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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货币不仅是古代东西方国家和民族间政治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见证物，更是管窥不同宗教信仰传播的窗口，此种现象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比比皆是。蒙古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钦察汗国）钱币即是最为典型的范例，在其钱币上蕴藏着诸多伊斯兰文化的印记。它的使用和流通，对于研究蒙古汗国时期宗教信仰和贸易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影响了东方世界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衡制单位和币制传统，进而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一、引言
蒙古族是发端于斡难河（鄂嫩河）源头和不尔罕山（肯特山）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13-14世纪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励精图治下成长为称雄欧亚大陆，势力强大的北方民族政权，1206年，成吉思汗于斡难河上游召开大忽里勒台（即大会），宣告蒙古帝国的建立。并先后征服西夏、金、大理、南宋等政权，建立起幅员辽阔、称雄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统治者为了能够迅速的传播帝国的消息，在帝国全境设立驿站，配置“站赤”（蒙古文为djam，突厥语为yam，站赤djamichi意思为领路人或向导）使得中亚、西亚的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为其所统治。蒙古四大汗国雄踞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不仅是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经济交流、政治往来的必经之地，更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传播交融的舞台。蒙古铁骑在征服了中亚、西亚广袤土地和国家的同时受到当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伊斯兰化即是最主要的文化影响。先进的伊斯兰文化思想和观念深深植入了蒙古人的头脑，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的践行者和追随者。诚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丝路货币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产物，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对此影响即有最为真实的体现。我国新疆地域辽阔是昔日蒙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领地，更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碰撞的前沿。因此，蒙古汗国时期的钱币及其窖藏在新疆天山南北多有出土和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是颇有关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货币上所蕴含的伊斯兰化印记是管窥宗教文化传播的窗口。
二、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及其根源
最早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是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学者研究认为，早在蒙古人西征以前，中亚、西亚在阿拉伯人的经营下已经伊斯兰化，在东欧地区伊斯兰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蒙古西征后在上述地区建立的四大汗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伊斯兰教文化的环境，并先后逐步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的根源在于蒙古民族在西征的过程中逐渐被中亚、西亚、中东、东欧先进的民族文化所同化，以及蒙古贵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政权的必然结果。
蒙古汗国的伊斯兰经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诚然，促使蒙古贵族不断伊斯兰化的根本原因是民族间的同化和影响，而政治统治的需要则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直接原因。从经济形态来看，蒙古统治者宗教信仰的改变与他们征服地区的宗教影响有很大关系，当游牧经济生活转变为以农业、商业为主的河中地区时，当地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就较快为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当汗国境内的蒙古部族逐渐为当地的突厥民族所同化时，伊斯兰教自然成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再者，蒙古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源于其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影响，也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迎合蒙古统治者的诉求及蒙古帝国崛起的需要。故而得知，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蒙古四大汗国最终全面走向了伊斯兰化。
三、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
自13世纪中期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后，黄金家族后裔在不同地区被当地先进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所同化，成为不同地区宗教的信仰者和追随者，并且把当地的宗教尊崇为国教体现在不同地区各自发行的货币上。因此，蒙古汗国钱币成为了管窥和再现其宗教信仰的窗口。结合蒙古汗国钱币研究得知，其钱币上蕴藏着诸多伊斯兰文化的印记，成为研究蒙古汗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实物佐证，就其影响而言：
第一，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影响了东方世界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是传统的农业文化社会，自秦汉始，推行“重农抑商”思想，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社会末流。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东西方世界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由拜占庭、波斯、印度、阿拉伯世界与东方的丝绸贸易形成的国际商业秩序和环境更使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国家的文化深刻影响或融汇于中国东方文化，毫无疑问，自公元7世纪以后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了伊斯兰文化的东传。至13-14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钱币传承了西方阿拉伯世界的重商主义文化色彩，它在以丝路贸易中的流通和使用间接的影响了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的传统“重农抑商”思想。这是昔日东西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融入世界商业圈的体现。
第二，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传承了伊斯兰国家的基本衡制和币制传统。蒙古民族在建立蒙古国初期还保留着原始的物物交换。然而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再者受到临近民族的影响，从游牧生活一蹴而进入货币经济时代，特别是同花剌子莫等中亚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很快学会了使用白银，不但贸易、借贷使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且在对外贸易流通中，金巴里失、银巴里失、钞巴里失都可以阿拉伯国家的货币单位第纳尔dinal来结算。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的衡量单位影响了蒙古人。此外，蒙古汗国钱币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其拒绝偶像崇拜，钱币两面打制有铭文和图案，却绝无国王和统治者的头像，因此，也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币制传统。
