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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旅小说是一种以战争活动和军人生活为特征指向的文学形态，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军旅文学发展史重要的价值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军旅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辉煌和繁盛的時期，英雄形象的塑造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分别从英雄性格的人性化、英雄心理的复杂化和英雄命运的悲剧化这三个方面细致地分析了80年代以来英雄形象塑造的新趋向，旨在探寻时代变迁和英雄主义写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英雄形象；人性化；复杂化；悲剧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革”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南线战争”爆发和人们审美取向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军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主题和创作方法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了新的写作趋向。
一、英雄性格的人性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逐渐发展，军旅作家对十七年时期“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形象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英雄是人”的创作基调，开始关注英雄性格的人性化，促使英雄走下了神坛，实现了从神性英雄到人性英雄的回归。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有没有缺点并不能成为区别英雄与懦夫的标准，恰恰相反，有缺点，才有差别，才有矛盾，才能使读者在这种差别与矛盾中看到真实的人性，看到崇高的灵魂。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以其独特的英雄塑造和战争描写开了8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先河，它“单枪匹马地突破了军事文学中‘英雄主义写作’的重重禁区，为后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狂飙突起式的集团冲锋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1]刘毛妹是小说中作者塑造的一个“英雄”，他与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相比具有严重的缺陷，但恰恰是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缺陷和不完美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外表冷酷，作风不严谨，军容不整，嘴里时常叼着烟，组织纪律性差，理想信念似乎也不太坚定。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推进，我们发现在他身上有着军人勇敢顽强的优良品质和英雄气质，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刘毛妹始终坚守他心中的理想信念，最终壮烈牺牲。作者塑造的刘毛妹这一英雄形象融合了普通人的优点和缺点，更加真实。1982年李存葆发表了《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英雄形象，作者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刻画人物，既写出了他们富于责任感、使命感的英雄本色，也写出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二、英雄心理的复杂化
纵观80年代以来军旅小说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都是立体式的人物，那种扁平化类型化的英雄人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军旅作家们更加关注英雄人物的复杂心理，挖掘潜藏在内心深处错综复杂的情感，使小说具有更丰富的艺术魅力。
《射天狼》是朱苏进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刻画了新一代军人的光荣与梦想、无奈与痛苦，极富有艺术个性。作品从和平年代里的英雄形象入手，探索英雄复杂矛盾的心理历程，揭示了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环境的严重冲突。小说中的英雄典型是袁翰，朱苏进曾说“从袁翰这个中国当代军人的典型，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和平时期的新的开拓和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我们军事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信息。[2]”主人公袁翰是一名普通的军人，作为连长，他对战士要求严厉，同时又对他们关怀备至。在家庭中，他扮演着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一方面要承担普通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履行军人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当接到女儿病危的消息时，他本应该回归家庭，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又不能擅自行动。作者形象细腻地刻画了袁翰痛苦矛盾的心理，展现了当代军人在事业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复杂纠葛，表达了军人崇高的思想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此外，例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等都具有复杂的心理矛盾，呈现出了一幅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下所折射的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画面。
三、英雄命运的悲剧化
十七年时期的军旅小说深受政治因素的直接干预和战争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因此，军旅小说展现出“革命胜利大团圆”的创作模式，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也是战无不胜的完美形象。例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不会在战争进程中死亡，《苦菜花》中的也必然会目睹整个战争的经过，并看到儿女们不断成长。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的灾难和生活的悲怆激发了人们对英雄这一形象的深层思考，于是，悲剧意识逐渐被引入了小说创作中。纵观80年代的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物的悲剧命运都具有崇高性，呈现出“英雄——悲剧——崇高”的创作结构。例如《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带着伤痕走上战场，最终牺牲在被攻取的高地之上，严整的军容和胜利的姿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喜欢发牢骚，讲怪话，是个“刺头”，但是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最后为了给战友们砍甘蔗解渴踏响地雷壮烈牺牲，虽然上级部门不承认他是烈士，不给他发军功章，但在战士们心中，他却是真正的英雄。还有为救战友不幸中弹的梁三喜……
在和平时期英雄的悲剧命运虽然不如战争时代表现得强烈，但丝毫没有减弱“英雄”这一人物群像命运的崇高性，反而是一种深化。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英雄们能高屋建瓴的为大局考虑，这种悲剧命运反映出的无私精神和高贵品格更激发了人们对和平时期英雄的崇敬之情。
英雄主义是军旅小说永恒的主题，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既体现了军旅作家们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80年代以来的军旅小说逐渐消解了英雄的神性，还原本真，对英雄狂热的崇拜转为客观冷静的评价，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后来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较为合理贴切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唐韵：《英雄主义写作，或几个关键词》，《解放军文艺》2000年11月。
