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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本体之论，刘勰始终把自然的事物视为最美的事物，他用道家的“自然之道”来做文学的本体之论，这一观点始终贯穿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中。
[关键词]文心雕龙；自然之道；文章
[作者简介]谢梦洁（1989-），女，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批评。（江西南昌 330031）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道”的释义，一直是学术界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刘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以“原道”为首论文的文论家，纪昀评《原道》篇：“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原道》篇作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之首篇，旨在论述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论述文章与自然之道的关系上，和对“道”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道法自然为本
《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本体之论。如何厘清其中“道”的含义，必须从文本中关于“自然之道”的语言人手来寻源，需求证于《文心雕龙》自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道的问题已经做了多处直接论述与说明，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结合全书内容和历史文化语境，以期求得切实的来源。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了人类之后，通过生产劳作和思考，产生了语言，语言规范了能指和所指之后，文章表达的内容就明晰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们一般认为这句话就是刘勰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是他的文学本质论。“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学的美不是外面修饰的美，而是一种自然之美。审美一直以来是为文学作品优劣评价的重要标准，而自然在整个审美活动中，也始终是最朴素的审美对象。
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刘勰从天地之文开始谈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耀，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中对“德”的解释历来有很多，但一般认为并非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是老子《道德经》中的德。老子《道德经》中道是本体，德是由道所生成的一种属性，或者说是道德一种规律性，遵老子之道就会有所得。如果说道是美学里面的“合规律性”，那么德就是美学里面的“合目的性”。然而，“道”是没有形体的，无声无形，因而也没有语言能够完全将其内涵阐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显现的东西来感受并把握道。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日月山川来把握这种道，“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刘勰从比喻意义上向我们指出人文和天地之文暗含的联系。这一点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一书中认为，天地用日月、山川来显示自己的道，人是用语言来显示自己的道。人也是天地的一部分，乃至人言说的本质就是自然。所以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自然。此为其一。
自然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自然的美，谈到“动植皆文”。动物、植物、云霞、树林等没有思想的器物都有自己的文采，“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那么人作为“有心之器”怎么能没有文呢？人的这种文也是自然的一种美。刘勰始终把自然的事物视为最美的事物，他用道家的“自然之道”来做文学的本体之论。这一观点始终贯穿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中。
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刘勰看来，天、地、人三才拥有自己独特的为文方式，并且以自己的“文”有声有色地呈现着“自然之道”。然而，刘勰的原道之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由天地山川动物植物之文引出“人之文”之后，继续追问“人文之元”。
《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里的“太极”，既然演生出“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太极”本身即是一种卦象。“太极”经常被解释为“天地未分以前元气”、“天地始形之时”、“无称之称”等，这些阐释大多反映出“太极”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周易》中衍生众多卦象的“太极”本身。但是，刘勰却忠实于《易系辞上》，把“太极”看作“《易》之太极”，即作为八卦中的原始一爻。“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并不是说人类文化根源于天地产生之后的哪一种精神，而是与“幽赞神明，《易》象为先”。
