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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能够有实力独立开发出空间站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前苏联两家，但是，由于花费巨大，独立坚持到底的只有前苏联。中国即将发射“天宫一号”的消息也引起了国外相关机构的关注。
《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17日题为《中国不久将发射首个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的文章称，中国将从今年开始进行交会对接技术的早期测试。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UCS）资深分析员、中国项目主管格雷戈里·库拉茨基称，“天宫一号”不是中国真正的太空站（宇宙空间站），也不是中国计划的太空站的一部分。
这个8吨的试验样机是为了获得中国未来建设的太空站项目所需要的技术，包括对接技术而设计的实验台。库拉茨基说，中国的“天宫一号”只有8吨，远远轻于美国在1973发射的重达80吨的太空实验室，甚至比前苏联在1986年发射的22吨的“和平号”空间站核心模块要轻很多。“有些国会成员希望用中国在载人航天方面的进步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美国一些防务分析家倾向于说轨道空间实验室有军事目的。”他说，但是，中国的“天宫一号”只是在走和美国和苏联在几十年前走过的路一样的一条路。
而实际上，就在美国本土，一直以来载人航天工程也备受争议。
“哥伦比亚”出事后，《纽约时报》曾撰文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很明显，这是整个航天飞机项目的全过程存在的问题。《纽约时报》还刊发多位读者来信，指责宇航局为了尽快发射而不惜牺牲安全，表现出宇航局为撑住航天飞机成功的门面而孤注一掷；有时候值得用生命冒险，但航天飞机计划不应成为赌注。
一些美国民众表示，目前的载人飞行对于真正的空间探索没多大贡献，即使把人送上火星也不解决问题。几乎所有探索项目花掉的钱，也仅能保证宇航员活着；而宇航员上太空并没有加强机械设备探测太空中生命迹象的能力。为了保证几个人在太空中活着而花掉大量的金钱，会大大贬损宇航局花大笔预算从太空去研究地球的意义，还不如研究如何保障地球上芸芸众生的福利。
而“发现号”曾出现的一连串安全“病症”，则让航天界专家对载人太空探索前景感到悲观。美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空间历史部主任拉尼乌斯说，我现在对航天飞机计划的前景相当悲观，同时对美国载人飞行计划前景也很悲观。
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1222名成年人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航天飞机项目值得继续下去的民众数量在直线下降，只有大约59％的人认为值得继续实验，而在2003年初的支持率为75％。就连当时正在太空飞行的资深宇航员们也表示，“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我们感到失望，非常震惊，我们没想到。”但在如此复杂的机械工程中，“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
在这场对载人飞行是否值得继续的反思与辩论中，支持派民众则认为，宇航局在近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要开拓新边疆总会存在危险因素；美国如欲在太空飞行领域执牛耳，就应准备承担风险；对于那些与此有切身利益的民众，例如肯尼迪航天中心所在地佛罗里达州（由于该州州长杰布是布什总统的胞弟，因而被媒体称为“是与白宫有血缘关系”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航天中心的存在、航天飞机的一次次升空，意味着大量的游客、大量的就业机会。
太空探索、载人航天是民族自信、国家自尊的某种象征。人们已长期习惯于把太空探索与集体荣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航天飞机的定期起降，似乎成了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标签，在航天飞机被停飞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的航天迷、航天精英都有某种失落感。
在美国媒体看来，科技探索是一方面，但美国的威望、太空大国的面子，对国家安全的冲击，也许是更有分量的潜台词。《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政治上受欢迎的航天计划也许很难扼杀”。如让美国放弃航天飞机，就只能完全依靠俄罗斯才能上国际空间站。这是美国目前不太好接受的。
对于中国的航天计划，纽波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教授琼·约翰逊 ·弗里兹不认为中国目前大力发展的航天计划会对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处于现在这种状态，人们不禁担心就业机会……人们觉得国会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上。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人现在在太空中做的事会让它成为那些能对美国的太空计划有影响的国家中的一个。
而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学者、中国军事与太空能力专家程斌评论称，在某些方面，这（指“天宫一号”的升空）将让中国领先印度和日本的程度更加凸显。程斌预测：“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基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亚洲的空间竞赛可能呈现白热化的状态。”