[2] 金辉，韩宝章.当代军人的爱与恨——朱苏进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5年，第50页。
关键词：英雄形象；人性化；复杂化；悲剧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革”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南线战争”爆发和人们审美取向和精神需求的转变，军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主题和创作方法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了新的写作趋向。
一、英雄性格的人性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逐渐发展，军旅作家对十七年时期“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形象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英雄是人”的创作基调，开始关注英雄性格的人性化，促使英雄走下了神坛，实现了从神性英雄到人性英雄的回归。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有没有缺点并不能成为区别英雄与懦夫的标准，恰恰相反，有缺点，才有差别，才有矛盾，才能使读者在这种差别与矛盾中看到真实的人性，看到崇高的灵魂。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以其独特的英雄塑造和战争描写开了8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先河，它“单枪匹马地突破了军事文学中‘英雄主义写作’的重重禁区，为后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狂飙突起式的集团冲锋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1]刘毛妹是小说中作者塑造的一个“英雄”，他与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相比具有严重的缺陷，但恰恰是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缺陷和不完美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外表冷酷，作风不严谨，军容不整，嘴里时常叼着烟，组织纪律性差，理想信念似乎也不太坚定。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推进，我们发现在他身上有着军人勇敢顽强的优良品质和英雄气质，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刘毛妹始终坚守他心中的理想信念，最终壮烈牺牲。作者塑造的刘毛妹这一英雄形象融合了普通人的优点和缺点，更加真实。1982年李存葆发表了《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英雄形象，作者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刻画人物，既写出了他们富于责任感、使命感的英雄本色，也写出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二、英雄心理的复杂化
纵观80年代以来军旅小说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都是立体式的人物，那种扁平化类型化的英雄人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军旅作家们更加关注英雄人物的复杂心理，挖掘潜藏在内心深处错综复杂的情感，使小说具有更丰富的艺术魅力。
《射天狼》是朱苏进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刻画了新一代军人的光荣与梦想、无奈与痛苦，极富有艺术个性。作品从和平年代里的英雄形象入手，探索英雄复杂矛盾的心理历程，揭示了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环境的严重冲突。小说中的英雄典型是袁翰，朱苏进曾说“从袁翰这个中国当代军人的典型，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和平时期的新的开拓和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我们军事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信息。[2]”主人公袁翰是一名普通的军人，作为连长，他对战士要求严厉，同时又对他们关怀备至。在家庭中，他扮演着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一方面要承担普通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履行军人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当接到女儿病危的消息时，他本应该回归家庭，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又不能擅自行动。作者形象细腻地刻画了袁翰痛苦矛盾的心理，展现了当代军人在事业上、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复杂纠葛，表达了军人崇高的思想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此外，例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等都具有复杂的心理矛盾，呈现出了一幅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下所折射的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画面。
三、英雄命运的悲剧化
十七年时期的军旅小说深受政治因素的直接干预和战争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因此，军旅小说展现出“革命胜利大团圆”的创作模式，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也是战无不胜的完美形象。例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不会在战争进程中死亡，《苦菜花》中的也必然会目睹整个战争的经过，并看到儿女们不断成长。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的灾难和生活的悲怆激发了人们对英雄这一形象的深层思考，于是，悲剧意识逐渐被引入了小说创作中。纵观80年代的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物的悲剧命运都具有崇高性，呈现出“英雄——悲剧——崇高”的创作结构。例如《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带着伤痕走上战场，最终牺牲在被攻取的高地之上，严整的军容和胜利的姿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喜欢发牢骚，讲怪话，是个“刺头”，但是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最后为了给战友们砍甘蔗解渴踏响地雷壮烈牺牲，虽然上级部门不承认他是烈士，不给他发军功章，但在战士们心中，他却是真正的英雄。还有为救战友不幸中弹的梁三喜……
在和平时期英雄的悲剧命运虽然不如战争时代表现得强烈，但丝毫没有减弱“英雄”这一人物群像命运的崇高性，反而是一种深化。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英雄们能高屋建瓴的为大局考虑，这种悲剧命运反映出的无私精神和高贵品格更激发了人们对和平时期英雄的崇敬之情。
英雄主义是军旅小说永恒的主题，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既体现了军旅作家们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80年代以来的军旅小说逐渐消解了英雄的神性，还原本真，对英雄狂热的崇拜转为客观冷静的评价，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为后来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较为合理贴切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唐韵：《英雄主义写作，或几个关键词》，《解放军文艺》2000年11月。
[2] 金辉，韩宝章.当代军人的爱与恨——朱苏进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5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