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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将空调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使热带国家的居民能够在适宜的环境里进行思考。在刚刚过去的7月，对这句话深以为然的，肯定不止是新加坡等热带国家的国民。
从6月30日开始，广州9个气象站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其中最高气温39.8℃。仅6月30日至7月1日两天，就有多人因天气炎热诱发疾病致死。气象部门表示，罕见的高温天气将一直延续到9月份。而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也都在半个月以上，福州更连续高温32天，创1880年以来之最。
而另一些地方则暴雨成灾：淮河流域7月份降雨量居历史第二高，导致流域内发生区域性大洪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7月都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天气，雷击导致141人死亡，近年来被雷击死亡人数之最。上海、深圳：沉没的未来?
这样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异常天气，显然已经不是偶然发生的天灾。“科学家们一般以极端气候现象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作为气候变暖的证明。所以，尽管单独的某一次洪水不能证明气候变暖，但目前的情况则证明了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记者。
“况且，没有什么比冰川的加速消融更能证明全球变暖的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消融速度，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在未来30年消失，而它们是中国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
困难在于，首先，中国的环保部门没有执法权，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也没有强制权，这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环保方面的处罚措施，可以处罚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而且是让环保当局来执行的。如果有军队的训练基地没有合适地处理它的废物，联邦环保局甚至有权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处罚。
其次，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冲动也是问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但它还不是硬指标。如果对官员的考核仍然沿用的是GDP增长率这样的指标，那就很难指望地方政府注重环保。无论有多少次“整顿行动”，“污染事件”还是一次次地来，根本原因就在这。
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很难严格分割责任，因此人们天然地倾向于不珍惜环境；生产者也往往将污染的成本转嫁社会。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形成“污染权市场”，企业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选择治理污染的，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在我国，前两种办法基本没有采用，后一种刚刚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 NGO：前路漫漫
从2005年开始，人们明显感到环保NGO的声音变大了，形象清晰了。几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云南怒江事件——中国高层官员第一次就争议性的水利工程发表讲话，象征着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金沙江事件——地方居民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帮助下，迫使地方有关部门最终妥协；圆明园事件——中国第一次在环境领域召开实质性的听证会，作为公开透明的听证会，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和规范的里程碑。这些都离不开环保NGO的努力和斗争。
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在怒江水电站修建过程中，当时，环保总局有官员以怒江是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为由坚决反对，无奈，他的声音太微弱，于是他拨通了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的电话。汪永晨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最终，这个事件在NGO组织和环保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延缓——这已经被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证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声音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
在影响日益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环保NGO仍然非常弱小。一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在小区里放几块展示板就能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吗?我很怀疑。做宣传没错，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企业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有恃无恐的违规行为，这么多机构却只在做环境教育，这是否必要呢?”调查显示，涉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环保组织占53.3％，涉及环境维权的组织有15.6％，涉及参与制定环保公共政策的只有11.8％。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NGO的专业性不强。气候问题非常复杂，NGO要说服政府或公众，必须强有力的科学支持，这就要求NGO从普适性视角转移到专业化视角去关注环境问题。“西方NGO的专业，首先表现在其分工细腻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认为，“比如说鹤类基金会、国际河流组织等，都是针对某一个更为专业的领域。”
专业的另一个层面，则反映在组织结构及研究领域上。EDF(地球保卫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功能之外，还具备投资实力。而WFF(世界自然基金会)，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刊物及研究人员，并吸纳了大批环保学家、经济学家、动物学家等专业人士，被称为环境经济学的摇篮。美国环保协会和许多西方NGO，都有自己的首席科学家。
另外，环保NGO的独立性需要加强。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我国95％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遵循“静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原则，寻求与政府合作，认为存在一些矛盾的只占3.3％。而在和污染企业进行交涉时，环保民间组织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其次是与企业协商、谈判，占四成；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或集会、抗议等方式的很少。
西方的经验证明，正是NGO的独立性和社会公信力使得其能够独立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不高，这一直以来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相关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显示，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57.05分，环保行为得分为55.17分，均没过及格线。
但另一方面，由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联合会进行的有412余万公众参与的调查也显示，有高达96.5％的人认为，“十一五”期间应当提高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两份调查之间的差异似乎表明，中国公众一面希望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改善，另一面却难以从自身做起。
环境和气候由于是公共产品，人们更加不会刻意地节制。而在环境危机层出不穷而有关方面却千方百计加以隐瞒和遮掩的今天，把减排的主要责任一厢情愿地放在普通民众的身上，这显然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在生存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气候和环境永远不会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议程。
事实上，气候和环境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恶化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人们思想深处的原因：自大跃进开始，一向与自然尚能和谐相处的中国人染上了一种动不动就要“改天换地”的隐疾。在很多人心里，环境的败坏只是进步和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已被许多^视为逻辑必然。
对科学的盲目迷信让人们相信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消除。这种想法从理论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但可能性和现实是有差异的：现在，科学技术手段已经可以无害化处理日常生活产生的大量垃圾，但事实呢?
