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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中纪委带走。前一天下午，他还在主持召开该市常委会议，传达贵州省第二次工业发展大会的精神。
这是十八大以后近一年来，中纪委证实查处的第11位省部级官员。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从2008到2012年，每年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的数量分别为4、8、6、7、4人，平均每年有5.8人。
这一组数字反映了中共中央反腐决心和思路的变化，也透露出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反腐生态的变化。
2012年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带走。此时，距离他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不足20天。四川官场对此调侃说：对李春城而言，中候委就像是“临别一吻”。
在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在提到腐败的危害时，用了“亡党亡国”这样的词汇。9天后，新当选的中共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到了这个词汇。“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说。
李春城案件，是由王岐山领衔的新一届中纪委烧的“第一把火”。在反腐的地位得到确认后，王岐山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落实，一个是路径选择。当选中纪委书记后的第五天，王岐山在中纪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第一次发声：“要把反腐工作引向深入。”
到了5月，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出现——刘铁男案。这个案件，几乎囊括了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反腐案件的所有关键要素：网络、情妇、实名、举报、记者、高官。公众关注度前所未有，各方博弈不断，中间的跌宕与坚持，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典范。
此时，在新一届中纪委的办案流程中，出现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关键词：网络、举报，还有情妇。这三者组成合力，并与中纪委之间形成互动，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反腐生态。
6、7月份，中纪委迎来了新一轮反腐的高潮：从6月4日到7月6日一个月时间内，中纪委接连宣布了4起案件：6月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被调查；6月30日，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被调查；7月6日，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被调查。这四起案件，对外通报都相对及时，改变了此前部分案件通报延迟的状况。
8月末到9月初，中石油系列腐败案高潮再起。这场对中石油伤筋动骨的反腐行动，其核心桥段始于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被查，接着两位中石油副总落马，4天后，这把“火”烧到了近一年来被查处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中央委员蒋洁敏。
有人对中纪委的上述反腐历程做了个归纳，共分为三部曲：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春城在此间落马；6月下旬到7月中旬是中程发力，4位高官在期间被调查；8月底9月初的中石油案则把反腐推向了高潮，一位中央委员和一位中央候补委员在此间落马。
在中纪委紧盯“老虎”的同时，地方纪委也在“抓苍蝇”。在十八大闭幕后的第7天，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段不雅视频出现在一位记者的微博上。第二天，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确认视频中男性确为雷政富；第四天，雷政富被免职。从举报到免职用了63小时。有网友称之为“微博秒杀”。因不雅视频案，重庆市共有21位官员受到处理，其中6位为厅级官员。
在地方反腐中表现抢眼的另一个地方是广东省。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半月内，广东省有3名厅级官员落马。一份来自广东省纪检系统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到6月20日，广东省纪检系统共立案4423件，涉及4613人，同比增长近30%。其中地厅级官员29人，县处级官员242人。
一份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416件23939人，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6%和2%。其中县处级干部250名，厅级干部87人，省部级干部两人。由于部分案件尚没有从纪委移交司法系统，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数量的增长，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一组数据中。
十八大后中国反腐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网络的深度参与，且与实名举报结合了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搜集了88个十八大以后被调查的官员样本，其中包括省部级和地厅级官员。搜集的信息包括这些官员落马前的职位、何时落马、因何落马、线索来源、从线索出现到被调查的时间、从开始调查到信息公开的时间。
通过研究以上数据发现，在这88个被调查的官员中，公开消息显示线索明显来源于举报的共有20起。由于举报的隐蔽性以及新闻报道的有限性，实际上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这20起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案件中，网络举报占了18起，占比90%。另两起则不能确认举报方式。在这18起网络举报中，省部级官员4起，厅级干部14起，分别占比33%和18%，两者加起来占比20%强。也就是说，在5个落马的厅级以上官员中，就有1个是通过网络举报成功的。