第三，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研究得知，蒙古汗国钱币文化内涵丰富，不仅融合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元素，而且融合了基督教、萨满教、佛教的诸多印记，体现了包容性。继承了伊斯兰货币的基本衡制和币制传统，体现了继承性。此外，融入了蒙古民族多宗教信仰共存的观念，体现了开创性。最后，伊斯兰化的蒙古汗国钱币其铭文、图案由简单到复杂，而且逐渐融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而丰富多彩，形成具有蒙古汗国特色的货币，整个过程体现了实践性。由此可见，蒙古汗国钱币所凸显的内涵与伊斯兰文化的特征相契合，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 第四，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蒙古四大汗国横跨欧亚大陆，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必进要道。蒙元时期是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双向交流最繁荣的时期，宗教构成了东西方世界最密切的文化联系，伊斯兰化货币的应用对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为伊斯兰文化输往东方开辟了道路。譬如，1977年在新疆昌吉古城发现蒙古汗国银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陈戈先生对此研究认为，蒙古各汗国间商业贸易联系紧密，货币相互流通，各汗国钱币制造互受影响。同时，也印证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公元13世纪后半期，昌吉城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分界线的史实。因此，蒙古汗国钱币窖藏的发现是研究新疆北部宗教情况的宝贵实物资料。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也是西亚、南亚宗教文化向远东传播的见证。
四、结语
13世纪蒙古人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所建立的蒙元帝国，在同中亚、西亚、中东等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为其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同化。再者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蒙古贵族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最终走向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当然，这是通常的历史发展规律，只有少数例外，例如西迁新疆以后的“野蛮征服者”回鹘对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的汉、粟特、于阗、吐火罗人的同化。通过对蒙古汗国各个时期钱币的铭文、图案的分析和研究得知，蒙古人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已经全面走向了伊斯兰化，在其钱币上蕴藏着诸多伊斯兰文化的印记。因此，蒙古汗国钱币成为管窥其宗教文化的窗口。就其影响而言，蒙古汗国钱币的使用和流通影响了东方世界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传承了伊斯兰国家的衡制单位和币制传统，进而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诚然，蒙古汗国钱币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神圣产物，维系着欧亚大陆各国家、地区、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扩延和深化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因而在中世纪国家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李志鹏（1983-）甘肃白银人，工作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主攻方向：区域经济史、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15年院级课题“丝路货币上的宗教印记研究”结项成果。
一、引言
蒙古族是发端于斡难河（鄂嫩河）源头和不尔罕山（肯特山）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13-14世纪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励精图治下成长为称雄欧亚大陆，势力强大的北方民族政权，1206年，成吉思汗于斡难河上游召开大忽里勒台（即大会），宣告蒙古帝国的建立。并先后征服西夏、金、大理、南宋等政权，建立起幅员辽阔、称雄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统治者为了能够迅速的传播帝国的消息，在帝国全境设立驿站，配置“站赤”（蒙古文为djam，突厥语为yam，站赤djamichi意思为领路人或向导）使得中亚、西亚的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为其所统治。蒙古四大汗国雄踞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不仅是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经济交流、政治往来的必经之地，更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传播交融的舞台。蒙古铁骑在征服了中亚、西亚广袤土地和国家的同时受到当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伊斯兰化即是最主要的文化影响。先进的伊斯兰文化思想和观念深深植入了蒙古人的头脑，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的践行者和追随者。诚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丝路货币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产物，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对此影响即有最为真实的体现。我国新疆地域辽阔是昔日蒙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领地，更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碰撞的前沿。因此，蒙古汗国时期的钱币及其窖藏在新疆天山南北多有出土和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是颇有关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货币上所蕴含的伊斯兰化印记是管窥宗教文化传播的窗口。
二、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及其根源
最早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是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学者研究认为，早在蒙古人西征以前，中亚、西亚在阿拉伯人的经营下已经伊斯兰化，在东欧地区伊斯兰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蒙古西征后在上述地区建立的四大汗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伊斯兰教文化的环境，并先后逐步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的根源在于蒙古民族在西征的过程中逐渐被中亚、西亚、中东、东欧先进的民族文化所同化，以及蒙古贵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政权的必然结果。