《原道》篇非常集中论述了“道与文”这对关系。《原道》篇中把道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种；与此相应，文，也分为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并将天之道与地之道，合称两仪。认为：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亦即儒圣之道；人之文即圣人之文，儒圣之文，亦即儒家六经。所以，作文章必须遵从于道，原道必须征圣，征圣必须以经学为宗。这是“文之枢纽”的核心思想。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刘勰把天道与地道的具体形象描绘为天玄地黄，天圆地方。视日月星辰为天之文，山川为地之文。同时他认为，“玄黄色杂”的太极生成天地两仪，天地相交并生万物。万物分两类：一是“无识之物”，包括动植万品；一是“有心之器”，即万物之性灵——人。其中，天、地、人构成了三才。而“无识之物”包括：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石等；按天、地、人三才这个大类来说，则又作为人道的组成部分。而组成人道的重要部分，乃治政之道、治世之道、人伦纲常之道，以及文章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有关“人道”范围的内容。
三、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是讲为文的起源，最早的“人文”之源正来自于体察辨明神理的圣人。这说明《河图》、《洛书》并非上天神明的启示，而正是人类的创造，确切地说是伏羲、孔子通过对河图、洛书的深究、参求后所得出的符合物理的解释。此处“神理”即指圣人在“神理”之境对自然现象进行琢磨体悟后的结论。正因圣人能够原其理、正其义，故此“人文”能沟产生教化的作用。而且刘勰研究佛学十数载，还迷信什么“神明”之类吗？因此若把刘勰与神秘说联系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误读，然而，正是“神理”一词的使用确立了人在“为文”中的主体地位。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赞日：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这是讲为文的目的。此处“道心”、“神理”互文，含义相近；“神理设教”意即圣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且依照源于“神理”的感悟，创典述训，撰思合符契、精义坚深之文，对民众进行儒家关于仁、孝的教化。此论只讲传统，未涉佛学，与他崇儒致仕、为官教化的人生经历相一致：刘勰出身佛门，饱读经典，却流连官场，后仕途无望方退而为僧。他在《序》文里也透露曾有过因梦随仲尼怡然而喜的经历。此两处神理均指圣人体悟宇宙人生，为文传道，教化众生。
《易》象发生的叙述是为了归结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就指出了《原道》论的两个重心：“自然”和“神理”。刘勰更强调神理的可知性，“研神理而设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神理”，显然是“理”和“神奇”两个涵义的结合。《丽辞》说：“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成对。”这里的“神理”，也可以理解为“神奇的理”。因此，《文心雕龙》“神理”之说的来源，与《周易》“万物运动变化莫测”的“神”的观念息息相关。
《文心雕龙》成为联通古今的桥梁，以文质为上，会同体用，若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是难以为继的，其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文论巨著，不仅在于“体大而虑周”，更在于“思深而意远”，以“神理设教”，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解读，探寻美的亘古不变的根源。
[责任编辑：邵猷芬]
[关键词]文心雕龙；自然之道；文章
[作者简介]谢梦洁（1989-），女，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批评。（江西南昌 330031）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道”的释义，一直是学术界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刘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以“原道”为首论文的文论家，纪昀评《原道》篇：“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原道》篇作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之首篇，旨在论述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论述文章与自然之道的关系上，和对“道”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道法自然为本
《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本体之论。如何厘清其中“道”的含义，必须从文本中关于“自然之道”的语言人手来寻源，需求证于《文心雕龙》自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道的问题已经做了多处直接论述与说明，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结合全书内容和历史文化语境，以期求得切实的来源。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了人类之后，通过生产劳作和思考，产生了语言，语言规范了能指和所指之后，文章表达的内容就明晰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们一般认为这句话就是刘勰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是他的文学本质论。“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学的美不是外面修饰的美，而是一种自然之美。审美一直以来是为文学作品优劣评价的重要标准，而自然在整个审美活动中，也始终是最朴素的审美对象。