网络举报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员滥用权力，要么是有作风问题，要么是其身份让大家感兴趣，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网络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从而聚拢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父亲公安局长的身份，二是权力滥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滥权者的憎恨，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刘铁男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权重，对公众有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其发生在公众比较敏感的能源领域。此外，就是举报者的身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力。
情妇的举报则把公众的仇官情结与偷窥欲望结合起来，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选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妇的网上举报的案件，人气居高不下。
在这些与情妇有关的案例中，纪检部门介入的速度也明顯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证实，第四天免职；单增德案第二天调查，第三天证实，几天后免职；范悦案3天后免职。这种超越常规的处理速度，一方面与纪检机关对短期内聚拢民意的顾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更可靠的证据。 与情妇举报相比，媒体人举报因为自己非当事人，许多案情是听人转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观判断，因而在证据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些需要调查来弥补。
在上述18起网络举报中，有13起是实名举报。在纪检调查越来越向实名举报倾斜的背景下，实名越来越成为网上举报的一个共识。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实名举报，他发现，除了6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应率达到86.3%，只有3起没有回应。在19起得到回应的案件中，12位被举报人被免职。
这位研究者还发现，在28位举报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体人，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实名举报者的动机中，最重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商业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举报人采用实名，一方面说明举报人的取证意识与能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改变了举报者的预期。在实名与匿名之间，举报者的风险考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网络的出现，二是纪检机关对于反腐的态度。
网络给反腐生态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于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实名举报人就拥有了两个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纪检机关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举报人也不敢肆意妄为。这都会大大改变其对举报风险的预期。
不过，当前反腐机制中还缺少一个举报人保护制度，实名举报依然存在风险。
对于纪检机关来说，其长期以来依赖书面举报并拥有巨大的调查裁量权的工作形态或将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应网上的举报，这对于其观念和人员的配置都是一个挑战。
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分析的88个案例处理过程来看，多数案件在纪检部门开始调查时会有一个信息发布，通常的表述是“×××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但这一信息发布的时间因个案有所差异。从总体上说，在网上关注较多的案件，公布的时间较为及时；而公众不太关注的案件，则纪检部门公布信息的紧迫感不够。
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一年中有11 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其中包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
刘铁男案则是个例外。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表示将报警处理。此后，刘铁男一直以能源局局长身份参加各种活动。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在微博上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他后来澄清说，这是自己的“以诈施压”术，希望能以此推动调查进程。
2013年3月，刘铁男在新一轮机构整合中落选国家能源局局长，但留任发改委副主任。到了2013年5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从罗昌平实名举报到中纪委宣布调查，耗时5个多月。罗昌平说，他在这一过程中“备受煎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88个案件标本发现，在所有的线索来源中，情妇实名举报信息公开的速度最快——不仅开始调查时公布，立案时公布，在调查的各个阶段也有公布。媒体人的实名举报速度则次之。
此外，在信息公开的速度上，网上举报相对于传统举报要快一些，实名举报相对于匿名举报要快一些。由此可得出结论：纪检部门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成正比。
相对于开始调查时的信息公开，纪检部门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则更为欠缺。《中国新闻周刊》搜集的88个案例中，在纪委的调查阶段，通常是只在开始调查时公开一次，此后再无消息。
这是个漫长的、沉默的调查过程，给了各种传言充分的传播空间。李春城在2012年12月2日被带走，12月6日新华社发布了“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此后又在2013年1月19日中纪委的一次发布会上宣布立案，此后的9个多月再无消息。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在四川官场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各色版本的传言，包括许多种版本的“官商勾结”，还有许多版本的“官官勾结”。在案件的结果最终公布之前，民众已经从这些传言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样一来，相关部门等于把最大的一块舆论阵地，客观上让给了传言。
