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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儒学精华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宝库，数千年来被国人所接纳、推崇、研习和践行。对于树立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近现代一些特定时期，儒学被视为糟粕而遭到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必须大力弘扬儒学精华，还儒学本来面目。一要大力宣传儒学；二要大力倡导儒学研究；三要在大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开设经典诵读必修课。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儒学，学习和践行儒学精华的新局面。
关键词：弘扬儒学 完善价值体系 倡导儒学诵读与研究
当前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亟需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具有普世价值、系统完善的价值体系。为此，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完美概括和科学发展。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以其立论辩证科学、效法自然、源于生活、便于学习和实践等特点，数千年来，一直被国人所接纳、推崇、研习和践行，藉此开启了恢弘浩大、历久弥新的东方文明，出现了诸多太平盛世。
然而，自“新文化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六十多年间，由于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儒学被视为糟粕而遭到全盘否定。特别是“文革“十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儒家文化被切切实实地绑上了封建礼教的战车，遭到了彻头彻尾的批判，继而被彻底批倒批臭。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除了极少数真正学习和研究过儒学理论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儒学是毒草，是摧残人们意志的麻醉剂，是贻害无穷的精神鸦片。这种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少数人甚至到当前仍会谈“儒”色变。
由于儒学的主旨是忠孝仁义，是教化人们一心向善，这正符合封建君主的统治之需。因而两千多年来，在其被利用的过程中，不断被篡改、被歪曲，从而夹杂了一些愚弄民众的东西，使之有失偏颇。例如：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其本意是君臣父子要各行其道，各尽其责；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都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履行自己的义务。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明确要求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父要慈，子要孝；臣要忠于职守，君要做表率，并以礼给臣子相应的待遇；夫妇之间要根据自身特点分工合作，各执其事；兄长要照顾弟弟，弟弟要敬重兄长；朋友之间要相互讲求信义。孔孟所倡导的“君臣父子”与“五伦”规范，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是儒学的精华，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国人作为道德准则所遵从和践行。对于树立当今社会的德道规范和价值体系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学在发展进程中，由于惨杂了少许和孔孟儒学精髓不完全一致的表述，从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例如，西汉的董仲舒按照他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其积极意义与孔孟学说完全一致，同时重视主观意志的力量，注重品德，自我节制等等。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等等。这种纲常理论后来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甚至发展成愚忠愚孝，演绎出了许多历史悲剧。在近代的戏曲和野史中，甚至将其进一步演化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更为离奇的说法。若用这种说法来形容和批判某些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与残暴倒也形象而贴切。然而在近现代，这种说法却更多的被用来诬蔑和丑化儒学了。
儒家的许多经典言论在近现代也遭到某些曲解甚至恶意误读。例如：孟子见梁惠王时曾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其本意是作为一国之君，只要能够实施仁政，推行仁义道德，就必然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而不必说怎样做才能够有利。否则，从国君到庶民，大家都重利轻义，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的恶性局面，必然导致国家的危亡。儒家的这种“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这并不是儒家的主张。然而，孟子“何必曰利”的说法，却被许多人当作不要利的典型言语来批判①。并被认为儒家“不言利”的主张妨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如果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儒学正名，不能大力弘扬儒学精华，还儒学本来面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不能被进一步挖掘，优秀文化传统就不能被很好的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培育就会缺乏最基本的精神支柱，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就很难顺利开展。因此，极有必要正本清源，倡导儒学。
