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
笔的历史源远流长，就像其它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一样，毛笔的创制和发明，也关联着许多历史传说和伟大人物。
蒙恬造笔？
据宋人编纂的《太平御览》所引，《博物志》曾有“蒙恬造笔”的记载。但是，与张华同时代的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如崔豹《古今注》中说：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从文中的“世称”来看，《博物志》关于“蒙恬造笔”的说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但牛亨提出的质疑更有道理：从逻辑上说，笔应该和书牍文字同时产生，如果没有笔，哪里能留下文字记载？当然，文字还能用刀、锥等工具锲刻下来，比如甲骨文和钟鼎金文等，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先看崔豹的回答是否足以释疑？显然，崔豹的回答更多展现出“学问家”的知识和机智，而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他说“蒙恬造笔”是特指“秦笔”而言，也就是“苍毫”“木管”的毛笔，而不是最早“兔毫”“竹管”的毛笔。
那么，为什么前人不说“蒙恬造‘秦笔’”呢？这样岂不是直截明白，不会给人们留下困惑么？这一悬案久而未决，到了唐代，才有人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盛唐时期徐坚等人编撰的《初学集》中说，《尚书》《曲礼》等上古文献关于“玄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史载笔，士载言”的记载表明，在秦代以前就有了笔。人们之所以把“造笔”的功勋追认到秦大将蒙恬身上，是因为：
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故《说文》曰：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拂，秦谓之笔。是也。
比起崔豹来说，《初学集》解释更进一步，它既承认在秦代以前就有了毛笔，又从“笔”的名称和概念上做了发挥，认为“笔”是秦人对书写工具的特有称呼。秦人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天下人都接受了“笔”的名称，所以就有了秦人蒙恬造笔的说法，其实，后者只不过对制笔工艺稍有改进而已——这一说法，有点儿类似于今天国际法对领土归属权的界定：谁先发现、命名、有效管辖，就归谁。
可是，清代学者赵翼就考证出在《庄子》中有就了“笔”的命名：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
庄子的生活年代比蒙恬更早，且是宋国人。如此看来，《初学集》的解释就靠不住了。不过赵翼还是对“蒙恬造笔”的传说有所谅解，他揣测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
这自然也是揣测。其实，“谁先造笔”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算清的糊涂账。
“造笔”传说
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曾经写过一卷《笔史》，开卷就是“笔之始”，汇聚了许多“造笔”传说，中国上古历史和传说中的众多伟大人物，也都成了“造笔”的始祖。
如“仓颉造笔”：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类（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成公绥《故笔赋》）
“虞舜造笔”：（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以刀书），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罗颀《物原》）又有骇人听闻的“析骨为笔”：昔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有仙人名最胜，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为众生故。（道世《法苑珠林》）
或许，“析骨为笔”故事的重点在于展现佛教圣人“最胜”（也就是“大智慧”）不惜以身命布施、普渡众生的情怀，而不是要同中华文化的始祖仓颉、虞舜等争夺“造笔”的勋绩。但是，这个故事同“仓颉造笔”“虞舜造笔”的传说一样，都传达出古人对于笔的文化价值的确认。
笔补造化：
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西晋郭璞的《笔赞》说：
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天纬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人们就能把对天地、自然之道的体悟和各种技艺、文明的成果记录下来——“孰有书不由笔？”
所以，这“经天纬地，错综群艺”的勋业，自然是笔的功劳，正所谓“笔补造化”。成公绥的《故笔赋》说得更具体、明确：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