蒙古汗国的伊斯兰经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诚然，促使蒙古贵族不断伊斯兰化的根本原因是民族间的同化和影响，而政治统治的需要则是蒙古贵族伊斯兰教化的直接原因。从经济形态来看，蒙古统治者宗教信仰的改变与他们征服地区的宗教影响有很大关系，当游牧经济生活转变为以农业、商业为主的河中地区时，当地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就较快为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当汗国境内的蒙古部族逐渐为当地的突厥民族所同化时，伊斯兰教自然成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再者，蒙古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源于其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影响，也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迎合蒙古统治者的诉求及蒙古帝国崛起的需要。故而得知，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蒙古四大汗国最终全面走向了伊斯兰化。
三、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及其影响
自13世纪中期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后，黄金家族后裔在不同地区被当地先进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所同化，成为不同地区宗教的信仰者和追随者，并且把当地的宗教尊崇为国教体现在不同地区各自发行的货币上。因此，蒙古汗国钱币成为了管窥和再现其宗教信仰的窗口。结合蒙古汗国钱币研究得知，其钱币上蕴藏着诸多伊斯兰文化的印记，成为研究蒙古汗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实物佐证，就其影响而言：
第一，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影响了东方世界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是传统的农业文化社会，自秦汉始，推行“重农抑商”思想，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社会末流。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东西方世界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由拜占庭、波斯、印度、阿拉伯世界与东方的丝绸贸易形成的国际商业秩序和环境更使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国家的文化深刻影响或融汇于中国东方文化，毫无疑问，自公元7世纪以后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了伊斯兰文化的东传。至13-14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钱币传承了西方阿拉伯世界的重商主义文化色彩，它在以丝路贸易中的流通和使用间接的影响了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的传统“重农抑商”思想。这是昔日东西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融入世界商业圈的体现。
第二，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传承了伊斯兰国家的基本衡制和币制传统。蒙古民族在建立蒙古国初期还保留着原始的物物交换。然而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再者受到临近民族的影响，从游牧生活一蹴而进入货币经济时代，特别是同花剌子莫等中亚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很快学会了使用白银，不但贸易、借贷使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且在对外贸易流通中，金巴里失、银巴里失、钞巴里失都可以阿拉伯国家的货币单位第纳尔dinal来结算。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的衡量单位影响了蒙古人。此外，蒙古汗国钱币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其拒绝偶像崇拜，钱币两面打制有铭文和图案，却绝无国王和统治者的头像，因此，也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币制传统。
第三，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研究得知，蒙古汗国钱币文化内涵丰富，不仅融合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元素，而且融合了基督教、萨满教、佛教的诸多印记，体现了包容性。继承了伊斯兰货币的基本衡制和币制传统，体现了继承性。此外，融入了蒙古民族多宗教信仰共存的观念，体现了开创性。最后，伊斯兰化的蒙古汗国钱币其铭文、图案由简单到复杂，而且逐渐融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而丰富多彩，形成具有蒙古汗国特色的货币，整个过程体现了实践性。由此可见，蒙古汗国钱币所凸显的内涵与伊斯兰文化的特征相契合，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 第四，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蒙古四大汗国横跨欧亚大陆，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必进要道。蒙元时期是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双向交流最繁荣的时期，宗教构成了东西方世界最密切的文化联系，伊斯兰化货币的应用对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为伊斯兰文化输往东方开辟了道路。譬如，1977年在新疆昌吉古城发现蒙古汗国银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陈戈先生对此研究认为，蒙古各汗国间商业贸易联系紧密，货币相互流通，各汗国钱币制造互受影响。同时，也印证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公元13世纪后半期，昌吉城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分界线的史实。因此，蒙古汗国钱币窖藏的发现是研究新疆北部宗教情况的宝贵实物资料。蒙古汗国钱币的伊斯兰化，也是西亚、南亚宗教文化向远东传播的见证。
四、结语
13世纪蒙古人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所建立的蒙元帝国，在同中亚、西亚、中东等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为其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同化。再者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蒙古贵族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最终走向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当然，这是通常的历史发展规律，只有少数例外，例如西迁新疆以后的“野蛮征服者”回鹘对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的汉、粟特、于阗、吐火罗人的同化。通过对蒙古汗国各个时期钱币的铭文、图案的分析和研究得知，蒙古人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已经全面走向了伊斯兰化，在其钱币上蕴藏着诸多伊斯兰文化的印记。因此，蒙古汗国钱币成为管窥其宗教文化的窗口。就其影响而言，蒙古汗国钱币的使用和流通影响了东方世界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弘扬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及特征。传承了伊斯兰国家的衡制单位和币制传统，进而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诚然，蒙古汗国钱币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神圣产物，维系着欧亚大陆各国家、地区、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扩延和深化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因而在中世纪国家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李志鹏（1983-）甘肃白银人，工作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主攻方向：区域经济史、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15年院级课题“丝路货币上的宗教印记研究”结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