首先，要大力宣传儒学，使人们开始了解儒学，认识儒学。对儒学的精华要全面肯定，对被歪曲被篡改的内容要拨乱反正，去伪存真。通过宣传和倡导，逐步打消文革余毒，使中老年人由对儒家文化的反感与不屑，逐步转化为在思想观念上可以容忍和能够接受，进而有所了解甚至开始研读；使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儒学，学习和领会儒学精华；使大中小学生能较完整的诵读儒学经典，系统全面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二，大力倡导儒学研究。现在又少部分学者并没有系统深入地研习儒学，仅仅了解了一点皮毛，就敢于针对儒学发表诸多评论。有的仅仅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和晋级升职等需要，在本人对儒学的了解并不深入的情况下，就随意写文章评判儒学之优略。还有少数人甚至连断章取义而来的原话都翻译不正确，就能联系现实写出大块头文章来。这样必然导致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因此，为了正本清源，倡导儒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确立和践行，极有必要在全社会掀起一个儒学研究的热潮。大中专院校和相关研究所能够集中研究和发掘，社会其他各界也应大力提倡学习和研究儒学，继承和发扬儒学所倡导的传统美德和价值取向。
其三，在大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开设经典诵读必修课。2010年8月，教育部要求“全国大中小学的课堂都要开设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诵读课程”，同时要求“部分学校将先行成为经典诵读进课堂试点”②。目前，试点学校都已按照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相关要求，开设了经典诵读课程。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以不同形式引导学生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然而时隔四年，纵观该课程的开设和落实情况以及课程的实效性等方面不容乐观。一是目前的试点学校一般都是把经典诵读课作为语文课教学的一部分进行教学，并未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教学计划。而受多年来高考模式和社会用人机制的影响，中小学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现象。语文课教学所占课时严重不足，导致经典诵读课因缺乏时间保证而流于形式；二是因各学校语文科任教师的教学习惯和兴趣爱好差异，对经典诵读课的重视程度和具体要求不尽相同。有的相对比较重视，或组织学生利用早晚自习诵读学习，或布置篇目让学生自由诵读后抽查落实情况，或带领学生定期诵读并作适当讲解等等。而有的科任教师则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既不布置要求，又不检查督促，使经典诵读放任自流。三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对经典诵读课重视程度不够，因怕挤占高考相关科目的教学时间、怕加重学生负担等原因，并没有将经典诵读纳入到必修课的教学范畴，而将有关教材仅作为课外读物让学生自由阅读，其结果是该课程有名无实；以上现象都使得中小学经典诵读课大打折扣，缺乏实效，不能真正发挥其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的载体作用。为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把经典诵读课确定为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必修课程，使其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的一门独立于思品和语文课程之外的单独课程进行教学，以便使该课程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求各教材编写机构，在改编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思想品德、政治、历史等相关教材时，适当加大儒学经典的分量，使儒学学习从娃娃抓起，并贯穿于青少年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①周桂钿，《对批判儒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
②施剑松，《经典诵读进入大中小学课堂》北京晨报.2010-08-03
（作者单位：平凉师范学校）
关键词：弘扬儒学 完善价值体系 倡导儒学诵读与研究
当前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亟需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具有普世价值、系统完善的价值体系。为此，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完美概括和科学发展。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以其立论辩证科学、效法自然、源于生活、便于学习和实践等特点，数千年来，一直被国人所接纳、推崇、研习和践行，藉此开启了恢弘浩大、历久弥新的东方文明，出现了诸多太平盛世。
然而，自“新文化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六十多年间，由于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儒学被视为糟粕而遭到全盘否定。特别是“文革“十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儒家文化被切切实实地绑上了封建礼教的战车，遭到了彻头彻尾的批判，继而被彻底批倒批臭。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除了极少数真正学习和研究过儒学理论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儒学是毒草，是摧残人们意志的麻醉剂，是贻害无穷的精神鸦片。这种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少数人甚至到当前仍会谈“儒”色变。
由于儒学的主旨是忠孝仁义，是教化人们一心向善，这正符合封建君主的统治之需。因而两千多年来，在其被利用的过程中，不断被篡改、被歪曲，从而夹杂了一些愚弄民众的东西，使之有失偏颇。例如：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其本意是君臣父子要各行其道，各尽其责；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都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履行自己的义务。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明确要求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父要慈，子要孝；臣要忠于职守，君要做表率，并以礼给臣子相应的待遇；夫妇之间要根据自身特点分工合作，各执其事；兄长要照顾弟弟，弟弟要敬重兄长；朋友之间要相互讲求信义。孔孟所倡导的“君臣父子”与“五伦”规范，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是儒学的精华，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国人作为道德准则所遵从和践行。对于树立当今社会的德道规范和价值体系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学在发展进程中，由于惨杂了少许和孔孟儒学精髓不完全一致的表述，从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例如，西汉的董仲舒按照他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其积极意义与孔孟学说完全一致，同时重视主观意志的力量，注重品德，自我节制等等。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等等。这种纲常理论后来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甚至发展成愚忠愚孝，演绎出了许多历史悲剧。在近代的戏曲和野史中，甚至将其进一步演化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更为离奇的说法。若用这种说法来形容和批判某些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与残暴倒也形象而贴切。然而在近现代，这种说法却更多的被用来诬蔑和丑化儒学了。
