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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国内地富人跨境购买的不仅仅是房产、黄金，也非奢侈品，而是薄薄的一张保单。
以香港为例，2012年香港保险市场每100港元的新增保单中，就有12港元的贡献来自内地投保人。
有这样一张保单，香港某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都觉得困扰，那是一张价值高达一亿美元的人寿保险，客户是来自大陆的高净值人士。困扰的原因在于，这些保单的价值高到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愿一家承担，要分到几家以分散风险。有香港保险经纪称，中国高净值人士更常见的保单金额是1000万美元，按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标准，这也是很高的金额，也需要多找几家保险公司来共同承担。
现阶段的情况是，对于中国有钱人来说，最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可能是一张海外巨额人寿保单。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高额保险不仅贵，提供的回报也不高，但对富有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特定的功能。作为一种保守的投资，其能够帮助他们平衡高风险的投资，也不失为把现金转移到海外的一种有效办法，同时又具有投保人过世后给家人提供保障的基本作用。
寻求医疗保障
“内地市场的开拓可追溯至2006年，在我的内地客户中，早期的投保人都是来自广东省的高净值人士，如工厂东主老板。”来自香港某间人寿保险公司的财富策划经理刘蕙芊表示。尽管当时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仍未跌破1：1的关口，但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批来自世界工厂的东主们带着购买力到香港消费。然而，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这批高净值人士亦关注到自身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内地高端客户之所以选择赴港购买保险，除了基于对理赔效率及赔偿金额的考虑外，同时亦跟对香港医疗制度及服务的信任程度有关。
“购买医疗保障计划的内地客户，当中便有92%受保人使用香港住院索偿医疗。”刘女士指出。在她的内地客户群中，有一位东莞女厂主于数年前因腰痛及脚部麻痹，到当地一间甚有名气的私人医院骨科部就医，两次看病后得出的诊断结果是：赶紧做手术。当时这位客户对动手术的必要性存疑，继而到香港一间私家医院再找医生诊症，结果香港的医生表示只需按时吃药和多做保健运动，痛症就能痊愈。在该客户完成药物疗程及持续以舒缓痛症的伸展运动作锻炼后，其腰痛脚痹的问题亦逐渐康复起来。由此可见，他们满意的不仅是香港医疗保险产品的全面性，优质医疗服务和医护人员的专业治疗亦促成他们赴港购买医疗保险的兴趣。
在加强对医疗保障需求的同时，考虑到患上癌症丶心脏病等高危疾病的概率日趋上升，这些高端客户也增加了对重大疾病的健康风险分担意识。香港人均寿命长，属全球第三长寿地区；同时，重大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内地低，因此香港危疾保险产品的投保费用亦相对内地便宜。对于中国的富豪而言，他们购买巨额人寿保险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年龄。同样一份100万美元保额的保险，在35岁的时候买要比在50岁的时候买便宜得多。据胡润的数据，中国百万富翁（以美元计算）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比美国要小15岁。这意味着他们家庭成员的年纪还小，一些支出大头比如子女的教育费用还需要支付。
此外，香港危疾保险产品受保的重大疾病种类比内地多，保额及赔偿金数目较高，保障年龄一般可达85岁，更能满足内地高净值人士对存在风险转移及周全保障的需求。一些危疾保险产品更特设复效权益，多层次结构更能稳固对受保人的高度保障，对于内地高端客户中健康风险较高的人士，这是一种对人生健康的理想“另类投资”。
保值型消费
时移至今，在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网站上，保险已被列为内地游客热门产品之一，并附设专页介绍及提醒旅客在港购买保险产品所需注意的事项。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理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内地访客缴纳的保费总值金额高达99亿，占全年的12.8%，相对于2010年的4%达至三倍多的增幅。除了投保人数目上升之外，随着自由行放宽至华东、华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这批内地客户的分布图亦伸延至北京、上海甚至山东，而不再局限于广东省内。他们选择香港保险产品的出发点，不再纯为考虑到要对自己及家人健康风险作保障。
在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一些高净值人士把他们的资金投放到香港带有投资成分的储蓄保险产品上。随着港元不断贬值，甚至一度跌破0.8的关口，汇率差距下香港保费率低廉的优势更加彰显。尽管中国保监会于今年8月初取消保障型丶消费型等普通人身保险2.5%的利率上限，对于主攻分红型、投资连结保险的高端客户而言，惟有香港5%-7%的分红利率，才能满足到他们的回报。渴望从中获利的内地客户还有精打细算的中产阶层，考虑到子女长远的升学预算，他们亦希望透过较低的投入换取更高的资金回报作子女将来教育开支。
除了上述在生利益之保障计划，香港的人寿保险产品同样受到内地访客垂青，高净值人士购买巨额寿险更是屡见不鲜。除了基于香港保险的免责条款较内地少及宽容丶合约附设不可争议条款保障投保人权益外，这股购买巨额保险热潮更是跟内地盛传遗产税于深圳试行有关。
