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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刘红卫的河南籍农民工，在郑州市中州大道与郑汴路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终于不敌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悄无声息地在冬日的寒风中离世而去。
警方在处理遗体时，发现刘红卫身无分文，也没有可以确认身份的证件，甚至他的名字也无人知晓，而在事后调查中才被弄清楚。
刘红卫之死的原委，在媒体的一再追问下逐渐清晰起来，这个来自开封杞县的中年农民的身世开始浮出水面，其与众多农民工兄弟入冬以后栖身桥洞下的行止轨迹也相继揭开谜团。
2012年11月30日是个寻常日子，却因刘红卫之死让人刻骨铭心。
这是一个农民工客死他乡的悲情故事，更是一段城市拒绝外来者而致其倒在城市街头的伤心传奇。当人们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充满期待的时候，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不能不引发对城镇化如何合理演进的深长思索。
人们满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憧憬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市，希冀在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城市从来不像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城市的构建、重组、扩张，总是伴随着粗暴的拆迁、贪婪的掠夺和无情的离弃。千百年来，城市就像一头不断裂变的巨兽，在无止境的吐故纳新中，编排着经济社会的格局和人生浮沉的命运。
城市，尤其是那些发育成熟、功能齐全的大城市，一旦成为原住民的天堂，便本能地开始向外来者说“不”：不欢迎、不分享；不安顿、不接纳，甚至不施爱、不救助。城市天生是势利眼，除非你有钱有势，否则外来者难免独自向隅、踯躅街头，直至挣扎无望，自生自灭。
“一个孤独的生命投靠这座城，高楼、霓虹却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借楼避风、霓虹寻路，他的要求很简单，活着。今天，他死了，有人说是冻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还有说是笨死的。他死在这座城的立交桥下，头顶车如潮，身边人如织。”
这是刘红卫的不幸，也是所有外来者身处城市的险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城市与外来者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外来者毕生的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跨越这道沟壑，到头来却未必都能心想事成。
西方城市化研究者把这种城市变迁中难免的现象称之为“结构性空洞”，或者叫做“无根性”文化，种种所谓“非典型现代都市病”都根源于此。在中国，这些年对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各种制度障碍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学者们多有研究。不过，制度变革牵一发动全身，照例进展缓慢，因此致力于漫长进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便不容忽视。其中，不乏像南京学者张鸿雁的《城市进化论》这样的论著。
该书有一个长长的副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治理创新。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在目前2300万常住人口中，来沪人员多达近900万人，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人的速度增加，能不能妥善安排好如此庞大的外来人群的生活、学习、工作等，自然关系到这个特大型城市当下和未来的生存发展。类似的北京、广州、深圳，在经过连年的高速扩張后，也面临同样的城市化发展瓶颈。
作者认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让更多‘乡下人’能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创造者和实践者”，在这个基础上，探索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循环型城市发展模式”。可是，美好的愿望愈是让人心动，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愈是积弊丛生，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问题也愈加集中。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慢了还是太快了？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到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按照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有10-12个百分点统计在城镇居民中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镇公共服务。
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近200年的城镇化历程，而城镇化质量显然与其过快的速度不匹配。城市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拥挤、房价畸高、犯罪频发、贫困人口激增、环境生态恶化以及农村空心化等等，这些拉美国家在跑步进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乱象，现在无一例外地在中国重演，中国式城镇化急功近利的赶进度，正在成为中国人不能承受之重。
城镇化重速度、轻质量的恶果之一，是催生了大量在城市飘泊无定的“边缘人”。按照《城市进化论》的分析，乡村人一夜之间“被”变成城市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建设未能形成同步转型，社会不仅缺乏主流文化，更缺乏整体性认同的制度与伦理约束机制，这种急剧的社会突变必然形成巨大的“社会堕距”和“文化堕距”。按我的理解，这是一种在巨大离心力作用下的远距离坠落。
作者指出，“在飞快旋转但又不同步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中，一部分人被不同步的‘社会旋转力’推向社会边缘，这个‘边缘’既有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知，也有事实上社会阶层与生态空间地位意义上的‘边缘’；既有社会生活生态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性，也有社会外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边缘性——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主体的‘外围要素’，社会出现多种类型的‘边缘人’”。
