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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从阿富汗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7月19日被绑架的23名韩国人质中的两名女性——金智娜和金庆子获释。塔利班声称，现在发球权转到了韩国政府手上，希望韩国能够说服阿富汗当局释放被囚同伙。
这既是好消息，更是个坏消息。人质获释固然是好事，可塔利班眼巴巴地把赌注全押到了韩国政府身上却让人难以乐观起来。至少，这对于仍未获得自由的19名人质绝非福音。从事发至今的种种迹象来看，韩国并没有能力对阿富汗当局产生多少有效影响。假如塔利班吊足了胃口却未见成效，难保不会狗急跳墙。
被魔盒殃及的信徒
当韩国人质事件发生时，笔者一时也难以相信。因为以往阿境内也发生过绑架外国人事件，但被绑人数通常是i两成群，多半是些战地记者和援建工程人员。而且，每次绑架事件的间隔期也越来越长，恰恰说明塔利班绑架外国人质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为继。现在居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东方面孔的人(多数为女性)在没有武装卫护的情况下被绑，一是说明这些人掉以轻心，二只能说是塔利班进行了精心筹划，对人质行动路线了如指掌，部署也比以往更严密。
更值得说的是韩国人质的身份。与之前的受害者不同，韩国人质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其中，有包括已被杀害的裴亨圭、沈圣珉在内的3名专业神职人员，其余人员皆为普通信徒兼援阿义工。有人认为，韩国人质被绑架乃至被杀害完全是因为跑到阿富汗策动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缘故，并将之上纲上线到宗教冲突的高度。窃以为这基本上是个伪命题，否则，这些年惨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人员又该作何解释呢?在恐怖分子看来，被绑架人质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现实利益。
之前就有多名美国人质在伊拉克境内被杀，但那并不能让美国回心转意，放弃反恐战争。所以，塔利班改变策略，改而向其他盟国下手。今年3月的意大利人质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就软磨硬泡，最终迫使阿富汗政府释放了5名塔利班重犯。这其中就有塔组织南部区的最高指挥官曼苏尔·达杜拉，他也正是7·18德国人质事件和7·19韩国人质危机的策划者。看来，作为当事人的他正是从自身经历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灵感。
可以说，意大利人质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23名韩国京畿道泉水教会的信徒不过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罢了。在塔利班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绑票阴影下，韩国义工无辜得可比那窦娥还冤。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人质自身就毫无责任。从人质出发前在仁川机场的合影中的一副快乐表情看，他们更像是要前往欧洲度假，这恰恰说明他们的麻痹心理：阿富汗局势比伊拉克相对安定些，去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再联系起在伊拉克曾有7名韩国牧师被绑架后获释，阿富汗政府去年夏天曾将1000多名参加和平集会的韩国人驱逐出境一事，与其说人质们不畏艰险，更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
人质之外，韩国政府、泉水教会以及韩国人的国民性也都要分担部分责任。首先，人质当中，正规的专业神职人员寥寥3人，基本可归入民间组织，而对于民间组织的海外活动，韩国外交通商部早在2004年6月金善日事件(金善日在伊拉克为替美军供应食品的韩国佳纳贸易公司当翻译，业余充当“在阿拉伯服务的传教士”，被恐怖分子绑架5天后遭斩首)后就有过规定，特别要求普通国民不要前往战争地区，那么现在这么多人置身危险地区，就要追究海关等方面的渎职责任了。
其次，从23名人质的领队、已故的裴亨圭牧师生前的日记内容来看，此次赶赴阿富汗属于半传教、半援助性质，希图借助无私的援助给苦难中的阿富汗民众带去上帝的福音。冒险传播信仰固然精神可嘉，但这是专业神职人员的分内之事，又何苦把普通信徒也捎带上?教会组织这样做，是否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不择手段?最后，尽管泉水教会已经公开道歉，韩国媒体也努力淡化人质的宗教色彩，然而，一个残留的疑问是，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且不乏虔诚者，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本无基督教传统的东方国家遭遇不测?这跟韩国人的国民性是否也有—定关联?