在網络传播的背景下，纪检机关应该改变过去关门办案的观念，建立一种阶段性公开的机制——在案件调查的各个节骨眼上，比如带走、立案、移交司法等环节，除非确需保密，应尽量给民众一个交代。
这是十八大以后近一年来，中纪委证实查处的第11位省部级官员。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从2008到2012年，每年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的数量分别为4、8、6、7、4人，平均每年有5.8人。
这一组数字反映了中共中央反腐决心和思路的变化，也透露出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反腐生态的变化。
反腐三部曲
2012年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带走。此时，距离他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不足20天。四川官场对此调侃说：对李春城而言，中候委就像是“临别一吻”。
在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在提到腐败的危害时，用了“亡党亡国”这样的词汇。9天后，新当选的中共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到了这个词汇。“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说。
李春城案件，是由王岐山领衔的新一届中纪委烧的“第一把火”。在反腐的地位得到确认后，王岐山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落实，一个是路径选择。当选中纪委书记后的第五天，王岐山在中纪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第一次发声：“要把反腐工作引向深入。”
到了5月，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出现——刘铁男案。这个案件，几乎囊括了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反腐案件的所有关键要素：网络、情妇、实名、举报、记者、高官。公众关注度前所未有，各方博弈不断，中间的跌宕与坚持，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典范。
此时，在新一届中纪委的办案流程中，出现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关键词：网络、举报，还有情妇。这三者组成合力，并与中纪委之间形成互动，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反腐生态。
6、7月份，中纪委迎来了新一轮反腐的高潮：从6月4日到7月6日一个月时间内，中纪委接连宣布了4起案件：6月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被调查；6月30日，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被调查；7月6日，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被调查。这四起案件，对外通报都相对及时，改变了此前部分案件通报延迟的状况。
8月末到9月初，中石油系列腐败案高潮再起。这场对中石油伤筋动骨的反腐行动，其核心桥段始于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被查，接着两位中石油副总落马，4天后，这把“火”烧到了近一年来被查处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中央委员蒋洁敏。
有人对中纪委的上述反腐历程做了个归纳，共分为三部曲：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春城在此间落马；6月下旬到7月中旬是中程发力，4位高官在期间被调查；8月底9月初的中石油案则把反腐推向了高潮，一位中央委员和一位中央候补委员在此间落马。
在中纪委紧盯“老虎”的同时，地方纪委也在“抓苍蝇”。在十八大闭幕后的第7天，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段不雅视频出现在一位记者的微博上。第二天，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确认视频中男性确为雷政富；第四天，雷政富被免职。从举报到免职用了63小时。有网友称之为“微博秒杀”。因不雅视频案，重庆市共有21位官员受到处理，其中6位为厅级官员。
在地方反腐中表现抢眼的另一个地方是广东省。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半月内，广东省有3名厅级官员落马。一份来自广东省纪检系统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到6月20日，广东省纪检系统共立案4423件，涉及4613人，同比增长近30%。其中地厅级官员29人，县处级官员242人。
一份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416件23939人，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6%和2%。其中县处级干部250名，厅级干部87人，省部级干部两人。由于部分案件尚没有从纪委移交司法系统，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数量的增长，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一组数据中。
网络举报深度参与
十八大后中国反腐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网络的深度参与，且与实名举报结合了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搜集了88个十八大以后被调查的官员样本，其中包括省部级和地厅级官员。搜集的信息包括这些官员落马前的职位、何时落马、因何落马、线索来源、从线索出现到被调查的时间、从开始调查到信息公开的时间。
通过研究以上数据发现，在这88个被调查的官员中，公开消息显示线索明显来源于举报的共有20起。由于举报的隐蔽性以及新闻报道的有限性，实际上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这20起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案件中，网络举报占了18起，占比90%。另两起则不能确认举报方式。在这18起网络举报中，省部级官员4起，厅级干部14起，分别占比33%和18%，两者加起来占比20%强。也就是说，在5个落马的厅级以上官员中，就有1个是通过网络举报成功的。
