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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学派大师佛利民曾说：“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是我的经济理论的全部，其余只是枝节！”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免费午餐”？邓飞说有，但事实是让别人买单。在香港有一个八个人的团队，四十八小时筹得2700万元捐款，这些是从天而降的“馅饼”吗？
在香港有一条长一百公里，横跨香港二十多座山的著名徒步线路叫做麦理浩径。这条路上，每年都会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四人团队以四十八小时时限穿越这条徒步路线。
“自己坚信着道理， 置身壮阔天地，无惧万丈百里”，这首歌唱的就是乐施会去年为了庆祝乐施毅行者三十周年，而获香港唱片公司金牌大风义助授权乐队Rubber Band歌曲《天连地》作为其宣传短片的配乐。2011年，一共有1109个团队共4436人参加了乐施毅行者的活动，自1986年至今先后大约有73000多名毅行者参加了活动。乐施毅行者俨然已经成为了香港一年一度的全民运动会，同时这也是公益筹款的一项盛会。2011年，在乐施会香港部负责人萧美娟的带领下，一个八个人的团队在一个筹款活动中一共筹得2700万的捐款。二十六年来，仅仅乐施毅行者共筹得超过三亿六千五百万港元的捐款。这就是中国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乐施会中国项目委员会委员王振耀一直所说的公益界的筹款奇迹。
施舍无法改变贫穷
马云在今年九月的时候接受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的采访时，被问到是否会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样把自己财产的一半捐赠出去做公益。马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财富是我自己的，这是社会的资源。如今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两亿个工作岗位而不是两亿人民币的捐款，运用资源去创造工作和希望，这才是我的责任。”
埃德蒙·伯克说邪恶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在它面前麻木不仁，无所作为。那么对于贫穷来说呢？贫穷是一种缺失，但这种缺失最主要的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人们的自立能力和欲望的缺失。施舍固然能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从一个长远角度来讲肯定不是首选。
1942年，在英国牛津郡一群人成立了一个小组，运送粮食给被德国纳粹占领的希腊饱受饥饿的妇女和孩童，后来他们把这个小组织取名为Oxfam，而香港就取名为乐施会。70年的时间，战争早已结束，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火少了，贫穷仍在。
1976年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乐施会，先后在全球超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扶贫及救灾工作，开展综合发展、紧急援助、教育、卫生等项目，帮助贫穷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香港乐施会每年通过乐施米义卖，街头筹款，以及举办乐施毅行者活动，以及乐施商店来筹集捐款等，并用于帮助非洲，南亚、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贫穷人创造工作，接受教育等。其中乐施会的乐施商店通过收集捐赠者捐助的二手物品出售来筹集资金。英国乐施会是拥有最多慈善商店体系的慈善机构，在2007年开设了第一家“在线慈善商店”，并于翌年取得了400万英镑的在线筹资收入，这一举措不仅筹集了公益资金，更是带动了一系列网络慈善商店行业的诞生。
云南是公益组织的天堂
内地出生，后来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的廖洪涛目前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总监。1998年廖洪涛在香港取得博士学位，刚好国际NGO“绿色和平”要招聘一个熟悉国内情况的项目干事，于是廖洪涛就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先后在一个高调行事的和一个低调行善的公益组织工作的廖洪涛被媒体称为是 “一个将境外的NGO合法地引进到中国，为我国本土NGO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范本的人”。
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在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至今涉及的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陕西和北京在内的29个省市。 “乐施会这个国际机构，定位非常清楚，简单地说有两个，一个是紧急救援，另一个是扶贫和发展。”廖洪涛介绍道。国内对NGO力量的见证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乐施会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虽然面对境外NGO在大陆的社会空间和法律政策的限制，但是乐施会还是实施了大规模的救援。“在汶川大地震中，整个救援工作，无论是人员还是资金，都是我们香港乐施会全部操作的。当时成都没有团队，我们从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北京等团队抽调出人员，超过一半的内地工作人员都参与了进来。从人员、资金、分布的地域以及受益群体来看，这都是我们在救援工作中，最大规模的一次。”