而且，中国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上远没有达到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程度。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前者可以通过“脱硫”的办法来解决，从而减少酸雨；但对二氧化碳就无能为力，而后者正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目前，丹麦的电厂已经开发出碳捕捉技术，将在发电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深埋于地下贮存，使之不能够与大气发生作用从而避免产生温室效应。但中国还不掌握类似的技术。
另外，尽管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它生产的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还是比德国和美国制造的高出30％。中国只能建造发电量为800千瓦的小型风电场，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能够支持发电量高达3万千瓦的大型风电场。
而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环保指令很多时候成了橡皮图章。林先生是某合资电厂的管理人员，他坦言很少担心环保的问题：“现在这么缺电，地方政府需要的是充足的电力，其他问题一时顾不上。遇到检查，只要公关工作做好了，—般都没事。”
显然，无论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都需要努力适应气候变暖时代的新变化。
从6月30日开始，广州9个气象站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其中最高气温39.8℃。仅6月30日至7月1日两天，就有多人因天气炎热诱发疾病致死。气象部门表示，罕见的高温天气将一直延续到9月份。而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也都在半个月以上，福州更连续高温32天，创1880年以来之最。
而另一些地方则暴雨成灾：淮河流域7月份降雨量居历史第二高，导致流域内发生区域性大洪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7月都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天气，雷击导致141人死亡，近年来被雷击死亡人数之最。上海、深圳：沉没的未来?
这样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异常天气，显然已经不是偶然发生的天灾。“科学家们一般以极端气候现象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作为气候变暖的证明。所以，尽管单独的某一次洪水不能证明气候变暖，但目前的情况则证明了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记者。
“况且，没有什么比冰川的加速消融更能证明全球变暖的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消融速度，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在未来30年消失，而它们是中国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
困难在于，首先，中国的环保部门没有执法权，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也没有强制权，这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环保方面的处罚措施，可以处罚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而且是让环保当局来执行的。如果有军队的训练基地没有合适地处理它的废物，联邦环保局甚至有权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处罚。
其次，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冲动也是问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但它还不是硬指标。如果对官员的考核仍然沿用的是GDP增长率这样的指标，那就很难指望地方政府注重环保。无论有多少次“整顿行动”，“污染事件”还是一次次地来，根本原因就在这。
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很难严格分割责任，因此人们天然地倾向于不珍惜环境；生产者也往往将污染的成本转嫁社会。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形成“污染权市场”，企业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选择治理污染的，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在我国，前两种办法基本没有采用，后一种刚刚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 NGO：前路漫漫
从2005年开始，人们明显感到环保NGO的声音变大了，形象清晰了。几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云南怒江事件——中国高层官员第一次就争议性的水利工程发表讲话，象征着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金沙江事件——地方居民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帮助下，迫使地方有关部门最终妥协；圆明园事件——中国第一次在环境领域召开实质性的听证会，作为公开透明的听证会，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和规范的里程碑。这些都离不开环保NGO的努力和斗争。
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在怒江水电站修建过程中，当时，环保总局有官员以怒江是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为由坚决反对，无奈，他的声音太微弱，于是他拨通了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的电话。汪永晨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最终，这个事件在NGO组织和环保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延缓——这已经被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证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声音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