事源去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会上提出深圳收入分配改革的十条思路，在提高低收入者福利的同时，另一方面可利用遗产税调节高收入。“我们要调节高收入。深圳没有权限，但国家能够试点的话，深圳可以试点，比如说遗产税。”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在致辞中表示。经过媒体辗转报道，一个未经正式讨论的想法最后演化为盛传遗产税于深圳出台。
在“可能”的遗产税的逼近下，有部分内地高净值人士掷下千万美元购买人寿保险将资产转为保险金，把人寿保险从保障人的生存或死亡风险换成转移资产的合法避税渠道，使其巨额资产得以保值。一些香港新闻周刊甚至报导有部分借下贷款的商人透过来港购买保险的方式逃避债务，而报道指出这些商人分别以中国一条保险法及继承法为依归。
根据继承法第33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保险法第23条则说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这意味着投保人买下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的人寿保障计划，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亲属以保险收益人的身份领取保险金后，是没有法律责任偿还被保险人的债务。
然而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丁一元律师指出，在香港签订的保险条约适用于香港地区法律。因此，若在港购买保险却以内地法律中的继承法及保险法作依据，是不符合两地法律原则，投保人需另行查考香港法律，或向香港律师谘询在当地的法律对保险权及继承权的注释。即使在内地法律下，保险权益指定了受益人于还是优先债权人。尽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取得保险全权利，但不能说保险由此具有避债、避税功能。假若保险合同中没有指定受益人，在保险金作为遗产领取的情况下，继承人还是必须按继承法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至于香港税务局早在2006年初撤销了对遗产税的征收；而且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人寿保单不纳入破产债权范围内，受益保险金亦不用于作抵债用途。另外，香港法律暂未有相关条例容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把保约解除并以解约返还金作偿还债务之用。其实摒除转移资产的价值来说，发展已有170年的香港保险业，在健全法律制度及保监会的严密监督下，相信仍然能以优质全面的保障计划吸引内地访客来港购保。假若内地访客购买香港保险，就必须亲身到香港签署相关合约以确保合约生效及获得香港法例保障；假若保险合同并不是在香港签署，则属违反了内地及香港法例，令保单失效。投保前亦需谨慎考虑人民币兑港元的汇率升跌所带来的盈利变动风险及注意保险产品的细节条款是否到位。
以香港为例，2012年香港保险市场每100港元的新增保单中，就有12港元的贡献来自内地投保人。
有这样一张保单，香港某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都觉得困扰，那是一张价值高达一亿美元的人寿保险，客户是来自大陆的高净值人士。困扰的原因在于，这些保单的价值高到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愿一家承担，要分到几家以分散风险。有香港保险经纪称，中国高净值人士更常见的保单金额是1000万美元，按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标准，这也是很高的金额，也需要多找几家保险公司来共同承担。
现阶段的情况是，对于中国有钱人来说，最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可能是一张海外巨额人寿保单。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高额保险不仅贵，提供的回报也不高，但对富有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特定的功能。作为一种保守的投资，其能够帮助他们平衡高风险的投资，也不失为把现金转移到海外的一种有效办法，同时又具有投保人过世后给家人提供保障的基本作用。
寻求医疗保障
“内地市场的开拓可追溯至2006年，在我的内地客户中，早期的投保人都是来自广东省的高净值人士，如工厂东主老板。”来自香港某间人寿保险公司的财富策划经理刘蕙芊表示。尽管当时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仍未跌破1：1的关口，但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批来自世界工厂的东主们带着购买力到香港消费。然而，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这批高净值人士亦关注到自身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内地高端客户之所以选择赴港购买保险，除了基于对理赔效率及赔偿金额的考虑外，同时亦跟对香港医疗制度及服务的信任程度有关。
“购买医疗保障计划的内地客户，当中便有92%受保人使用香港住院索偿医疗。”刘女士指出。在她的内地客户群中，有一位东莞女厂主于数年前因腰痛及脚部麻痹，到当地一间甚有名气的私人医院骨科部就医，两次看病后得出的诊断结果是：赶紧做手术。当时这位客户对动手术的必要性存疑，继而到香港一间私家医院再找医生诊症，结果香港的医生表示只需按时吃药和多做保健运动，痛症就能痊愈。在该客户完成药物疗程及持续以舒缓痛症的伸展运动作锻炼后，其腰痛脚痹的问题亦逐渐康复起来。由此可见，他们满意的不仅是香港医疗保险产品的全面性，优质医疗服务和医护人员的专业治疗亦促成他们赴港购买医疗保险的兴趣。