郭璞、成公绥和前面提到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同时代的人。其中，郭璞和张华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而成公绥和张华则是来往密切的好友。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笔，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日渐兴盛的“博物学”风气的影响。博物学的目的在于考订名物，搜集整理奇闻异事，以期积累知识、博学洽闻。但从前面列举的这些“考订”成果来看，他们更關注笔的文化属性，而不是其客观知识和历史。所以他们的讲述充斥着神话故事和传说逸闻，其中的文化信念、情感寄托和艺术想象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客观、真实、符合历史实际的知识。
所以说，毛笔可谓大有来头，一亮相就步入了文化的殿堂，被赋予了艺术想象和审美鉴赏的潜能。那么，这种潜能是如何潜滋暗长，一步步被激发出来，最终成为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的主角的？
这就得从被神话故事和传说逸闻所掩盖了的毛笔的真实历史说起了。
毛笔的真实历史
毛笔当然不是蒙恬的独创，而是肇端于新石器时代。
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曾说：“仰韶期的陶片上小狗，小鸟，或较精致的花纹，都须要毛笔去图绘，而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季我们在距小屯三里以内的后冈，所得的仰韶期用毛笔彩绘的陶器，至少也在四千五百年以上……至于殷代使用毛笔，我们还有直接的证据，是在卜用的牛胛骨上发现了写而未刻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笔书写的笔锋与姿势。”
可惜年代久远，古物湮灭，今天我们只能对着这些洋溢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气息的图案、纹饰和文字等，来想象毛笔之始祖的神采了。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毛笔实物，主要有战国笔一支、秦笔三支、西汉笔两支和东汉笔三支。从制作上来看，这几支毛笔形制较为拙朴，但后世毛笔的主要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定型，即笔杆为竹制，下端镂空为笔腔，以容纳笔毫；笔毫为兔毫或狼毫，后端用丝线捆扎，纳于笔腔，前端有尖锋，便于掌控书写笔画之粗细。
在东汉时期，毛笔的制作工艺变得考究、精致，人们在其实用功能之外，越来越关注其外在的形式之美和装饰性功能。前文提到的“天子笔”用料之昂贵、雕饰之繁缛，自然不是常人所用。普通人所用之笔也有许多讲究，如东汉蔡邕的《笔赋》中说：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博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上刚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谢，四时次也。圆和正直，规矩极也。玄首黄管，天地色也。
这里所说的“上刚下柔”“圆和正直”和“玄首黄管”等说明，汉代毛笔制作在选用原料的质地、形制和颜色搭配上均形成了固定的审美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审美趣味背后所呈现出的是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和四时之道的体认，也就是刚柔相济、阴阳互补；其对“圆和正直”的推崇，也反映了传统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追求。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的自觉”的时代美学思潮波及下，毛笔也迎来了其自身历史上第一次审美风貌上的飞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制作工艺的提升。这时毛笔的主要原料笔毫已经不限于兔毫、狼毫了，而是根据应用范围的需要，逐步拓展到鹿毛、羊毫、虎仆（九节狸）、鼠须、胎发乃至荆、荻、竹丝等植物纤维。相传王羲之的书法旷世名作、“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以鼠须笔写就。
而笔杆也有了更多新材料，据王羲之的《笔经》所载，当时有许多人用琉璃、象牙做笔管，“丽饰则有之”，但用起来不大轻便；有人曾经赠送给他“绿沉漆竹管及镂管”笔，深受他的喜爱，连连感叹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也就是说，毛笔本身的趣味性不断凸显，以至于有人为了追求这种形式美感，而影响到了它的实用功能。
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
“丽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突出的审美好尚。有趣的是，人们不仅在制作毛笔的时候追求用料考究、形式美观，而且还有人把这种精致、艳丽的毛笔当作饰物佩戴，从而形成了一股“簪笔”的衣冠服饰时尚。“簪笔”本来是汉代文官的装束，他们把笔插在冠上，以便在朝廷奏事、议政时随时取用，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晋代，成为朝廷规定的服饰制度。如《晋书·舆服志》说：“笏者，有事则书之，古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这就是说，“簪笔”的功能性从“书写”演变成了“身份标识”，成为高级文官的象征。于是毛笔就成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引崔豹《古今注》说：
今士大夫簪笔佩剑，言文武之道备也。