2012年9月7日，云南省彝良县及贵州省威宁县交界再次发生5.7级地震。截至7日中午发生在云南彝良县的地震已造成当地80人死亡，795人受伤，74.4万人受灾。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乐施会工作人员已经押送第一批物资从昆明出发赶往灾区。之后志愿者也陆续开始前往灾区救灾。“夜深了，夜猫们也开始活跃起来，微博上关注此次地震越来越多，不过，我无心继续浏览，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我实在有些困倦了。”乐施会项目官员雷光青在9日的救灾日记中写道。
乐施会和云南的感情非常深，乐施会的项目在国内的二十多年，就是从云南禄劝开始的。“我很赞赏云南省政府和各级政府对NGO的支持，其实在NGO领域，大家都公认云南是整个中国NGO的天堂。这不是戴高帽，而是几十年来，大部分国际的NGO，都是在云南开始他们在中国的扶贫、环保工作的。这不单是在中国国内公认，在国际上都公认。”廖洪涛说。境外NGO到大陆接地，乐施会是比较成功的。吸取云南的经验，乐施会在内地的系列项目都很注重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关注中国内地的同时，香港乐施会的项目也包括在南亚、非洲一些地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香港本土出台最低工资法规政策的努力。尽管香港高楼林立，豪车遍地，购物商场众多，但香港700万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中。香港目前是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经过乐施会和社会各界的努力，香港政府于2011年5月推出最低工资法规。萧美娟是乐施会香港部的总监，她说：“这也是乐施会的主要捐赠者是公众的一个优势，它能确保乐施会在政府和财团等强势面前，推行相关倡导及扶贫项目时的独立性。” 筹款奇迹
汶川地震期间，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提出中国将近15亿人每人每年捐50块，那么就应该将全国的捐赠目标定位每年500亿人民币左右。当时，王司长的言论一出惹得社会各界热议，媒体大呼“不可思议”。然而，王司长提出这个目标的标准一是根据汶川地震的捐款情况，二就是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每年筹款情况。萧美娟说：“让每个人都捐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就算是在香港，这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些人会捐多一点，有些人不捐。但是，我们的钱都是一块一块筹集来的，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十四年前，萧美娟还是在商业机构做市务工作，但是因为工作看不到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发展，她选择了到新的环境去。“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两家机构招聘募款人员，我就去应聘了，结果就到了乐施会。”以她的话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把乐施会当成一家新的公司、新的环境才去的，但是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做公益机构的薪酬收入是完全不如做商业机构的收入多的。”当大家问到她的收入，她毫不避讳。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艰辛的家庭里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着一种源自内心的体谅和同情，这也是萧美娟坚持下来的原因。
十年商场，十四年公益，萧美娟用一个“满足感”来总结这两个行业的不同。 “做公益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街头，看到一些你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这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是前所未有的。”萧美娟是个典型的香港人，说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十分严谨却有一些商业精英没有的平和。在一场讲座上，当所有的公益机构筹款人都在追问乐施会是如何筹款的时候，萧美娟却在跟大家讲如何节省。就连乐施会在中国内地第一位大使海清都在“抱怨”乐施会的小气，她说：“我作为大使随乐施会的工作人员探访了甘肃省靖远县若笠乡升阳村的一个项目。去村子时，我们要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乐施会不会租那些豪华舒服的大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行人就租了个11座的金杯车下到村里去。”
乐施会善于筹款，这是业内皆知的事情。一是因为乐施会善于和明星合作，宣传公益，二是乐施会的董事会委员们都是社交高手，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交资源为乐施会动员。乐施会的委员和主席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的，但是萧美娟说卢子健主席每天都会查看机构的资料，副主席陈智思也热心协助组织筹款活动。除此之外，就是像萧美娟这样的专业筹款人士。“当公众对公益组织的期待高了，那运营成员的专业水准要求也就高了，我们团队有和我一样商业背景的，有媒体转行的，也有专门的社工出身的。”团队的专业要求绝对是乐施会取得筹款佳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争议是公益透明的预兆