儒家的许多经典言论在近现代也遭到某些曲解甚至恶意误读。例如：孟子见梁惠王时曾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其本意是作为一国之君，只要能够实施仁政，推行仁义道德，就必然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而不必说怎样做才能够有利。否则，从国君到庶民，大家都重利轻义，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的恶性局面，必然导致国家的危亡。儒家的这种“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这并不是儒家的主张。然而，孟子“何必曰利”的说法，却被许多人当作不要利的典型言语来批判①。并被认为儒家“不言利”的主张妨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如果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儒学正名，不能大力弘扬儒学精华，还儒学本来面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不能被进一步挖掘，优秀文化传统就不能被很好的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培育就会缺乏最基本的精神支柱，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就很难顺利开展。因此，极有必要正本清源，倡导儒学。
首先，要大力宣传儒学，使人们开始了解儒学，认识儒学。对儒学的精华要全面肯定，对被歪曲被篡改的内容要拨乱反正，去伪存真。通过宣传和倡导，逐步打消文革余毒，使中老年人由对儒家文化的反感与不屑，逐步转化为在思想观念上可以容忍和能够接受，进而有所了解甚至开始研读；使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儒学，学习和领会儒学精华；使大中小学生能较完整的诵读儒学经典，系统全面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二，大力倡导儒学研究。现在又少部分学者并没有系统深入地研习儒学，仅仅了解了一点皮毛，就敢于针对儒学发表诸多评论。有的仅仅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和晋级升职等需要，在本人对儒学的了解并不深入的情况下，就随意写文章评判儒学之优略。还有少数人甚至连断章取义而来的原话都翻译不正确，就能联系现实写出大块头文章来。这样必然导致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因此，为了正本清源，倡导儒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确立和践行，极有必要在全社会掀起一个儒学研究的热潮。大中专院校和相关研究所能够集中研究和发掘，社会其他各界也应大力提倡学习和研究儒学，继承和发扬儒学所倡导的传统美德和价值取向。
其三，在大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开设经典诵读必修课。2010年8月，教育部要求“全国大中小学的课堂都要开设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诵读课程”，同时要求“部分学校将先行成为经典诵读进课堂试点”②。目前，试点学校都已按照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相关要求，开设了经典诵读课程。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以不同形式引导学生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然而时隔四年，纵观该课程的开设和落实情况以及课程的实效性等方面不容乐观。一是目前的试点学校一般都是把经典诵读课作为语文课教学的一部分进行教学，并未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教学计划。而受多年来高考模式和社会用人机制的影响，中小学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现象。语文课教学所占课时严重不足，导致经典诵读课因缺乏时间保证而流于形式；二是因各学校语文科任教师的教学习惯和兴趣爱好差异，对经典诵读课的重视程度和具体要求不尽相同。有的相对比较重视，或组织学生利用早晚自习诵读学习，或布置篇目让学生自由诵读后抽查落实情况，或带领学生定期诵读并作适当讲解等等。而有的科任教师则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既不布置要求，又不检查督促，使经典诵读放任自流。三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对经典诵读课重视程度不够，因怕挤占高考相关科目的教学时间、怕加重学生负担等原因，并没有将经典诵读纳入到必修课的教学范畴，而将有关教材仅作为课外读物让学生自由阅读，其结果是该课程有名无实；以上现象都使得中小学经典诵读课大打折扣，缺乏实效，不能真正发挥其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的载体作用。为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把经典诵读课确定为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必修课程，使其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的一门独立于思品和语文课程之外的单独课程进行教学，以便使该课程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求各教材编写机构，在改编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思想品德、政治、历史等相关教材时，适当加大儒学经典的分量，使儒学学习从娃娃抓起，并贯穿于青少年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①周桂钿，《对批判儒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
②施剑松，《经典诵读进入大中小学课堂》北京晨报.2010-08-03
（作者单位：平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