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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先生白话文学革命的理论构建和亲身实践，拉开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大幕。作为“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他能够为似乎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学把准脉，或许与他留学美国七年所接受的欧美思想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俗语观的影响，从而找准了语言这个至为关键的环节有关。分析胡适的思想渊源，有助于重新审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工具，更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本身，语言就是思想的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彻底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美国体验;但丁的俗语观;语言本体论
“五四”文学领袖胡适先生曾提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从此中国文学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了。而胡适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文学把准脉，或许源于他留美七年所接受的欧美思想的影响。七年中，经过两百年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在这个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眼里是民主的、自由的，理性高度发达，制度高度成熟，人民也稳重独立自由，由此胡适形成了一种着眼于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想，认为一国之进步在于人民之民主与自由，而人民之民主与自由，有赖于文学文字的普及，“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胡适在此期间便较早地关注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文学，并从但丁的俗语观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文体理论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又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远在美国的胡适，以极为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眼光，意识到了二者间的相通处和暗合点，决心在中国成就但丁一样的伟业，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白话文运动，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胡适看来，欧洲中古时期的作家使用的拉丁文，也正如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死文字”，它们在意大利和中国只能桎棝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一些豪无价值的“死文学”，由但丁所创造的俗语新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是“活的文学”。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如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至此，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与作用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上，正是但丁使胡适最终厘清了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史学依据，并由此构勒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基本图式。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从意大利文学由拉丁文向俗语变化的轨迹中，从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实绩中，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在胡适看来，语言的解放，不仅是形式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是思维方式的解放。《谈新诗》：“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费正清评价胡适：“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字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过去一直认为胡适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一场语言工具运动，一场文学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没有关联;一百年后的今天，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的语言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人类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人们把思想或情绪的感受，通过语言这一独特的载体加以创造固定的结果，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若我们能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体观的眼光来重新观照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便可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的革命，或文学形式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是深层面的思想运动。从这一视角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确定来实现的。
表面上看来，语言虽然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它是作家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的外在呈现，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语言实体的存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和物质材料，是文学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学的终极目的。它正处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中心位置，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是“理性思维的符号形式”（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通过语言可以打通人类思想领域和心灵世界，并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由此反观胡适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彻底变革，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至为关键的一环。周策纵曾经指出：“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對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适：《白话文的意义》，《胡适文集》[M]（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胡适：《胡适自传》[M]，黄山书社，1986。.
[3]胡适：《四十自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精品集》[M]，第1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美国体验;但丁的俗语观;语言本体论
“五四”文学领袖胡适先生曾提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从此中国文学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了。而胡适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文学把准脉，或许源于他留美七年所接受的欧美思想的影响。七年中，经过两百年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在这个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眼里是民主的、自由的，理性高度发达，制度高度成熟，人民也稳重独立自由，由此胡适形成了一种着眼于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想，认为一国之进步在于人民之民主与自由，而人民之民主与自由，有赖于文学文字的普及，“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胡适在此期间便较早地关注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文学，并从但丁的俗语观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文体理论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又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远在美国的胡适，以极为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眼光，意识到了二者间的相通处和暗合点，决心在中国成就但丁一样的伟业，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白话文运动，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胡适看来，欧洲中古时期的作家使用的拉丁文，也正如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死文字”，它们在意大利和中国只能桎棝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一些豪无价值的“死文学”，由但丁所创造的俗语新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是“活的文学”。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如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至此，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与作用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上，正是但丁使胡适最终厘清了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史学依据，并由此构勒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基本图式。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从意大利文学由拉丁文向俗语变化的轨迹中，从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实绩中，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在胡适看来，语言的解放，不仅是形式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是思维方式的解放。《谈新诗》：“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费正清评价胡适：“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字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过去一直认为胡适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一场语言工具运动，一场文学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没有关联;一百年后的今天，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的语言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人类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人们把思想或情绪的感受，通过语言这一独特的载体加以创造固定的结果，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若我们能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体观的眼光来重新观照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便可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的革命，或文学形式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是深层面的思想运动。从这一视角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确定来实现的。
表面上看来，语言虽然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它是作家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的外在呈现，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语言实体的存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和物质材料，是文学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学的终极目的。它正处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中心位置，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是“理性思维的符号形式”（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通过语言可以打通人类思想领域和心灵世界，并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由此反观胡适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彻底变革，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至为关键的一环。周策纵曾经指出：“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對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适：《白话文的意义》，《胡适文集》[M]（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胡适：《胡适自传》[M]，黄山书社，1986。.
[3]胡适：《四十自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精品集》[M]，第1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