郭美美事件之后，国内的公益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对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视公众对公益组织的透明需求，完全是铤而走险的举措。
最近，有人对另外一家慈善组织施乐会的15%的善款提成提出了质疑。面对这样的新闻，大众第一时间把它和“乐施会”联系了起来。质疑人提出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益性质的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2007年4月28日，方路等4人在金华创办施乐会，这是国内首家C2C慈善公益平台，他们通过在线对接募捐项目与资助人，网络互助，以期实现慈善行为的“全程透明”。对于外界所传的15%提成一说，方路说施乐会内部从来没有明确过，应该是网友根据“受助者需要850元，求助额需要1000元”这样的比例简单算出来的。
“ ‘施乐会’与‘乐施会’的中文名称相近，有时媒体的笔误会将‘施乐会’说成‘乐施会’，其实两家机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就事论事，萧美娟对公众对施乐会的质疑，表示可以理解。“公众的质疑和监督是公益组织保持透明必需的一个环境，但是大众还是对公益组织的运作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说筹款，这是要用钱去筹的，我们的乐施毅行者活动需要电力支持，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桌子，马桶。整体筹款活动，我们是在用一块钱去筹九块钱的。”
采访是在萧美娟回香港的车上进行的，随行的还有邀请萧美娟来做讲座的工作人员。谈话间，工作人员递给萧美娟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演讲费，萧美娟一看马上脸色严厉起来说：“我是自己乐意来分享交流的，为什么给我这个？”递回信封，萧美娟接着讲起了乐施会的故事。
乐施会（Oxfam）：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它由十七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1942年由Canon Theodore Richard Milford在英国牛津郡成立。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在二战期间运送食粮给被德国纳粹党占领的希腊人民。1976年，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香港乐施会，直至九月，每月有114，873 人定期向乐施会捐款。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开始致力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
在香港有一条长一百公里，横跨香港二十多座山的著名徒步线路叫做麦理浩径。这条路上，每年都会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四人团队以四十八小时时限穿越这条徒步路线。
“自己坚信着道理， 置身壮阔天地，无惧万丈百里”，这首歌唱的就是乐施会去年为了庆祝乐施毅行者三十周年，而获香港唱片公司金牌大风义助授权乐队Rubber Band歌曲《天连地》作为其宣传短片的配乐。2011年，一共有1109个团队共4436人参加了乐施毅行者的活动，自1986年至今先后大约有73000多名毅行者参加了活动。乐施毅行者俨然已经成为了香港一年一度的全民运动会，同时这也是公益筹款的一项盛会。2011年，在乐施会香港部负责人萧美娟的带领下，一个八个人的团队在一个筹款活动中一共筹得2700万的捐款。二十六年来，仅仅乐施毅行者共筹得超过三亿六千五百万港元的捐款。这就是中国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乐施会中国项目委员会委员王振耀一直所说的公益界的筹款奇迹。
施舍无法改变贫穷
马云在今年九月的时候接受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的采访时，被问到是否会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样把自己财产的一半捐赠出去做公益。马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财富是我自己的，这是社会的资源。如今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两亿个工作岗位而不是两亿人民币的捐款，运用资源去创造工作和希望，这才是我的责任。”
埃德蒙·伯克说邪恶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在它面前麻木不仁，无所作为。那么对于贫穷来说呢？贫穷是一种缺失，但这种缺失最主要的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人们的自立能力和欲望的缺失。施舍固然能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从一个长远角度来讲肯定不是首选。
1942年，在英国牛津郡一群人成立了一个小组，运送粮食给被德国纳粹占领的希腊饱受饥饿的妇女和孩童，后来他们把这个小组织取名为Oxfam，而香港就取名为乐施会。70年的时间，战争早已结束，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火少了，贫穷仍在。