“边缘人”缘于个体和地域的“无根性”，“无根性”又强化放大了“边缘心理”。“无根”是因为居无定所，居无定所是因为业无定点，业无定点是因为在城市有违公平正义的潜规则下，无法确定个体生活的坐标和重心，当然也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城市化过程中典型的“扎根”与被“拔根”现象。虽然外来者竭尽所能地想在城市“扎根”，却时时备受“拔根”痛苦的折磨，长期消耗在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无助生存状态中，使人生毫无安全感可言，而长久的无法融入城市，必然产生被剥夺感和疏离感。刘红卫是典型的“边缘人”。我以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执拗地拒助拒医，正是对城市残酷无情的一种无声抗争。
防止更多的刘红卫式的绝望事件发生，务必有节奏地控制城镇化的速度，以免拔苗助长，超出现实承载的容量。有专家测算，欧美国家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16-0.24个百分点；中级阶段（也是加速阶段）也只有0.30-0.52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的城市化率由20%增长到40%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由40%到70%又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且他们是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发展的高峰期，在人口比中国少得多的情况下，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才将城市化率由20%提高到70%以上。
相比之下，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其中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猛增了13.5个百分点，由30.48%增加到43.9%，此后5年更急增至50%以上。这样的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历程中绝无仅有。要知道，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要解决1300万农民工的就业，进城以后更要按照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这样超高速的发展是无论哪个政府都无力负担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写过：“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城市化速度慢了会延误时机，操之过急也可能额外增加社会摩擦，以至提高城市化的成本。换言之，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对消除其遗留的积弊务必决心大热情高，同时要想明白，寄望于一蹴而就并不现实。”
城镇化慢了不行快了不行，该怎么办？那就要找到一个快慢适中的平衡点，以质量为核心，把城镇化的负能量降到最小程度。
就在刘红卫倒在桥洞下不到半个月后，在同一座城市，又有一名农民工不堪寒冷被冻死在另一座立交桥下。在2013年，我们实在不愿再听到这样的悲剧发生。
警方在处理遗体时，发现刘红卫身无分文，也没有可以确认身份的证件，甚至他的名字也无人知晓，而在事后调查中才被弄清楚。
刘红卫之死的原委，在媒体的一再追问下逐渐清晰起来，这个来自开封杞县的中年农民的身世开始浮出水面，其与众多农民工兄弟入冬以后栖身桥洞下的行止轨迹也相继揭开谜团。
2012年11月30日是个寻常日子，却因刘红卫之死让人刻骨铭心。
这是一个农民工客死他乡的悲情故事，更是一段城市拒绝外来者而致其倒在城市街头的伤心传奇。当人们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充满期待的时候，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不能不引发对城镇化如何合理演进的深长思索。
人们满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憧憬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市，希冀在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城市从来不像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城市的构建、重组、扩张，总是伴随着粗暴的拆迁、贪婪的掠夺和无情的离弃。千百年来，城市就像一头不断裂变的巨兽，在无止境的吐故纳新中，编排着经济社会的格局和人生浮沉的命运。
城市，尤其是那些发育成熟、功能齐全的大城市，一旦成为原住民的天堂，便本能地开始向外来者说“不”：不欢迎、不分享；不安顿、不接纳，甚至不施爱、不救助。城市天生是势利眼，除非你有钱有势，否则外来者难免独自向隅、踯躅街头，直至挣扎无望，自生自灭。
“一个孤独的生命投靠这座城，高楼、霓虹却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借楼避风、霓虹寻路，他的要求很简单，活着。今天，他死了，有人说是冻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还有说是笨死的。他死在这座城的立交桥下，头顶车如潮，身边人如织。”
这是刘红卫的不幸，也是所有外来者身处城市的险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城市与外来者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外来者毕生的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跨越这道沟壑，到头来却未必都能心想事成。
西方城市化研究者把这种城市变迁中难免的现象称之为“结构性空洞”，或者叫做“无根性”文化，种种所谓“非典型现代都市病”都根源于此。在中国，这些年对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各种制度障碍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学者们多有研究。不过，制度变革牵一发动全身，照例进展缓慢，因此致力于漫长进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便不容忽视。其中，不乏像南京学者张鸿雁的《城市进化论》这样的论著。