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刘勰从天地之文开始谈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耀，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中对“德”的解释历来有很多，但一般认为并非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是老子《道德经》中的德。老子《道德经》中道是本体，德是由道所生成的一种属性，或者说是道德一种规律性，遵老子之道就会有所得。如果说道是美学里面的“合规律性”，那么德就是美学里面的“合目的性”。然而，“道”是没有形体的，无声无形，因而也没有语言能够完全将其内涵阐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显现的东西来感受并把握道。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日月山川来把握这种道，“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刘勰从比喻意义上向我们指出人文和天地之文暗含的联系。这一点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一书中认为，天地用日月、山川来显示自己的道，人是用语言来显示自己的道。人也是天地的一部分，乃至人言说的本质就是自然。所以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自然。此为其一。
自然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自然的美，谈到“动植皆文”。动物、植物、云霞、树林等没有思想的器物都有自己的文采，“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那么人作为“有心之器”怎么能没有文呢？人的这种文也是自然的一种美。刘勰始终把自然的事物视为最美的事物，他用道家的“自然之道”来做文学的本体之论。这一观点始终贯穿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中。
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刘勰看来，天、地、人三才拥有自己独特的为文方式，并且以自己的“文”有声有色地呈现着“自然之道”。然而，刘勰的原道之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由天地山川动物植物之文引出“人之文”之后，继续追问“人文之元”。
《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里的“太极”，既然演生出“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太极”本身即是一种卦象。“太极”经常被解释为“天地未分以前元气”、“天地始形之时”、“无称之称”等，这些阐释大多反映出“太极”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周易》中衍生众多卦象的“太极”本身。但是，刘勰却忠实于《易系辞上》，把“太极”看作“《易》之太极”，即作为八卦中的原始一爻。“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并不是说人类文化根源于天地产生之后的哪一种精神，而是与“幽赞神明，《易》象为先”。
《原道》篇非常集中论述了“道与文”这对关系。《原道》篇中把道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种；与此相应，文，也分为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并将天之道与地之道，合称两仪。认为：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亦即儒圣之道；人之文即圣人之文，儒圣之文，亦即儒家六经。所以，作文章必须遵从于道，原道必须征圣，征圣必须以经学为宗。这是“文之枢纽”的核心思想。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刘勰把天道与地道的具体形象描绘为天玄地黄，天圆地方。视日月星辰为天之文，山川为地之文。同时他认为，“玄黄色杂”的太极生成天地两仪，天地相交并生万物。万物分两类：一是“无识之物”，包括动植万品；一是“有心之器”，即万物之性灵——人。其中，天、地、人构成了三才。而“无识之物”包括：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石等；按天、地、人三才这个大类来说，则又作为人道的组成部分。而组成人道的重要部分，乃治政之道、治世之道、人伦纲常之道，以及文章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有关“人道”范围的内容。
三、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是讲为文的起源，最早的“人文”之源正来自于体察辨明神理的圣人。这说明《河图》、《洛书》并非上天神明的启示，而正是人类的创造，确切地说是伏羲、孔子通过对河图、洛书的深究、参求后所得出的符合物理的解释。此处“神理”即指圣人在“神理”之境对自然现象进行琢磨体悟后的结论。正因圣人能够原其理、正其义，故此“人文”能沟产生教化的作用。而且刘勰研究佛学十数载，还迷信什么“神明”之类吗？因此若把刘勰与神秘说联系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误读，然而，正是“神理”一词的使用确立了人在“为文”中的主体地位。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赞日：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这是讲为文的目的。此处“道心”、“神理”互文，含义相近；“神理设教”意即圣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且依照源于“神理”的感悟，创典述训，撰思合符契、精义坚深之文，对民众进行儒家关于仁、孝的教化。此论只讲传统，未涉佛学，与他崇儒致仕、为官教化的人生经历相一致：刘勰出身佛门，饱读经典，却流连官场，后仕途无望方退而为僧。他在《序》文里也透露曾有过因梦随仲尼怡然而喜的经历。此两处神理均指圣人体悟宇宙人生，为文传道，教化众生。
《易》象发生的叙述是为了归结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就指出了《原道》论的两个重心：“自然”和“神理”。刘勰更强调神理的可知性，“研神理而设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神理”，显然是“理”和“神奇”两个涵义的结合。《丽辞》说：“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成对。”这里的“神理”，也可以理解为“神奇的理”。因此，《文心雕龙》“神理”之说的来源，与《周易》“万物运动变化莫测”的“神”的观念息息相关。
《文心雕龙》成为联通古今的桥梁，以文质为上，会同体用，若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是难以为继的，其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文论巨著，不仅在于“体大而虑周”，更在于“思深而意远”，以“神理设教”，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解读，探寻美的亘古不变的根源。
[责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