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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新起点、新气象，带着新的憧憬出发，希望今年能收获一个好年头。
对普通民众而言，好年头意味着能有一份好收入。
一位下岗又再就业的妇女向记者表示：“希望今年多加点工资，儿子准备考大学，要增加营养。”
另一位80后说：“希望新一年公司多拿定单，老板发大财，员工发小财！”
年前媒体上的这些报道，表达了中国百姓在通胀压力下，企求新年收入跑赢CPI的朴素愿望。
北京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定调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着力点就在控制通胀，而此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则意在寻求富民措施的有效突破。
中国社会一直受困于内需不振，问题之一，就在收入分配的长期失衡。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当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时，启动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此其一；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普通大众收入偏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此其二；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过低，又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此其三；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的暴利不断扩大，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社会在整体运行效率降低的同时，也使消费能力萎缩，此其四。
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基尼系数0.4，通常被认为是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而2007年中国已到0.48，近两年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四座大山”，更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基尼系数有增无减，据一些专家估计，实际或已超过0.5。面对如此危险的信号，再不改弦易辙，扭转局面，所谓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未来五年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如《建议》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虽不是什么新道理，但在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社会诉求更加强调民生的关键时刻，这一设想无疑是对民怨的积极回应。全部问题的实质，是要付之行动，落到实处，把写在文件上的漂亮承诺，变成提高国民收入的切实举措，而不能说归说，做归做。
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并不完全体现在GDP总量上，一个社会的繁荣和谐也不取决于有多少个亿万富豪，而是要看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无安全可靠的未来。如果搞了几十年，仍有为数可观的城乡家庭至今还要为一日三餐发愁，还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样国家再强大、政府再体面、官员再风光，与他们又有何干？当弱势群体远离主流生活，乃至被日益边缘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或许这才是最可怕的。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叶圣陶。还在上世纪80年代，曾去北京叶府拜访。谈及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五四作家给出了两个字：“实惠”。那时不甚理解，回头来看，计划时代30年，折腾来折腾去，恰恰是没给老百姓一点“实惠”。改革开放30年带给中国最大的变化，正是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实惠”。在“十二五”拉开大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继续做好“实惠”的增量更重要的了。
“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这是叶圣陶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一段话。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终究难逃“谷贱伤农”的命运，而现在毕竟已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便通胀高企不下，相信中国人也能真正“多收三五斗”，迎来好日子。
新年开张，希望如此。
对普通民众而言，好年头意味着能有一份好收入。
一位下岗又再就业的妇女向记者表示：“希望今年多加点工资，儿子准备考大学，要增加营养。”
另一位80后说：“希望新一年公司多拿定单，老板发大财，员工发小财！”
年前媒体上的这些报道，表达了中国百姓在通胀压力下，企求新年收入跑赢CPI的朴素愿望。
北京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定调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着力点就在控制通胀，而此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则意在寻求富民措施的有效突破。
中国社会一直受困于内需不振，问题之一，就在收入分配的长期失衡。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当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时，启动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此其一；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普通大众收入偏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此其二；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过低，又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此其三；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的暴利不断扩大，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社会在整体运行效率降低的同时，也使消费能力萎缩，此其四。
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基尼系数0.4，通常被认为是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而2007年中国已到0.48，近两年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四座大山”，更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基尼系数有增无减，据一些专家估计，实际或已超过0.5。面对如此危险的信号，再不改弦易辙，扭转局面，所谓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未来五年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如《建议》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虽不是什么新道理，但在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社会诉求更加强调民生的关键时刻，这一设想无疑是对民怨的积极回应。全部问题的实质，是要付之行动，落到实处，把写在文件上的漂亮承诺，变成提高国民收入的切实举措，而不能说归说，做归做。
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并不完全体现在GDP总量上，一个社会的繁荣和谐也不取决于有多少个亿万富豪，而是要看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无安全可靠的未来。如果搞了几十年，仍有为数可观的城乡家庭至今还要为一日三餐发愁，还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样国家再强大、政府再体面、官员再风光，与他们又有何干？当弱势群体远离主流生活，乃至被日益边缘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或许这才是最可怕的。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叶圣陶。还在上世纪80年代，曾去北京叶府拜访。谈及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五四作家给出了两个字：“实惠”。那时不甚理解，回头来看，计划时代30年，折腾来折腾去，恰恰是没给老百姓一点“实惠”。改革开放30年带给中国最大的变化，正是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实惠”。在“十二五”拉开大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继续做好“实惠”的增量更重要的了。
“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这是叶圣陶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一段话。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终究难逃“谷贱伤农”的命运，而现在毕竟已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便通胀高企不下，相信中国人也能真正“多收三五斗”，迎来好日子。
新年开张，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