大国意识的扩张
因为韩国传教士并非第一次遇险，而韩国政府也没有出台更多的限制措施，这当中—定有一种国民舆论在支撑，所以不妨把人质危机放到整个韩国对外交往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从表面上看，传教只是单纯的宗教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宗教复制移植还会带来一些副产品：传教国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譬如公元7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中亚的扩张浪潮不但带去了宗教，更把异质的阿拉伯文明植根于这些地区。直至今日，阿富汗人的姓名仍旧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而在此之前，阿富汗人信奉的恰恰是温良平和的佛教。
再转到基督教上来看，绵延300年的十字军东征反映了欧洲文明早年的血腥扩张；大航海时代耶稣会士在全球范围内的游走背后折射出的是西班牙的全球殖民霸权；19世纪对东方进行渗透的西方传教士中尤以最强大繁荣的英、德籍人士为主。不知在今天的韩国政商两界精英眼中，传教士是否也是韩国人道德感的源泉之一和韩国商品的义务推销员?
在偏执和不宽容等特点上，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谓五十步笑百步。欧洲宗教改革过后，更为世俗的新教统治了欧洲的多数强国，基督教内发的扩张性因世俗化而日渐消退。进入近代，基督教更是逐渐降格为本国世俗政权对外扩张的补充，一般都是搭着大国崛起的便车才重新抬头，并且，传教活动规模越大，自发性越强，越能折射出所在国大国意识的膨胀。
韩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初次接触基督教还是300年前的事。后来，由于频繁的民族苦难导致信仰缺失，再加上美国传教士的执著和友善，韩国的基督徒在日据时期和韩战过后两次剧增。时至今日，韩国基督教信徒约18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加上天主教则已突破50％。韩国已继菲律宾和东帝汶之后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韩国儒家的社会底色。至少，在反映韩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影视剧里，韩国人的言谈举止还是遵循儒家法度。
不过，古往今来的例子说明，一个民族最容易对它新接受的更高级的信仰或文明着迷，并且不遗余力地要外族来分享它成长的秘密和喜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西方传统的扩张道路是一例，如今摆脱苏联近半个世纪铁幕统治，改习美式民主政治的东欧国家对美国以推广自由民主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戮力支持，也是显例。像大韩民族这样的经历了惨重的战争和分裂创伤，一半国民以为经济奇迹是建立在耶稣信仰之上的民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传教的急先锋，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略海外之踵
在韩国60年当代史上，除了贸易，其 对外输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样：1960年代派往越南的韩国军队，1970年代远赴中东的建筑工人，以及1990年代开始风靡的文化商品，即中国人俗称的“韩流”。再加上近年来兴起的宗教输出，其演进趋势经历了一个由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到精神，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这几乎是任何大国对外扩张所遵循的三部曲。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罗马曾征服世界三次，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英国和美国的成功崛起也大致佐证了这一定律，为什么当韩国重走这段老路时，还刚刚迈出第二步，就遭受到国人异样的眼光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对韩国的现状做个全面扫描。