因此，可以说，毛笔在晋代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了流行服饰风尚中的一种时尚元素。时尚的形式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但这种时尚背后激荡着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蕴涵却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生活中。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新国服”中山装就保持了这一传统。中山装上衣口袋蓋兜的倒山形，所象征的就是笔架，蕴含了对文化的尊重；而左上口袋靠右线迹处，还专门留有一个插笔口，可以用来插钢笔。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服饰潮流中，上衣口袋里别支钢笔成为“文化人”的特有象征。
一些保留着传统韵味的文具店，常常悬挂这样一幅文辞雅致的楹联：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
上联所用的是“江郎梦笔”的典故。据称，南朝知名诗人江淹少时曾经梦见神人以五色笔相赠，所以文采俊发、辞章绝世；后来又梦到神人将五色笔讨还，故而文采顿减、辞章失色，这就是“江郎才尽”一语的由来。后来，据说李白也曾经梦到“笔头生花”，所以诗赋俊逸超群。下联“管城”所用的就是前文提到的《毛颖传》的典故。
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许多与笔相关的文房用具开始艺术化，逗起了文人墨客的兴趣。与此同时，更多因毛笔使用需要而产生的文房用具，如笔海、笔洗、笔挂、笔屏、笔枕、笔插、笔帘、笔掭等纷纷涌现，中国文人对文房用具的趣味、好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韩愈的《毛颖传》自然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同时或其后，不仅有大量的吟咏毛笔的诗、词、歌、赋、铭、记等文学作品，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毛笔为中心环绕起来的实用和审美体系，这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二次文房审美的高潮。
而毛笔则在文人士子的情感体验、精神生活中不断开疆拓土；笔格、笔洗等从属用具更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日常摩挲、赏玩的审美对象。杜甫曾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中这样描绘山居生活：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居于幽静的深山，长日永昼如何消遣？众多的文人士子在读书、吟诗之余，将目光投向文房用具，借这些精致、文雅的器物来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构筑起一种高度艺术化、审美化了的生活空间。这是对人生苦短、世事多艰的反抗与消解，也是对风雅与文化的向往和追求。
笔的历史源远流长，就像其它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一样，毛笔的创制和发明，也关联着许多历史传说和伟大人物。
蒙恬造笔？
据宋人编纂的《太平御览》所引，《博物志》曾有“蒙恬造笔”的记载。但是，与张华同时代的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如崔豹《古今注》中说：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从文中的“世称”来看，《博物志》关于“蒙恬造笔”的说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但牛亨提出的质疑更有道理：从逻辑上说，笔应该和书牍文字同时产生，如果没有笔，哪里能留下文字记载？当然，文字还能用刀、锥等工具锲刻下来，比如甲骨文和钟鼎金文等，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先看崔豹的回答是否足以释疑？显然，崔豹的回答更多展现出“学问家”的知识和机智，而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他说“蒙恬造笔”是特指“秦笔”而言，也就是“苍毫”“木管”的毛笔，而不是最早“兔毫”“竹管”的毛笔。
那么，为什么前人不说“蒙恬造‘秦笔’”呢？这样岂不是直截明白，不会给人们留下困惑么？这一悬案久而未决，到了唐代，才有人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盛唐时期徐坚等人编撰的《初学集》中说，《尚书》《曲礼》等上古文献关于“玄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史载笔，士载言”的记载表明，在秦代以前就有了笔。人们之所以把“造笔”的功勋追认到秦大将蒙恬身上，是因为：
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故《说文》曰：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拂，秦谓之笔。是也。
比起崔豹来说，《初学集》解释更进一步，它既承认在秦代以前就有了毛笔，又从“笔”的名称和概念上做了发挥，认为“笔”是秦人对书写工具的特有称呼。秦人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天下人都接受了“笔”的名称，所以就有了秦人蒙恬造笔的说法，其实，后者只不过对制笔工艺稍有改进而已——这一说法，有点儿类似于今天国际法对领土归属权的界定：谁先发现、命名、有效管辖，就归谁。
可是，清代学者赵翼就考证出在《庄子》中有就了“笔”的命名：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
