下滑坏账率可能会大幅上升。因此说，银行承担了很大风险，所谓巨额利润其实都是沙上建塔。这也许是银行股“跌跌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中国要走上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关键前提是什么？股市顽疾的症结在哪里？日前，《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就此对俞伟峰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或将继续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要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及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前景？
俞伟峰：要实现可比购买力上的人均收入翻番难度比较大。人均GDP在超越3000美元后向上增长的门槛是最难突破的，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资本逐利性势必导致其将流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都是难题，这不是光靠外资引进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欧美地区经济不景气，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使得中国出口下滑。加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逐渐昂贵，人民币持续升值，环保要求的提高，以及高昂的土地成本，使得“中国制造”不再是价廉物美的同义词。而内需的转变则牵涉到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财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良、公民社会的建立等等，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有效的扭转，所以要维持经济的增长，在中、短期内还得继续依靠投资拉动。
但是依赖投资拉动来达到可比价格上的人均收入翻番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过往很多投资都是低效或无效的。如果说部分大手笔的投资，比如高铁，至少还是有利于民生的项目，那么，不少投资则都是不创造效益，即没有足够未来现金流支撑的项目，比如各地蜂拥而建的展览馆、歌剧院、体育馆等等。一些投入的产出甚至还不如投入本身，表现出来的是GDP仍在增长，财富损失却并未从中得到体现。而购买力要增加只有财富增加才能实现，GDP增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增加。简单举例来说，你可以挖坑填了再挖坑再填，由此能够连续创造GDP，但显然并不创造新的财富。
这些投资主要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或变现能力，这些总数巨大的贷款无法及时回收而成为银行的坏账，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个很大的隐患。
财富分配的关键前提
CBF：十八大也已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扩大内需和向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转变。对此您怎么理解？
俞伟峰：中国目前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要向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转变很难做到。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收入的增加对于内需增加的贡献极小：对于一个现有月收入10万元的人，额外的100元月收入中极大比例不会用来消费；但同样额外的100元月收入对于一个现有月收入1000元的人，极大比例是用来消费的。所以财富的合理分配对于内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小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南美国家就是一个典型反面教材。上世纪初，依靠着丰富资源，南美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一度很高，但一百年过去了，其经济发展和人均GDP水平依旧停滞在原有位置。原因就是财富的绝对不平均。
财富分配的途径之一是“劫富济贫”，中国数千年文化也是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这是一条千万不能走上的歧路，因为简单的均贫富的致命缺陷是它让人失去了致富的动力，结果只能是“均贫”。
我们应当去追溯财富不均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你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还是“你没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核心是解决后面两种情形，尤其是最后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大家觉得都“得到了应该得到的”（get what you deserve），虽然有人得的比别人多。抛开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一味去追求结果的一致，那样反而可能误入合理分配财富的歧途。
CBF：如何才能确立起这一前提呢？
俞伟峰：要构筑这一前提，首先公众应该树立健康的价值观，跟人攀比的不是财富多少本身，而是攀比我有同样的能力吗？同样的付出、辛苦吗？同样的承担风险吗？第二个关键是要认真贯彻所有合法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调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长期保障社会持续发展。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合理开放的竞争机制——包括机会均等，去除垄断，去除市场扭曲，去除不该有的监管，让所有人能够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上进行竞争。
城镇化须提高生产率
CBF：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目前也将启动。而除此之外，城镇化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大内需潜力所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还多次指出，中国未来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您对此怎么看？
俞伟峰：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只是一种途径，归根结底，改变一个国家经济能力的还是它的劳动生产率。假定，一个劳动力在农村每小时可以产出10元的价值，通过城镇化和资源重新分配，他可以产出多于10元，那么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经济就得到发展。但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农村劳动力到了城市里却没有得到利用，找不到工作，这种城镇化则是无效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在城市里并不具有购买力，甚至还要依靠政府救济，还不如在农村种地，至少还能创造10元的财富。
因此，关键还是要通过城镇化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前30年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就是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带来了产出比的大幅增长。反观南美的巴西、亚洲的印度等，尽管大量人口都涌入了城市，却同时催生了无数的贫民窟，这样的城市化就是值得借鉴的教训。 要推动城镇化进程，关键是要同时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又有赖于消费内需的提升。这又回到了前面谈到的内需和财富分配的问题。
CBF：在您看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如果经济较快下滑，会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俞伟峰：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谁都无法避免，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货币措施减少经济下滑带来的危害，但完全避免经济发展的周期是不可能的，并且任何干预都是有代价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个国家和它的民众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如前所述），经济下滑是不会导致社会混乱的。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那么严重，很多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5%左右，但是社会并没有因此出现大混乱。找不到好工作或失业，不能全怨天尤人，主要只能怪自己，也许自身能力有限、也许不够努力、也许不愿意接受某些工种等等。但在“均贫富，等贵贱”的文化价值观里，找不到工作可能就要怪罪别人，怪罪政府，就更可能导致社会混乱。
因此，建立健康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社会、政府该做的只是纠正“你努力了却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这种情形。
股市还有下跌的风险
CBF：中国股市在过去几年里不断下挫，前段时间甚至一度跌破2000点创出新低。对于备受诟病的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您有什么见解？
俞伟峰：中国资本市场可谓令人惊讶地有效，其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判断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中国股市现状的一个解读就是其对未来经济形势可能不佳的预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股市的发展应当是和经济挂钩，但经济仍以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股市却在萎缩，这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过去60年平均经济增速3%左右，但其股市年平均回报率大约13%，股市体现的是股东的财富增加，GDP则反映所有人的财富增加，股东的回报大于一般社会人员得到的回报水平，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承担的风险很大。而中国超过8%的经济增速下，股东回报每年增长仅有1.4%，这值得深思。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可能重要原因，是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现象。很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很大，盈利能力却较差，投资没有什么效益，却占用了大量资源。比如像钢铁行业等，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相关投资仍在继续。只有改善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提升盈利能力，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出资人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股市才能健康成长。
所以就目前而言，如果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得不到提升，股市还有下跌的风险。
CBF：金融领域方面，对于外界批评较为集中的货币大量投放，以及银行业过多挤占实体经济利润等，您又有怎样的认识？
俞伟峰：中国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GDP比例已经从原来的40%增长到现在的200%左右，而美国这么多年就在70%的水平徘徊。而且美元是在全球流通的，人民币则绝大多数都还限于国内流通，所以我们的通胀压力比较大。
至于所谓银行暴利不妨这样看——如果将坏账因素考虑进来，它实际上可能是不那么赚钱的、甚至亏本，暴利也许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目前中国的银行每年新增贷款大概在7万多亿元，之前多年是9万亿元，按照官方数据，1%左右的坏账水平就是每年新增900亿元，相比所有银行利润总和大概1万亿元，似乎利润非常可观。但实际上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远不止1%，而且随着经济下滑坏账率可能会大幅上升。因此说，银行承担了很大风险，所谓巨额利润其实都是沙上建塔。这也许是银行股“跌跌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