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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形成了重文轻语的文化传统，至广播电视出现始有改观。但目前广播电视有声语言表达中仍然存在着对语言功力重视不够、运用水平不高的问题。本文着重梳理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历史演变、当下轻重及未来趋势，同时探讨这种演变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语”、“文”关系演变发展对民族思维、文化等的影响。
【关键词】口语；书面语；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传播
叶圣陶先生在谈及“语文”一词的由来时曾写道：“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有声语言传播工作者，长期和“语”、“文”打交道，所做的工作，既包括直接的口语表述，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播音员主持人使用的有声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的机械复制，威力被放大了。他们如何使用口语、对文本的再创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不仅关系着节目的好坏、媒体的生存，也关系到民族语言的发展前景。“语言传播应该呈现‘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1]目前生存空间基本达到，规范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审美空间才刚开了头。这不仅与广播电视语言运用中对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认识和使用直接相关，也与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一、重文轻语传统的形成
就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而言，如果把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放在整部中华语言史里考量，一般认为，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古人也是重视口语的。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史书就有记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民间口头文学的诗篇，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上古文字与当时的口语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离，但汉民族早期对文字语言的重视为后世重文轻语埋下了伏笔。西汉初年《淮南子》里记载黄帝时代：“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时，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就已经有了加工：一种是省略，古代书写困难，下笔必然注重简洁；另一种是美化，书面语要求写得整齐、优美。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就跟口语产生了距离。加上口语的演变速度明显比书面语快，秦汉以来，口语和书面语渐行渐远。
以科举取士为标志，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了重文轻语的文化传统。科举制度实施后，文章做得好就可金榜题名，就可做官，就可以改变命运。明以后八股取士，更加赋予书面语以极高的地位。文章是“人才”的、是贵族的，只有口语、口头文学才在民间残存，对写下来的文字、文章的重视是与文字的特权紧密联系的。到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白话文运动，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关注的重点在于通过文学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对口语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书面语仍然设置了识文断字的门槛，在当时中国发挥的作用有限。
二、有声语言异军突起
真正使得有声语言地位获得提高，是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广播电视的出现，印刷媒介的传统地位被广播电视负载的流行文化取代。“在广播中语言主宰一切……再没有比广播中的讲话声音得到更专心注意的人类声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收听使得广播用语成为一种标准（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获得一种空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威。”[2]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广播”一词，也包括电视。在媒介形式的更新之下，有声语言的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我国，也大体上存在这样一种态势，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周有光先生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年》一文中谈到，“一百年前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传声技术”使得有声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有声语言以书面语的音声化为主要形式，有声语言独特的形式魅力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今天的文章的确比文言时代通俗易懂，但读出来不容易听懂的文章仍然大行其道，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传统，也造成播音员长期没有改动稿件的话语权。尤其在新闻节目中，播音员将文稿读出来，的确是经过了再创造，但编辑、记者的创作方式是写字（或者打字），播音员改动的权力有限，创作空间受到限制，这样制作出来的节目里出现的有声语言就仅仅是书面语的音声化，转换过程中的创造性极为有限。
这带来的不仅是节目样态固化，还包括普通话推广过程中的问题。仅就语音而言，规范标准的读书音和社会生活中人们日常交流使用的口语发音不尽一致。人们查字典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字词标注有〈口〉〈方〉〈书〉等字样，表示某个词语或某种用法、读音适用于口语、方言或书面语，这也是对于书面语和口语差异的证明。在我们的播音主持实践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常见字词，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却不知如何发声的情况，包括同一个字在播音主持时是否应该儿化都颇费思量。容易出现新闻播音员按读书音播读稿件听众听着别扭甚至不知所云，文艺节目主持人按口语表达，却与字典、规范有出入，甚至因播错被罚款。在词语的选用上，“掌掴”等词语，刊登在报纸上，或者出现在门户网站上都没有问题，但这些生活中不常使用的词语，出现在播音员主持人的口中，就可能产生歧义，或者给受众理解造成困难。至于篇章结构方面，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南方人学普通话，尤其是普通话的语音语调，除了老师的示范，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广播电视。在习惯使用接近普通话的口语的北方地区，尤其是生活中就爱“练习”口语的地区，广播电视的示范效果及其与受众语言的互动相对好些。在北方方言区以外的地区，本地的主持人的普通话口语能力有限，这也是很多方言区保留方言节目的原因之一。广播电视节目广泛使用读书音、选取书面词汇、遵循严丝合缝的语法，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学的是读书音、书面词汇、严整的书面语法，来自方言区的人做广播电视节目自然使用的也是书面色彩浓重的有声语言。这种规范有其便捷、易推广的优势，但也存在副作用——普通话口语的发展空间在广播电视领域受到了挤压。 三、传播碎片化的挑战
