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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称,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只有50%,并提出了如何加快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争取走出中等收入的建议。这场演讲很快引起轩然大波,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有没有?中国该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诸如此类的问题再次激起热烈讨论,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内容。

新加坡是少数成功由中等收入跃迁至高收入国家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来的。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会相对较慢”。[1]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阶段。正因如此,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从最高层到一般百姓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入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2]
华生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保持警惕。他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我们看到,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慢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假说并不成立。” [3]
朱天也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非要做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4]
无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自二战以来,很少有低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二战以来,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极少。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其实在19世纪末,日本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能力已能与欧美相媲美。换言之,在20世纪初,欧美日已是发达国家,除日本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亚非拉的一些资源型国家通过资源出口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GDP也一度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其经济结构大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也只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真正完成了工业化,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上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而其余发展中国家均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四小龙”的情况比较特殊:第一,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也只有5000万人口,最小的新加坡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台湾人口是2000万,香港人口是700万,“四小龙”人口总计才8000万,不到中国大陆人口的1/15;第二,“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冷战。“四小龙”几乎都处在冷战最前沿,韩国在“三八线”与朝鲜对峙,台湾是美国封锁中国大陆第一岛链的咽喉地带,香港可谓是毛时代中国大陆与西方贸易交流的唯一通道,新加坡则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在冷战时期,“四小龙”这类比较小的经济体能够通过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换代,最终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越进发达国家或地区。
当前世界体系大致是在19世纪末定型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亚洲的日本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二战以后,苏东社会主义体系成型,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竞争关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1989年的苏联解体,其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从此以后,冷战结束,一分为二的世界体系又复合为一。这时,美国一家独大,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苏东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以后,至今仍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发达国家体系(七国集团),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国家(四小龙)进入到这个体系的上端以外,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变化不大。近百多年来,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国家几乎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体系是相当的坚固有力,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欧美日与亚非拉,可谓是界限分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一度改变世界体系的格局,且正是这一冷战背景为亚洲“四小龙”从发展中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提供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体系恢复至20世纪初的结构,只是以欧洲为首变成了以美国为首。
这个坚固有力的世界体系决定了金字塔中不同国家的位置。欧美日的塔尖位置一直不曾动摇,塔底和塔身国家很难突围赶上塔尖国家,更不可能替代塔尖国家,这一结构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相对来讲,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发达国家在产业上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塔底国家要么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要么集中于低端制造业,这个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近百年来,只有“四小龙”成功进入发达国家的塔尖位置,这又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的塔尖几无变化,塔底与塔身却有巨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再存在,相比于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在政治上更为平等。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来的。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会相对较慢”。[1]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阶段。正因如此,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从最高层到一般百姓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入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2]
华生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保持警惕。他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我们看到,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慢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假说并不成立。” [3]
朱天也认为不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非要做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4]
无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自二战以来,很少有低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二战以来,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极少。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其实在19世纪末,日本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能力已能与欧美相媲美。换言之,在20世纪初,欧美日已是发达国家,除日本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亚非拉的一些资源型国家通过资源出口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GDP也一度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其经济结构大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因此也只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真正完成了工业化,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上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而其余发展中国家均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四小龙”的情况比较特殊:第一,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也只有5000万人口,最小的新加坡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台湾人口是2000万,香港人口是700万,“四小龙”人口总计才8000万,不到中国大陆人口的1/15;第二,“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冷战。“四小龙”几乎都处在冷战最前沿,韩国在“三八线”与朝鲜对峙,台湾是美国封锁中国大陆第一岛链的咽喉地带,香港可谓是毛时代中国大陆与西方贸易交流的唯一通道,新加坡则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在冷战时期,“四小龙”这类比较小的经济体能够通过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换代,最终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越进发达国家或地区。
当前世界体系大致是在19世纪末定型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亚洲的日本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二战以后,苏东社会主义体系成型,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竞争关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1989年的苏联解体,其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从此以后,冷战结束,一分为二的世界体系又复合为一。这时,美国一家独大,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苏东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以后,至今仍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发达国家体系(七国集团),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国家(四小龙)进入到这个体系的上端以外,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变化不大。近百多年来,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国家几乎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体系是相当的坚固有力,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欧美日与亚非拉,可谓是界限分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一度改变世界体系的格局,且正是这一冷战背景为亚洲“四小龙”从发展中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提供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体系恢复至20世纪初的结构,只是以欧洲为首变成了以美国为首。
这个坚固有力的世界体系决定了金字塔中不同国家的位置。欧美日的塔尖位置一直不曾动摇,塔底和塔身国家很难突围赶上塔尖国家,更不可能替代塔尖国家,这一结构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相对来讲,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发达国家在产业上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塔底国家要么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要么集中于低端制造业,这个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近百年来,只有“四小龙”成功进入发达国家的塔尖位置,这又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的塔尖几无变化,塔底与塔身却有巨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联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再存在,相比于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体系,当前的世界体系在政治上更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