庄子的生活年代比蒙恬更早，且是宋国人。如此看来，《初学集》的解释就靠不住了。不过赵翼还是对“蒙恬造笔”的传说有所谅解，他揣测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
这自然也是揣测。其实，“谁先造笔”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算清的糊涂账。
“造笔”传说
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曾经写过一卷《笔史》，开卷就是“笔之始”，汇聚了许多“造笔”传说，中国上古历史和传说中的众多伟大人物，也都成了“造笔”的始祖。
如“仓颉造笔”：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类（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成公绥《故笔赋》）
“虞舜造笔”：（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以刀书），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罗颀《物原》）又有骇人听闻的“析骨为笔”：昔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有仙人名最胜，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为众生故。（道世《法苑珠林》）
或许，“析骨为笔”故事的重点在于展现佛教圣人“最胜”（也就是“大智慧”）不惜以身命布施、普渡众生的情怀，而不是要同中华文化的始祖仓颉、虞舜等争夺“造笔”的勋绩。但是，这个故事同“仓颉造笔”“虞舜造笔”的传说一样，都传达出古人对于笔的文化价值的确认。
笔补造化：
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西晋郭璞的《笔赞》说：
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天纬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人们就能把对天地、自然之道的体悟和各种技艺、文明的成果记录下来——“孰有书不由笔？”
所以，这“经天纬地，错综群艺”的勋业，自然是笔的功劳，正所谓“笔补造化”。成公绥的《故笔赋》说得更具体、明确：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实天下之伟器也。
郭璞、成公绥和前面提到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是同时代的人。其中，郭璞和张华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而成公绥和张华则是来往密切的好友。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笔，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日渐兴盛的“博物学”风气的影响。博物学的目的在于考订名物，搜集整理奇闻异事，以期积累知识、博学洽闻。但从前面列举的这些“考订”成果来看，他们更關注笔的文化属性，而不是其客观知识和历史。所以他们的讲述充斥着神话故事和传说逸闻，其中的文化信念、情感寄托和艺术想象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客观、真实、符合历史实际的知识。
所以说，毛笔可谓大有来头，一亮相就步入了文化的殿堂，被赋予了艺术想象和审美鉴赏的潜能。那么，这种潜能是如何潜滋暗长，一步步被激发出来，最终成为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的主角的？
这就得从被神话故事和传说逸闻所掩盖了的毛笔的真实历史说起了。
毛笔的真实历史
毛笔当然不是蒙恬的独创，而是肇端于新石器时代。
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曾说：“仰韶期的陶片上小狗，小鸟，或较精致的花纹，都须要毛笔去图绘，而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季我们在距小屯三里以内的后冈，所得的仰韶期用毛笔彩绘的陶器，至少也在四千五百年以上……至于殷代使用毛笔，我们还有直接的证据，是在卜用的牛胛骨上发现了写而未刻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笔书写的笔锋与姿势。”
可惜年代久远，古物湮灭，今天我们只能对着这些洋溢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气息的图案、纹饰和文字等，来想象毛笔之始祖的神采了。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毛笔实物，主要有战国笔一支、秦笔三支、西汉笔两支和东汉笔三支。从制作上来看，这几支毛笔形制较为拙朴，但后世毛笔的主要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定型，即笔杆为竹制，下端镂空为笔腔，以容纳笔毫；笔毫为兔毫或狼毫，后端用丝线捆扎，纳于笔腔，前端有尖锋，便于掌控书写笔画之粗细。
在东汉时期，毛笔的制作工艺变得考究、精致，人们在其实用功能之外，越来越关注其外在的形式之美和装饰性功能。前文提到的“天子笔”用料之昂贵、雕饰之繁缛，自然不是常人所用。普通人所用之笔也有许多讲究，如东汉蔡邕的《笔赋》中说：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博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上刚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谢，四时次也。圆和正直，规矩极也。玄首黄管，天地色也。