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3]理论认为媒介形式的变化远比媒介传递的内容重要。时至今日，传播媒介日新月异。昨天的新媒体，转瞬成为被替代的旧形式。在碎片化的时代，人们自觉不自觉的爱听段子，注重一句话或者一段话的精彩，而相对忽视了文章的篇章、逻辑。这影响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思维能力。“重语轻文”的新风险已露端倪。由于电视的盛行，甚至在美国大选这样的严肃问题上，美国民众都更多的倾向于语言更有魅力的参选者，美国学者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娱乐至死”倾向的批判也因此而由来已久。那么，我们民族的语言、我们民族的思维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是否也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陈望道先生说：“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4]当我们从广播电视的角度切入，展望语言前景时，我们发现，鉴于中华民族性格的严肃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续性，书面语体负载的文化精神仍然会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占据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系统，从而制约生活口语对大众传媒的占据和民族思维向断裂、零散的方向转换。只不过，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不断冲击人们阅读和观看习惯的情况下，这种制约的力度如何，也颇令人担忧。
四、爱“语”重“文”，更上层楼
“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5]“语言的本质是人文性，语言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审美素质的提高，必定要通过语言——‘存在之家’，表达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整体经验’，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6]要通过语言实现“诗意的栖居”，要通过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引领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作为语言传播责任承担者的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要在语言功力上下工夫、而且要与时俱进。周有光先生指出，文章口语化产生“语体文”，口语文章化产生“文体语”……口语使文章现代化、有生命力。文章使口语得到提高和精炼。这是语文发展的辩证法。如果能够处理好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不偏废“语”，也不忽视“文”，使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一定能不断提升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水平，并且为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建设添砖加瓦。
注释：
[1][6]张颂.语言启蒙行动宣言[J].现代传播，2001（6）.
[2]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陈望道. 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李凤辉.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
责编：周蕾
【关键词】口语；书面语；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传播
叶圣陶先生在谈及“语文”一词的由来时曾写道：“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有声语言传播工作者，长期和“语”、“文”打交道，所做的工作，既包括直接的口语表述，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播音员主持人使用的有声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的机械复制，威力被放大了。他们如何使用口语、对文本的再创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不仅关系着节目的好坏、媒体的生存，也关系到民族语言的发展前景。“语言传播应该呈现‘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1]目前生存空间基本达到，规范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审美空间才刚开了头。这不仅与广播电视语言运用中对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认识和使用直接相关，也与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一、重文轻语传统的形成
就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而言，如果把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放在整部中华语言史里考量，一般认为，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古人也是重视口语的。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史书就有记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民间口头文学的诗篇，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上古文字与当时的口语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离，但汉民族早期对文字语言的重视为后世重文轻语埋下了伏笔。西汉初年《淮南子》里记载黄帝时代：“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时，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就已经有了加工：一种是省略，古代书写困难，下笔必然注重简洁；另一种是美化，书面语要求写得整齐、优美。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就跟口语产生了距离。加上口语的演变速度明显比书面语快，秦汉以来，口语和书面语渐行渐远。
以科举取士为标志，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了重文轻语的文化传统。科举制度实施后，文章做得好就可金榜题名，就可做官，就可以改变命运。明以后八股取士，更加赋予书面语以极高的地位。文章是“人才”的、是贵族的，只有口语、口头文学才在民间残存，对写下来的文字、文章的重视是与文字的特权紧密联系的。到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白话文运动，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关注的重点在于通过文学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对口语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书面语仍然设置了识文断字的门槛，在当时中国发挥的作用有限。