该书有一个长长的副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治理创新。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在目前2300万常住人口中，来沪人员多达近900万人，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人的速度增加，能不能妥善安排好如此庞大的外来人群的生活、学习、工作等，自然关系到这个特大型城市当下和未来的生存发展。类似的北京、广州、深圳，在经过连年的高速扩張后，也面临同样的城市化发展瓶颈。
作者认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让更多‘乡下人’能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创造者和实践者”，在这个基础上，探索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循环型城市发展模式”。可是，美好的愿望愈是让人心动，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愈是积弊丛生，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问题也愈加集中。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慢了还是太快了？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到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按照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有10-12个百分点统计在城镇居民中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镇公共服务。
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近200年的城镇化历程，而城镇化质量显然与其过快的速度不匹配。城市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拥挤、房价畸高、犯罪频发、贫困人口激增、环境生态恶化以及农村空心化等等，这些拉美国家在跑步进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乱象，现在无一例外地在中国重演，中国式城镇化急功近利的赶进度，正在成为中国人不能承受之重。
城镇化重速度、轻质量的恶果之一，是催生了大量在城市飘泊无定的“边缘人”。按照《城市进化论》的分析，乡村人一夜之间“被”变成城市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建设未能形成同步转型，社会不仅缺乏主流文化，更缺乏整体性认同的制度与伦理约束机制，这种急剧的社会突变必然形成巨大的“社会堕距”和“文化堕距”。按我的理解，这是一种在巨大离心力作用下的远距离坠落。
作者指出，“在飞快旋转但又不同步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中，一部分人被不同步的‘社会旋转力’推向社会边缘，这个‘边缘’既有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知，也有事实上社会阶层与生态空间地位意义上的‘边缘’；既有社会生活生态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性，也有社会外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边缘性——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主体的‘外围要素’，社会出现多种类型的‘边缘人’”。
“边缘人”缘于个体和地域的“无根性”，“无根性”又强化放大了“边缘心理”。“无根”是因为居无定所，居无定所是因为业无定点，业无定点是因为在城市有违公平正义的潜规则下，无法确定个体生活的坐标和重心，当然也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城市化过程中典型的“扎根”与被“拔根”现象。虽然外来者竭尽所能地想在城市“扎根”，却时时备受“拔根”痛苦的折磨，长期消耗在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无助生存状态中，使人生毫无安全感可言，而长久的无法融入城市，必然产生被剥夺感和疏离感。刘红卫是典型的“边缘人”。我以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执拗地拒助拒医，正是对城市残酷无情的一种无声抗争。
防止更多的刘红卫式的绝望事件发生，务必有节奏地控制城镇化的速度，以免拔苗助长，超出现实承载的容量。有专家测算，欧美国家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16-0.24个百分点；中级阶段（也是加速阶段）也只有0.30-0.52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的城市化率由20%增长到40%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由40%到70%又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且他们是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发展的高峰期，在人口比中国少得多的情况下，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才将城市化率由20%提高到70%以上。
相比之下，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其中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猛增了13.5个百分点，由30.48%增加到43.9%，此后5年更急增至50%以上。这样的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历程中绝无仅有。要知道，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要解决1300万农民工的就业，进城以后更要按照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这样超高速的发展是无论哪个政府都无力负担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写过：“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城市化速度慢了会延误时机，操之过急也可能额外增加社会摩擦，以至提高城市化的成本。换言之，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对消除其遗留的积弊务必决心大热情高，同时要想明白，寄望于一蹴而就并不现实。”
城镇化慢了不行快了不行，该怎么办？那就要找到一个快慢适中的平衡点，以质量为核心，把城镇化的负能量降到最小程度。
就在刘红卫倒在桥洞下不到半个月后，在同一座城市，又有一名农民工不堪寒冷被冻死在另一座立交桥下。在2013年，我们实在不愿再听到这样的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