这里所说的“上刚下柔”“圆和正直”和“玄首黄管”等说明，汉代毛笔制作在选用原料的质地、形制和颜色搭配上均形成了固定的审美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审美趣味背后所呈现出的是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和四时之道的体认，也就是刚柔相济、阴阳互补；其对“圆和正直”的推崇，也反映了传统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追求。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的自觉”的时代美学思潮波及下，毛笔也迎来了其自身历史上第一次审美风貌上的飞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制作工艺的提升。这时毛笔的主要原料笔毫已经不限于兔毫、狼毫了，而是根据应用范围的需要，逐步拓展到鹿毛、羊毫、虎仆（九节狸）、鼠须、胎发乃至荆、荻、竹丝等植物纤维。相传王羲之的书法旷世名作、“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以鼠须笔写就。
而笔杆也有了更多新材料，据王羲之的《笔经》所载，当时有许多人用琉璃、象牙做笔管，“丽饰则有之”，但用起来不大轻便；有人曾经赠送给他“绿沉漆竹管及镂管”笔，深受他的喜爱，连连感叹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也就是说，毛笔本身的趣味性不断凸显，以至于有人为了追求这种形式美感，而影响到了它的实用功能。
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
“丽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突出的审美好尚。有趣的是，人们不仅在制作毛笔的时候追求用料考究、形式美观，而且还有人把这种精致、艳丽的毛笔当作饰物佩戴，从而形成了一股“簪笔”的衣冠服饰时尚。“簪笔”本来是汉代文官的装束，他们把笔插在冠上，以便在朝廷奏事、议政时随时取用，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晋代，成为朝廷规定的服饰制度。如《晋书·舆服志》说：“笏者，有事则书之，古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这就是说，“簪笔”的功能性从“书写”演变成了“身份标识”，成为高级文官的象征。于是毛笔就成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引崔豹《古今注》说：
今士大夫簪笔佩剑，言文武之道备也。
因此，可以说，毛笔在晋代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了流行服饰风尚中的一种时尚元素。时尚的形式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但这种时尚背后激荡着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蕴涵却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生活中。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新国服”中山装就保持了这一传统。中山装上衣口袋蓋兜的倒山形，所象征的就是笔架，蕴含了对文化的尊重；而左上口袋靠右线迹处，还专门留有一个插笔口，可以用来插钢笔。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服饰潮流中，上衣口袋里别支钢笔成为“文化人”的特有象征。
一些保留着传统韵味的文具店，常常悬挂这样一幅文辞雅致的楹联：五色艳称江令梦，一枝春暖管城花。
上联所用的是“江郎梦笔”的典故。据称，南朝知名诗人江淹少时曾经梦见神人以五色笔相赠，所以文采俊发、辞章绝世；后来又梦到神人将五色笔讨还，故而文采顿减、辞章失色，这就是“江郎才尽”一语的由来。后来，据说李白也曾经梦到“笔头生花”，所以诗赋俊逸超群。下联“管城”所用的就是前文提到的《毛颖传》的典故。
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许多与笔相关的文房用具开始艺术化，逗起了文人墨客的兴趣。与此同时，更多因毛笔使用需要而产生的文房用具，如笔海、笔洗、笔挂、笔屏、笔枕、笔插、笔帘、笔掭等纷纷涌现，中国文人对文房用具的趣味、好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韩愈的《毛颖传》自然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同时或其后，不仅有大量的吟咏毛笔的诗、词、歌、赋、铭、记等文学作品，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毛笔为中心环绕起来的实用和审美体系，这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二次文房审美的高潮。
而毛笔则在文人士子的情感体验、精神生活中不断开疆拓土；笔格、笔洗等从属用具更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日常摩挲、赏玩的审美对象。杜甫曾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中这样描绘山居生活：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居于幽静的深山，长日永昼如何消遣？众多的文人士子在读书、吟诗之余，将目光投向文房用具，借这些精致、文雅的器物来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构筑起一种高度艺术化、审美化了的生活空间。这是对人生苦短、世事多艰的反抗与消解，也是对风雅与文化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