二、有声语言异军突起
真正使得有声语言地位获得提高，是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广播电视的出现，印刷媒介的传统地位被广播电视负载的流行文化取代。“在广播中语言主宰一切……再没有比广播中的讲话声音得到更专心注意的人类声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收听使得广播用语成为一种标准（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获得一种空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威。”[2]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广播”一词，也包括电视。在媒介形式的更新之下，有声语言的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我国，也大体上存在这样一种态势，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周有光先生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年》一文中谈到，“一百年前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传声技术”使得有声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有声语言以书面语的音声化为主要形式，有声语言独特的形式魅力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今天的文章的确比文言时代通俗易懂，但读出来不容易听懂的文章仍然大行其道，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传统，也造成播音员长期没有改动稿件的话语权。尤其在新闻节目中，播音员将文稿读出来，的确是经过了再创造，但编辑、记者的创作方式是写字（或者打字），播音员改动的权力有限，创作空间受到限制，这样制作出来的节目里出现的有声语言就仅仅是书面语的音声化，转换过程中的创造性极为有限。
这带来的不仅是节目样态固化，还包括普通话推广过程中的问题。仅就语音而言，规范标准的读书音和社会生活中人们日常交流使用的口语发音不尽一致。人们查字典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字词标注有〈口〉〈方〉〈书〉等字样，表示某个词语或某种用法、读音适用于口语、方言或书面语，这也是对于书面语和口语差异的证明。在我们的播音主持实践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常见字词，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却不知如何发声的情况，包括同一个字在播音主持时是否应该儿化都颇费思量。容易出现新闻播音员按读书音播读稿件听众听着别扭甚至不知所云，文艺节目主持人按口语表达，却与字典、规范有出入，甚至因播错被罚款。在词语的选用上，“掌掴”等词语，刊登在报纸上，或者出现在门户网站上都没有问题，但这些生活中不常使用的词语，出现在播音员主持人的口中，就可能产生歧义，或者给受众理解造成困难。至于篇章结构方面，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南方人学普通话，尤其是普通话的语音语调，除了老师的示范，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广播电视。在习惯使用接近普通话的口语的北方地区，尤其是生活中就爱“练习”口语的地区，广播电视的示范效果及其与受众语言的互动相对好些。在北方方言区以外的地区，本地的主持人的普通话口语能力有限，这也是很多方言区保留方言节目的原因之一。广播电视节目广泛使用读书音、选取书面词汇、遵循严丝合缝的语法，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学的是读书音、书面词汇、严整的书面语法，来自方言区的人做广播电视节目自然使用的也是书面色彩浓重的有声语言。这种规范有其便捷、易推广的优势，但也存在副作用——普通话口语的发展空间在广播电视领域受到了挤压。 三、传播碎片化的挑战
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3]理论认为媒介形式的变化远比媒介传递的内容重要。时至今日，传播媒介日新月异。昨天的新媒体，转瞬成为被替代的旧形式。在碎片化的时代，人们自觉不自觉的爱听段子，注重一句话或者一段话的精彩，而相对忽视了文章的篇章、逻辑。这影响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思维能力。“重语轻文”的新风险已露端倪。由于电视的盛行，甚至在美国大选这样的严肃问题上，美国民众都更多的倾向于语言更有魅力的参选者，美国学者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娱乐至死”倾向的批判也因此而由来已久。那么，我们民族的语言、我们民族的思维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是否也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陈望道先生说：“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4]当我们从广播电视的角度切入，展望语言前景时，我们发现，鉴于中华民族性格的严肃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续性，书面语体负载的文化精神仍然会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占据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系统，从而制约生活口语对大众传媒的占据和民族思维向断裂、零散的方向转换。只不过，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不断冲击人们阅读和观看习惯的情况下，这种制约的力度如何，也颇令人担忧。
四、爱“语”重“文”，更上层楼
“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5]“语言的本质是人文性，语言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审美素质的提高，必定要通过语言——‘存在之家’，表达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整体经验’，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6]要通过语言实现“诗意的栖居”，要通过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引领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作为语言传播责任承担者的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要在语言功力上下工夫、而且要与时俱进。周有光先生指出，文章口语化产生“语体文”，口语文章化产生“文体语”……口语使文章现代化、有生命力。文章使口语得到提高和精炼。这是语文发展的辩证法。如果能够处理好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不偏废“语”，也不忽视“文”，使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一定能不断提升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水平，并且为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建设添砖加瓦。
注释：
[1][6]张颂.语言启蒙行动宣言[J].现代传播，2001（6）.
[2]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陈望道. 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李凤辉.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