还在5年以前，韩国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尤其是它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迅速恢复更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也就是从那时起，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成为了韩国由朝到野的共同心声。然而，在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却迎来了“失去的5年”。
韩国《朝鲜日报》每年岁末都会组织国民用四字短语来概括一年当中韩国的种种得失，从这5年的总结语来看，似乎都昭示韩国正处于低迷压抑的状态中：由于近年来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和韩国在半岛日益边缘化，再加上卢武铉执政失当导致内政陷于空转，韩国的政治外交角色正逐渐被朝鲜取代；由于本国经济结构失调以及劳动力价格居高难下，国内投资持续低迷，资本外流到中、越等新兴经济体，这反过来又造成国内失业率增加，韩国经济也在遭受台湾人所说的“空洞化危机”；在文化上韩国曾一度创造了《大长今》的收视奇迹，日本女性甚至把择偶标准概括为“首尔男人”。
然而好景不长，自2006年开始，作为韩国文化输出最重要载体的韩流也遭遇了寒流——首先，韩流本身属于流行文化，缺乏底蕴，时间一长，难免发生审美疲劳；其次，现实当中韩国的种种做法惹人反感，令人进而对韩国文化产生抗拒情绪；最后，韩国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辐射地带也限于东亚，很难想象一个阿富汗人能够深刻理解韩剧中的前辈可以对晚辈动辄打骂竟也合乎社会伦理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韩国的低迷状态充斥于各个领域，汉江神话正在逐渐泡沫化。
一个国家的扩张所依托的无外乎硬实力和软实力。论硬实力，韩国近年来呈现衰退迹象，更因朝鲜核武器出现而贬值。论软实力，韩国既不能向周边树立其制度范本，在文化上也后劲不足，乏善可陈。试问，一个在文化上先进而充满自信的国家又哪里用得着到处刨人祖坟，把端午节等邻人之物冒认为己有?更哪里犯得着用刀笔对本国历史实施跳跃式的延长和粉饰呢?这恰恰是一个文化弱者自卑心理的体现。
既然文不足以折服友邦，武不足以威慑强邻，除了祭出低成本的宗教旗帜，韩国似乎也没有可用之物了。有趣的是，即便是传教士肩上扛的十字架也非身土不二的“Made in Korea”，而是大洋彼岸的舶来品。然而，比起那些始终局限半岛之内，难得其门而出的国货，基督教好歹还具备更为广泛的普世价值，而价值的普世性恰恰正是大国扩张得以兼容于异国的必要条件。问题是，这个并不正宗的基督教传播者，居然因为政府外交路线的错配，而得不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美国的外交支持。美国答应可以武力解救人质，但就是不允许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换囚”交易，这显示在美国的反恐天平上，传教不过是次要的事。而韩国人在阿富汗这个敏感地点被绑，与美国的利益发生间接冲突，就难免要举国痛悼了。
看来，韩国来做传教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可基督教底子并不深厚的韩国民众还真舍不得他们的孩子牺牲在异国他乡，而韩国的外交资源也还投送不到阿富汗那么偏远的地方。于是，既贪其名，又虑其害，转而怪责美国薄情寡义，实在是他们走不出也躲不掉的鬼打墙宿命。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整天魂牵梦萦“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
这既是好消息，更是个坏消息。人质获释固然是好事，可塔利班眼巴巴地把赌注全押到了韩国政府身上却让人难以乐观起来。至少，这对于仍未获得自由的19名人质绝非福音。从事发至今的种种迹象来看，韩国并没有能力对阿富汗当局产生多少有效影响。假如塔利班吊足了胃口却未见成效，难保不会狗急跳墙。
被魔盒殃及的信徒
当韩国人质事件发生时，笔者一时也难以相信。因为以往阿境内也发生过绑架外国人事件，但被绑人数通常是i两成群，多半是些战地记者和援建工程人员。而且，每次绑架事件的间隔期也越来越长，恰恰说明塔利班绑架外国人质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为继。现在居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东方面孔的人(多数为女性)在没有武装卫护的情况下被绑，一是说明这些人掉以轻心，二只能说是塔利班进行了精心筹划，对人质行动路线了如指掌，部署也比以往更严密。