网络举报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员滥用权力，要么是有作风问题，要么是其身份让大家感兴趣，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网络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从而聚拢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父亲公安局长的身份，二是权力滥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滥权者的憎恨，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刘铁男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权重，对公众有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其发生在公众比较敏感的能源领域。此外，就是举报者的身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力。
情妇的举报则把公众的仇官情结与偷窥欲望结合起来，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选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妇的网上举报的案件，人气居高不下。
在这些与情妇有关的案例中，纪检部门介入的速度也明顯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证实，第四天免职；单增德案第二天调查，第三天证实，几天后免职；范悦案3天后免职。这种超越常规的处理速度，一方面与纪检机关对短期内聚拢民意的顾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更可靠的证据。 与情妇举报相比，媒体人举报因为自己非当事人，许多案情是听人转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观判断，因而在证据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些需要调查来弥补。
在上述18起网络举报中，有13起是实名举报。在纪检调查越来越向实名举报倾斜的背景下，实名越来越成为网上举报的一个共识。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实名举报，他发现，除了6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应率达到86.3%，只有3起没有回应。在19起得到回应的案件中，12位被举报人被免职。
这位研究者还发现，在28位举报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体人，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实名举报者的动机中，最重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商业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举报人采用实名，一方面说明举报人的取证意识与能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改变了举报者的预期。在实名与匿名之间，举报者的风险考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网络的出现，二是纪检机关对于反腐的态度。
网络给反腐生态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于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实名举报人就拥有了两个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纪检机关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举报人也不敢肆意妄为。这都会大大改变其对举报风险的预期。
不过，当前反腐机制中还缺少一个举报人保护制度，实名举报依然存在风险。
对于纪检机关来说，其长期以来依赖书面举报并拥有巨大的调查裁量权的工作形态或将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应网上的举报，这对于其观念和人员的配置都是一个挑战。
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分析的88个案例处理过程来看，多数案件在纪检部门开始调查时会有一个信息发布，通常的表述是“×××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但这一信息发布的时间因个案有所差异。从总体上说，在网上关注较多的案件，公布的时间较为及时；而公众不太关注的案件，则纪检部门公布信息的紧迫感不够。
刘铁男案则是个例外。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表示将报警处理。此后，刘铁男一直以能源局局长身份参加各种活动。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在微博上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他后来澄清说，这是自己的“以诈施压”术，希望能以此推动调查进程。
2013年3月，刘铁男在新一轮机构整合中落选国家能源局局长，但留任发改委副主任。到了2013年5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从罗昌平实名举报到中纪委宣布调查，耗时5个多月。罗昌平说，他在这一过程中“备受煎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88个案件标本发现，在所有的线索来源中，情妇实名举报信息公开的速度最快——不仅开始调查时公布，立案时公布，在调查的各个阶段也有公布。媒体人的实名举报速度则次之。
此外，在信息公开的速度上，网上举报相对于传统举报要快一些，实名举报相对于匿名举报要快一些。由此可得出结论：纪检部门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成正比。
相对于开始调查时的信息公开，纪检部门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则更为欠缺。《中国新闻周刊》搜集的88个案例中，在纪委的调查阶段，通常是只在开始调查时公开一次，此后再无消息。
这是个漫长的、沉默的调查过程，给了各种传言充分的传播空间。李春城在2012年12月2日被带走，12月6日新华社发布了“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此后又在2013年1月19日中纪委的一次发布会上宣布立案，此后的9个多月再无消息。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在四川官场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各色版本的传言，包括许多种版本的“官商勾结”，还有许多版本的“官官勾结”。在案件的结果最终公布之前，民众已经从这些传言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样一来，相关部门等于把最大的一块舆论阵地，客观上让给了传言。
在網络传播的背景下，纪检机关应该改变过去关门办案的观念，建立一种阶段性公开的机制——在案件调查的各个节骨眼上，比如带走、立案、移交司法等环节，除非确需保密，应尽量给民众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