1976年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乐施会，先后在全球超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扶贫及救灾工作，开展综合发展、紧急援助、教育、卫生等项目，帮助贫穷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香港乐施会每年通过乐施米义卖，街头筹款，以及举办乐施毅行者活动，以及乐施商店来筹集捐款等，并用于帮助非洲，南亚、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贫穷人创造工作，接受教育等。其中乐施会的乐施商店通过收集捐赠者捐助的二手物品出售来筹集资金。英国乐施会是拥有最多慈善商店体系的慈善机构，在2007年开设了第一家“在线慈善商店”，并于翌年取得了400万英镑的在线筹资收入，这一举措不仅筹集了公益资金，更是带动了一系列网络慈善商店行业的诞生。
云南是公益组织的天堂
内地出生，后来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的廖洪涛目前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总监。1998年廖洪涛在香港取得博士学位，刚好国际NGO“绿色和平”要招聘一个熟悉国内情况的项目干事，于是廖洪涛就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先后在一个高调行事的和一个低调行善的公益组织工作的廖洪涛被媒体称为是 “一个将境外的NGO合法地引进到中国，为我国本土NGO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范本的人”。
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在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至今涉及的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陕西和北京在内的29个省市。 “乐施会这个国际机构，定位非常清楚，简单地说有两个，一个是紧急救援，另一个是扶贫和发展。”廖洪涛介绍道。国内对NGO力量的见证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乐施会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虽然面对境外NGO在大陆的社会空间和法律政策的限制，但是乐施会还是实施了大规模的救援。“在汶川大地震中，整个救援工作，无论是人员还是资金，都是我们香港乐施会全部操作的。当时成都没有团队，我们从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北京等团队抽调出人员，超过一半的内地工作人员都参与了进来。从人员、资金、分布的地域以及受益群体来看，这都是我们在救援工作中，最大规模的一次。”
2012年9月7日，云南省彝良县及贵州省威宁县交界再次发生5.7级地震。截至7日中午发生在云南彝良县的地震已造成当地80人死亡，795人受伤，74.4万人受灾。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乐施会工作人员已经押送第一批物资从昆明出发赶往灾区。之后志愿者也陆续开始前往灾区救灾。“夜深了，夜猫们也开始活跃起来，微博上关注此次地震越来越多，不过，我无心继续浏览，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我实在有些困倦了。”乐施会项目官员雷光青在9日的救灾日记中写道。
乐施会和云南的感情非常深，乐施会的项目在国内的二十多年，就是从云南禄劝开始的。“我很赞赏云南省政府和各级政府对NGO的支持，其实在NGO领域，大家都公认云南是整个中国NGO的天堂。这不是戴高帽，而是几十年来，大部分国际的NGO，都是在云南开始他们在中国的扶贫、环保工作的。这不单是在中国国内公认，在国际上都公认。”廖洪涛说。境外NGO到大陆接地，乐施会是比较成功的。吸取云南的经验，乐施会在内地的系列项目都很注重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关注中国内地的同时，香港乐施会的项目也包括在南亚、非洲一些地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香港本土出台最低工资法规政策的努力。尽管香港高楼林立，豪车遍地，购物商场众多，但香港700万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中。香港目前是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经过乐施会和社会各界的努力，香港政府于2011年5月推出最低工资法规。萧美娟是乐施会香港部的总监，她说：“这也是乐施会的主要捐赠者是公众的一个优势，它能确保乐施会在政府和财团等强势面前，推行相关倡导及扶贫项目时的独立性。” 筹款奇迹
汶川地震期间，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提出中国将近15亿人每人每年捐50块，那么就应该将全国的捐赠目标定位每年500亿人民币左右。当时，王司长的言论一出惹得社会各界热议，媒体大呼“不可思议”。然而，王司长提出这个目标的标准一是根据汶川地震的捐款情况，二就是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每年筹款情况。萧美娟说：“让每个人都捐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就算是在香港，这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些人会捐多一点，有些人不捐。但是，我们的钱都是一块一块筹集来的，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十四年前，萧美娟还是在商业机构做市务工作，但是因为工作看不到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发展，她选择了到新的环境去。