更值得说的是韩国人质的身份。与之前的受害者不同，韩国人质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其中，有包括已被杀害的裴亨圭、沈圣珉在内的3名专业神职人员，其余人员皆为普通信徒兼援阿义工。有人认为，韩国人质被绑架乃至被杀害完全是因为跑到阿富汗策动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缘故，并将之上纲上线到宗教冲突的高度。窃以为这基本上是个伪命题，否则，这些年惨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人员又该作何解释呢?在恐怖分子看来，被绑架人质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现实利益。
之前就有多名美国人质在伊拉克境内被杀，但那并不能让美国回心转意，放弃反恐战争。所以，塔利班改变策略，改而向其他盟国下手。今年3月的意大利人质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就软磨硬泡，最终迫使阿富汗政府释放了5名塔利班重犯。这其中就有塔组织南部区的最高指挥官曼苏尔·达杜拉，他也正是7·18德国人质事件和7·19韩国人质危机的策划者。看来，作为当事人的他正是从自身经历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灵感。
可以说，意大利人质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23名韩国京畿道泉水教会的信徒不过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罢了。在塔利班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绑票阴影下，韩国义工无辜得可比那窦娥还冤。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人质自身就毫无责任。从人质出发前在仁川机场的合影中的一副快乐表情看，他们更像是要前往欧洲度假，这恰恰说明他们的麻痹心理：阿富汗局势比伊拉克相对安定些，去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再联系起在伊拉克曾有7名韩国牧师被绑架后获释，阿富汗政府去年夏天曾将1000多名参加和平集会的韩国人驱逐出境一事，与其说人质们不畏艰险，更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
人质之外，韩国政府、泉水教会以及韩国人的国民性也都要分担部分责任。首先，人质当中，正规的专业神职人员寥寥3人，基本可归入民间组织，而对于民间组织的海外活动，韩国外交通商部早在2004年6月金善日事件(金善日在伊拉克为替美军供应食品的韩国佳纳贸易公司当翻译，业余充当“在阿拉伯服务的传教士”，被恐怖分子绑架5天后遭斩首)后就有过规定，特别要求普通国民不要前往战争地区，那么现在这么多人置身危险地区，就要追究海关等方面的渎职责任了。
其次，从23名人质的领队、已故的裴亨圭牧师生前的日记内容来看，此次赶赴阿富汗属于半传教、半援助性质，希图借助无私的援助给苦难中的阿富汗民众带去上帝的福音。冒险传播信仰固然精神可嘉，但这是专业神职人员的分内之事，又何苦把普通信徒也捎带上?教会组织这样做，是否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不择手段?最后，尽管泉水教会已经公开道歉，韩国媒体也努力淡化人质的宗教色彩，然而，一个残留的疑问是，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且不乏虔诚者，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本无基督教传统的东方国家遭遇不测?这跟韩国人的国民性是否也有—定关联?
大国意识的扩张
因为韩国传教士并非第一次遇险，而韩国政府也没有出台更多的限制措施，这当中—定有一种国民舆论在支撑，所以不妨把人质危机放到整个韩国对外交往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从表面上看，传教只是单纯的宗教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宗教复制移植还会带来一些副产品：传教国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譬如公元7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中亚的扩张浪潮不但带去了宗教，更把异质的阿拉伯文明植根于这些地区。直至今日，阿富汗人的姓名仍旧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而在此之前，阿富汗人信奉的恰恰是温良平和的佛教。
再转到基督教上来看，绵延300年的十字军东征反映了欧洲文明早年的血腥扩张；大航海时代耶稣会士在全球范围内的游走背后折射出的是西班牙的全球殖民霸权；19世纪对东方进行渗透的西方传教士中尤以最强大繁荣的英、德籍人士为主。不知在今天的韩国政商两界精英眼中，传教士是否也是韩国人道德感的源泉之一和韩国商品的义务推销员?