《科学美国人》还列举著名太空政策专家约翰·洛格斯登的观点说，中国的太空舱将是中国获得交会对接能力的目标飞行器。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美国航天局45年前的“双子星座”计划，即利用“阿金纳”目标飞行器磨练驾驶技术。
《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17日题为《中国不久将发射首个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的文章称，中国将从今年开始进行交会对接技术的早期测试。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UCS）资深分析员、中国项目主管格雷戈里·库拉茨基称，“天宫一号”不是中国真正的太空站（宇宙空间站），也不是中国计划的太空站的一部分。
这个8吨的试验样机是为了获得中国未来建设的太空站项目所需要的技术，包括对接技术而设计的实验台。库拉茨基说，中国的“天宫一号”只有8吨，远远轻于美国在1973发射的重达80吨的太空实验室，甚至比前苏联在1986年发射的22吨的“和平号”空间站核心模块要轻很多。“有些国会成员希望用中国在载人航天方面的进步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美国一些防务分析家倾向于说轨道空间实验室有军事目的。”他说，但是，中国的“天宫一号”只是在走和美国和苏联在几十年前走过的路一样的一条路。
而实际上，就在美国本土，一直以来载人航天工程也备受争议。
“哥伦比亚”出事后，《纽约时报》曾撰文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很明显，这是整个航天飞机项目的全过程存在的问题。《纽约时报》还刊发多位读者来信，指责宇航局为了尽快发射而不惜牺牲安全，表现出宇航局为撑住航天飞机成功的门面而孤注一掷；有时候值得用生命冒险，但航天飞机计划不应成为赌注。
一些美国民众表示，目前的载人飞行对于真正的空间探索没多大贡献，即使把人送上火星也不解决问题。几乎所有探索项目花掉的钱，也仅能保证宇航员活着；而宇航员上太空并没有加强机械设备探测太空中生命迹象的能力。为了保证几个人在太空中活着而花掉大量的金钱，会大大贬损宇航局花大笔预算从太空去研究地球的意义，还不如研究如何保障地球上芸芸众生的福利。
而“发现号”曾出现的一连串安全“病症”，则让航天界专家对载人太空探索前景感到悲观。美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空间历史部主任拉尼乌斯说，我现在对航天飞机计划的前景相当悲观，同时对美国载人飞行计划前景也很悲观。
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1222名成年人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航天飞机项目值得继续下去的民众数量在直线下降，只有大约59％的人认为值得继续实验，而在2003年初的支持率为75％。就连当时正在太空飞行的资深宇航员们也表示，“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我们感到失望，非常震惊，我们没想到。”但在如此复杂的机械工程中，“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
在这场对载人飞行是否值得继续的反思与辩论中，支持派民众则认为，宇航局在近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要开拓新边疆总会存在危险因素；美国如欲在太空飞行领域执牛耳，就应准备承担风险；对于那些与此有切身利益的民众，例如肯尼迪航天中心所在地佛罗里达州（由于该州州长杰布是布什总统的胞弟，因而被媒体称为“是与白宫有血缘关系”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航天中心的存在、航天飞机的一次次升空，意味着大量的游客、大量的就业机会。
太空探索、载人航天是民族自信、国家自尊的某种象征。人们已长期习惯于把太空探索与集体荣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航天飞机的定期起降，似乎成了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标签，在航天飞机被停飞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的航天迷、航天精英都有某种失落感。
在美国媒体看来，科技探索是一方面，但美国的威望、太空大国的面子，对国家安全的冲击，也许是更有分量的潜台词。《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政治上受欢迎的航天计划也许很难扼杀”。如让美国放弃航天飞机，就只能完全依靠俄罗斯才能上国际空间站。这是美国目前不太好接受的。
对于中国的航天计划，纽波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教授琼·约翰逊 ·弗里兹不认为中国目前大力发展的航天计划会对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处于现在这种状态，人们不禁担心就业机会……人们觉得国会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上。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人现在在太空中做的事会让它成为那些能对美国的太空计划有影响的国家中的一个。
而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学者、中国军事与太空能力专家程斌评论称，在某些方面，这（指“天宫一号”的升空）将让中国领先印度和日本的程度更加凸显。程斌预测：“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基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亚洲的空间竞赛可能呈现白热化的状态。”
《科学美国人》还列举著名太空政策专家约翰·洛格斯登的观点说，中国的太空舱将是中国获得交会对接能力的目标飞行器。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美国航天局45年前的“双子星座”计划，即利用“阿金纳”目标飞行器磨练驾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