在加强对医疗保障需求的同时，考虑到患上癌症丶心脏病等高危疾病的概率日趋上升，这些高端客户也增加了对重大疾病的健康风险分担意识。香港人均寿命长，属全球第三长寿地区；同时，重大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内地低，因此香港危疾保险产品的投保费用亦相对内地便宜。对于中国的富豪而言，他们购买巨额人寿保险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年龄。同样一份100万美元保额的保险，在35岁的时候买要比在50岁的时候买便宜得多。据胡润的数据，中国百万富翁（以美元计算）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比美国要小15岁。这意味着他们家庭成员的年纪还小，一些支出大头比如子女的教育费用还需要支付。
此外，香港危疾保险产品受保的重大疾病种类比内地多，保额及赔偿金数目较高，保障年龄一般可达85岁，更能满足内地高净值人士对存在风险转移及周全保障的需求。一些危疾保险产品更特设复效权益，多层次结构更能稳固对受保人的高度保障，对于内地高端客户中健康风险较高的人士，这是一种对人生健康的理想“另类投资”。
保值型消费
时移至今，在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网站上，保险已被列为内地游客热门产品之一，并附设专页介绍及提醒旅客在港购买保险产品所需注意的事项。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理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内地访客缴纳的保费总值金额高达99亿，占全年的12.8%，相对于2010年的4%达至三倍多的增幅。除了投保人数目上升之外，随着自由行放宽至华东、华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这批内地客户的分布图亦伸延至北京、上海甚至山东，而不再局限于广东省内。他们选择香港保险产品的出发点，不再纯为考虑到要对自己及家人健康风险作保障。
在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一些高净值人士把他们的资金投放到香港带有投资成分的储蓄保险产品上。随着港元不断贬值，甚至一度跌破0.8的关口，汇率差距下香港保费率低廉的优势更加彰显。尽管中国保监会于今年8月初取消保障型丶消费型等普通人身保险2.5%的利率上限，对于主攻分红型、投资连结保险的高端客户而言，惟有香港5%-7%的分红利率，才能满足到他们的回报。渴望从中获利的内地客户还有精打细算的中产阶层，考虑到子女长远的升学预算，他们亦希望透过较低的投入换取更高的资金回报作子女将来教育开支。
除了上述在生利益之保障计划，香港的人寿保险产品同样受到内地访客垂青，高净值人士购买巨额寿险更是屡见不鲜。除了基于香港保险的免责条款较内地少及宽容丶合约附设不可争议条款保障投保人权益外，这股购买巨额保险热潮更是跟内地盛传遗产税于深圳试行有关。
事源去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会上提出深圳收入分配改革的十条思路，在提高低收入者福利的同时，另一方面可利用遗产税调节高收入。“我们要调节高收入。深圳没有权限，但国家能够试点的话，深圳可以试点，比如说遗产税。”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在致辞中表示。经过媒体辗转报道，一个未经正式讨论的想法最后演化为盛传遗产税于深圳出台。
在“可能”的遗产税的逼近下，有部分内地高净值人士掷下千万美元购买人寿保险将资产转为保险金，把人寿保险从保障人的生存或死亡风险换成转移资产的合法避税渠道，使其巨额资产得以保值。一些香港新闻周刊甚至报导有部分借下贷款的商人透过来港购买保险的方式逃避债务，而报道指出这些商人分别以中国一条保险法及继承法为依归。
根据继承法第33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保险法第23条则说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这意味着投保人买下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的人寿保障计划，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亲属以保险收益人的身份领取保险金后，是没有法律责任偿还被保险人的债务。
然而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丁一元律师指出，在香港签订的保险条约适用于香港地区法律。因此，若在港购买保险却以内地法律中的继承法及保险法作依据，是不符合两地法律原则，投保人需另行查考香港法律，或向香港律师谘询在当地的法律对保险权及继承权的注释。即使在内地法律下，保险权益指定了受益人于还是优先债权人。尽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取得保险全权利，但不能说保险由此具有避债、避税功能。假若保险合同中没有指定受益人，在保险金作为遗产领取的情况下，继承人还是必须按继承法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至于香港税务局早在2006年初撤销了对遗产税的征收；而且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人寿保单不纳入破产债权范围内，受益保险金亦不用于作抵债用途。另外，香港法律暂未有相关条例容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把保约解除并以解约返还金作偿还债务之用。其实摒除转移资产的价值来说，发展已有170年的香港保险业，在健全法律制度及保监会的严密监督下，相信仍然能以优质全面的保障计划吸引内地访客来港购保。假若内地访客购买香港保险，就必须亲身到香港签署相关合约以确保合约生效及获得香港法例保障；假若保险合同并不是在香港签署，则属违反了内地及香港法例，令保单失效。投保前亦需谨慎考虑人民币兑港元的汇率升跌所带来的盈利变动风险及注意保险产品的细节条款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