在影响日益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环保NGO仍然非常弱小。一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在小区里放几块展示板就能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吗?我很怀疑。做宣传没错，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企业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有恃无恐的违规行为，这么多机构却只在做环境教育，这是否必要呢?”调查显示，涉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环保组织占53.3％，涉及环境维权的组织有15.6％，涉及参与制定环保公共政策的只有11.8％。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NGO的专业性不强。气候问题非常复杂，NGO要说服政府或公众，必须强有力的科学支持，这就要求NGO从普适性视角转移到专业化视角去关注环境问题。“西方NGO的专业，首先表现在其分工细腻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认为，“比如说鹤类基金会、国际河流组织等，都是针对某一个更为专业的领域。”
专业的另一个层面，则反映在组织结构及研究领域上。EDF(地球保卫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功能之外，还具备投资实力。而WFF(世界自然基金会)，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刊物及研究人员，并吸纳了大批环保学家、经济学家、动物学家等专业人士，被称为环境经济学的摇篮。美国环保协会和许多西方NGO，都有自己的首席科学家。
另外，环保NGO的独立性需要加强。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我国95％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遵循“静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原则，寻求与政府合作，认为存在一些矛盾的只占3.3％。而在和污染企业进行交涉时，环保民间组织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其次是与企业协商、谈判，占四成；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或集会、抗议等方式的很少。
西方的经验证明，正是NGO的独立性和社会公信力使得其能够独立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不高，这一直以来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相关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显示，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57.05分，环保行为得分为55.17分，均没过及格线。
但另一方面，由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联合会进行的有412余万公众参与的调查也显示，有高达96.5％的人认为，“十一五”期间应当提高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两份调查之间的差异似乎表明，中国公众一面希望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改善，另一面却难以从自身做起。
环境和气候由于是公共产品，人们更加不会刻意地节制。而在环境危机层出不穷而有关方面却千方百计加以隐瞒和遮掩的今天，把减排的主要责任一厢情愿地放在普通民众的身上，这显然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在生存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气候和环境永远不会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议程。
事实上，气候和环境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恶化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人们思想深处的原因：自大跃进开始，一向与自然尚能和谐相处的中国人染上了一种动不动就要“改天换地”的隐疾。在很多人心里，环境的败坏只是进步和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已被许多^视为逻辑必然。
对科学的盲目迷信让人们相信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消除。这种想法从理论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但可能性和现实是有差异的：现在，科学技术手段已经可以无害化处理日常生活产生的大量垃圾，但事实呢?
而且，中国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上远没有达到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程度。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前者可以通过“脱硫”的办法来解决，从而减少酸雨；但对二氧化碳就无能为力，而后者正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目前，丹麦的电厂已经开发出碳捕捉技术，将在发电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深埋于地下贮存，使之不能够与大气发生作用从而避免产生温室效应。但中国还不掌握类似的技术。
另外，尽管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它生产的太阳能电池的成本还是比德国和美国制造的高出30％。中国只能建造发电量为800千瓦的小型风电场，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能够支持发电量高达3万千瓦的大型风电场。
而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环保指令很多时候成了橡皮图章。林先生是某合资电厂的管理人员，他坦言很少担心环保的问题：“现在这么缺电，地方政府需要的是充足的电力，其他问题一时顾不上。遇到检查，只要公关工作做好了，—般都没事。”
显然，无论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都需要努力适应气候变暖时代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