在偏执和不宽容等特点上，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谓五十步笑百步。欧洲宗教改革过后，更为世俗的新教统治了欧洲的多数强国，基督教内发的扩张性因世俗化而日渐消退。进入近代，基督教更是逐渐降格为本国世俗政权对外扩张的补充，一般都是搭着大国崛起的便车才重新抬头，并且，传教活动规模越大，自发性越强，越能折射出所在国大国意识的膨胀。
韩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初次接触基督教还是300年前的事。后来，由于频繁的民族苦难导致信仰缺失，再加上美国传教士的执著和友善，韩国的基督徒在日据时期和韩战过后两次剧增。时至今日，韩国基督教信徒约18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加上天主教则已突破50％。韩国已继菲律宾和东帝汶之后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韩国儒家的社会底色。至少，在反映韩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影视剧里，韩国人的言谈举止还是遵循儒家法度。
不过，古往今来的例子说明，一个民族最容易对它新接受的更高级的信仰或文明着迷，并且不遗余力地要外族来分享它成长的秘密和喜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西方传统的扩张道路是一例，如今摆脱苏联近半个世纪铁幕统治，改习美式民主政治的东欧国家对美国以推广自由民主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戮力支持，也是显例。像大韩民族这样的经历了惨重的战争和分裂创伤，一半国民以为经济奇迹是建立在耶稣信仰之上的民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传教的急先锋，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略海外之踵
在韩国60年当代史上，除了贸易，其 对外输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样：1960年代派往越南的韩国军队，1970年代远赴中东的建筑工人，以及1990年代开始风靡的文化商品，即中国人俗称的“韩流”。再加上近年来兴起的宗教输出，其演进趋势经历了一个由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到精神，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这几乎是任何大国对外扩张所遵循的三部曲。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罗马曾征服世界三次，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英国和美国的成功崛起也大致佐证了这一定律，为什么当韩国重走这段老路时，还刚刚迈出第二步，就遭受到国人异样的眼光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对韩国的现状做个全面扫描。
还在5年以前，韩国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尤其是它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迅速恢复更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也就是从那时起，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成为了韩国由朝到野的共同心声。然而，在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却迎来了“失去的5年”。
韩国《朝鲜日报》每年岁末都会组织国民用四字短语来概括一年当中韩国的种种得失，从这5年的总结语来看，似乎都昭示韩国正处于低迷压抑的状态中：由于近年来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和韩国在半岛日益边缘化，再加上卢武铉执政失当导致内政陷于空转，韩国的政治外交角色正逐渐被朝鲜取代；由于本国经济结构失调以及劳动力价格居高难下，国内投资持续低迷，资本外流到中、越等新兴经济体，这反过来又造成国内失业率增加，韩国经济也在遭受台湾人所说的“空洞化危机”；在文化上韩国曾一度创造了《大长今》的收视奇迹，日本女性甚至把择偶标准概括为“首尔男人”。
然而好景不长，自2006年开始，作为韩国文化输出最重要载体的韩流也遭遇了寒流——首先，韩流本身属于流行文化，缺乏底蕴，时间一长，难免发生审美疲劳；其次，现实当中韩国的种种做法惹人反感，令人进而对韩国文化产生抗拒情绪；最后，韩国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辐射地带也限于东亚，很难想象一个阿富汗人能够深刻理解韩剧中的前辈可以对晚辈动辄打骂竟也合乎社会伦理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韩国的低迷状态充斥于各个领域，汉江神话正在逐渐泡沫化。
一个国家的扩张所依托的无外乎硬实力和软实力。论硬实力，韩国近年来呈现衰退迹象，更因朝鲜核武器出现而贬值。论软实力，韩国既不能向周边树立其制度范本，在文化上也后劲不足，乏善可陈。试问，一个在文化上先进而充满自信的国家又哪里用得着到处刨人祖坟，把端午节等邻人之物冒认为己有?更哪里犯得着用刀笔对本国历史实施跳跃式的延长和粉饰呢?这恰恰是一个文化弱者自卑心理的体现。
既然文不足以折服友邦，武不足以威慑强邻，除了祭出低成本的宗教旗帜，韩国似乎也没有可用之物了。有趣的是，即便是传教士肩上扛的十字架也非身土不二的“Made in Korea”，而是大洋彼岸的舶来品。然而，比起那些始终局限半岛之内，难得其门而出的国货，基督教好歹还具备更为广泛的普世价值，而价值的普世性恰恰正是大国扩张得以兼容于异国的必要条件。问题是，这个并不正宗的基督教传播者，居然因为政府外交路线的错配，而得不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美国的外交支持。美国答应可以武力解救人质，但就是不允许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换囚”交易，这显示在美国的反恐天平上，传教不过是次要的事。而韩国人在阿富汗这个敏感地点被绑，与美国的利益发生间接冲突，就难免要举国痛悼了。
看来，韩国来做传教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可基督教底子并不深厚的韩国民众还真舍不得他们的孩子牺牲在异国他乡，而韩国的外交资源也还投送不到阿富汗那么偏远的地方。于是，既贪其名，又虑其害，转而怪责美国薄情寡义，实在是他们走不出也躲不掉的鬼打墙宿命。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整天魂牵梦萦“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