“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两家机构招聘募款人员，我就去应聘了，结果就到了乐施会。”以她的话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把乐施会当成一家新的公司、新的环境才去的，但是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做公益机构的薪酬收入是完全不如做商业机构的收入多的。”当大家问到她的收入，她毫不避讳。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艰辛的家庭里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着一种源自内心的体谅和同情，这也是萧美娟坚持下来的原因。
十年商场，十四年公益，萧美娟用一个“满足感”来总结这两个行业的不同。 “做公益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街头，看到一些你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这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是前所未有的。”萧美娟是个典型的香港人，说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十分严谨却有一些商业精英没有的平和。在一场讲座上，当所有的公益机构筹款人都在追问乐施会是如何筹款的时候，萧美娟却在跟大家讲如何节省。就连乐施会在中国内地第一位大使海清都在“抱怨”乐施会的小气，她说：“我作为大使随乐施会的工作人员探访了甘肃省靖远县若笠乡升阳村的一个项目。去村子时，我们要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乐施会不会租那些豪华舒服的大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行人就租了个11座的金杯车下到村里去。”
乐施会善于筹款，这是业内皆知的事情。一是因为乐施会善于和明星合作，宣传公益，二是乐施会的董事会委员们都是社交高手，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交资源为乐施会动员。乐施会的委员和主席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的，但是萧美娟说卢子健主席每天都会查看机构的资料，副主席陈智思也热心协助组织筹款活动。除此之外，就是像萧美娟这样的专业筹款人士。“当公众对公益组织的期待高了，那运营成员的专业水准要求也就高了，我们团队有和我一样商业背景的，有媒体转行的，也有专门的社工出身的。”团队的专业要求绝对是乐施会取得筹款佳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争议是公益透明的预兆
郭美美事件之后，国内的公益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对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视公众对公益组织的透明需求，完全是铤而走险的举措。
最近，有人对另外一家慈善组织施乐会的15%的善款提成提出了质疑。面对这样的新闻，大众第一时间把它和“乐施会”联系了起来。质疑人提出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益性质的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2007年4月28日，方路等4人在金华创办施乐会，这是国内首家C2C慈善公益平台，他们通过在线对接募捐项目与资助人，网络互助，以期实现慈善行为的“全程透明”。对于外界所传的15%提成一说，方路说施乐会内部从来没有明确过，应该是网友根据“受助者需要850元，求助额需要1000元”这样的比例简单算出来的。
“ ‘施乐会’与‘乐施会’的中文名称相近，有时媒体的笔误会将‘施乐会’说成‘乐施会’，其实两家机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就事论事，萧美娟对公众对施乐会的质疑，表示可以理解。“公众的质疑和监督是公益组织保持透明必需的一个环境，但是大众还是对公益组织的运作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说筹款，这是要用钱去筹的，我们的乐施毅行者活动需要电力支持，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桌子，马桶。整体筹款活动，我们是在用一块钱去筹九块钱的。”
采访是在萧美娟回香港的车上进行的，随行的还有邀请萧美娟来做讲座的工作人员。谈话间，工作人员递给萧美娟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演讲费，萧美娟一看马上脸色严厉起来说：“我是自己乐意来分享交流的，为什么给我这个？”递回信封，萧美娟接着讲起了乐施会的故事。
乐施会（Oxfam）：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它由十七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1942年由Canon Theodore Richard Milford在英国牛津郡成立。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在二战期间运送食粮给被德国纳粹党占领的希腊人民。1976年，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香港乐施会，直至九月，每月有114，873 人定期向乐施会捐款。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开始致力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