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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又迎来一个关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道复杂且难度极高的立体几何题。中国共产党好比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的原点，经济体制改革为X轴，政治体制改革为Y轴标，文化及其它改革为Z轴。各方面改革的进度直接影响改革的成果。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如何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加快行政化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保障改革有效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行政化；民主化；法制化
改革从“新生儿”时期的“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到“青壮年”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步一步走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邓小平理论把中国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三个代表”思想强调先进文化和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强调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梦”用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现今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落后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如何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中，做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同步延伸，构筑更大的改革平面，即：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当今，学界仍对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滞后论的质疑。多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存在诸多争议，部分滞后论者如：石亚军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在某些方面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出现反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部分的进展相对滞后，问题并非处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1]，李景鹏提出“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2]。部分非滞后论者认为，滞后论者曲解了邓小平的以下论述的初衷。“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3]“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旨在揭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落后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从讨论间接反应出学界和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好的征兆。关于这一问题，首先，将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当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不存在可比性，以此为滞后的依据并不科学。其次滞后论的支持者犯了简单的逻辑性错误，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傲人成绩是不争的事实。从逻辑上说，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上层建筑自然会束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又何谈经济发展呢？然而，这一逻辑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标准，有别于邓小平改革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充满复杂的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权力过于集中的顽固性因素，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依赖性因素以及西方宪政思想因素，等等。拨开这些争议，我们应该清晰的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以及其它体制改革之间：总体上是协调的，局部由于改革和发展的步调不一致，存在不协调的一面。如：文化的发展侧重其政治需求，而非按文化自身的规律发展，因而造成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进而导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失去主动的文化话语权。习近平强调弘扬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根与魂，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唯物辩证法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要坚持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在改革过程中要树立全局观，尽可能全面分析和把握复杂多样的联系，避免因片面的观点导致认识上的偏差。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探索
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透过讨论的表面指出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权利过于集中、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与监督机制，未能形成高效法治的行政体制，依法治国有待完善和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7]的具体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加快行政化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其他领域的改革有效推进。
（一）行政化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服务公共的职能。在此基础上优化设置政府机构，科学配置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健全政府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风建设，推进政府体制的系统化和整体化改革。第一、精简政府机构，改变政府机构臃肿与缺编的两个极端。裁撤一切没有实质功用的机构和部门，清除蛀虫、不养闲人。各级机构的设置及公务人员队伍的建设要实事求是、严格人员增减程序，减轻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的同时达到优化机构设置的目的。第二、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和综合性机构，解决因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的现状。政策执行方面做到上下贯通，实事求是，服务人民，加快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第三、明确职能分工，扭转因职能划分模糊、缺乏严谨而产生对利益的争抢、对责任的推诿，切实执行权责分明。在全球化趋势下，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理清政府治理边界，让政府转型为责任型和服务型政府。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间互动和互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秉持宏、简、清，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和落实。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与引导。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不等同于行政层面的监管。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缺陷，无法将资源配置最优化时，政府应在监督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引导。第四、建设廉洁法治政府，加强对政府自身的制约和监督。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2012年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快法治政府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积极践行依法设立行政机构、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依法承担行政责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突出制约重点、完善审计制度、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完善问责制，坚持公开公正，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腐败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行政化；民主化；法制化
改革从“新生儿”时期的“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到“青壮年”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步一步走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邓小平理论把中国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三个代表”思想强调先进文化和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强调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梦”用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现今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落后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如何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中，做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同步延伸，构筑更大的改革平面，即：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当今，学界仍对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滞后论的质疑。多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存在诸多争议，部分滞后论者如：石亚军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在某些方面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出现反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部分的进展相对滞后，问题并非处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1]，李景鹏提出“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2]。部分非滞后论者认为，滞后论者曲解了邓小平的以下论述的初衷。“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3]“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旨在揭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落后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从讨论间接反应出学界和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好的征兆。关于这一问题，首先，将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当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不存在可比性，以此为滞后的依据并不科学。其次滞后论的支持者犯了简单的逻辑性错误，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傲人成绩是不争的事实。从逻辑上说，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上层建筑自然会束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又何谈经济发展呢？然而，这一逻辑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标准，有别于邓小平改革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充满复杂的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权力过于集中的顽固性因素，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依赖性因素以及西方宪政思想因素，等等。拨开这些争议，我们应该清晰的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以及其它体制改革之间：总体上是协调的，局部由于改革和发展的步调不一致，存在不协调的一面。如：文化的发展侧重其政治需求，而非按文化自身的规律发展，因而造成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进而导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失去主动的文化话语权。习近平强调弘扬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根与魂，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唯物辩证法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要坚持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在改革过程中要树立全局观，尽可能全面分析和把握复杂多样的联系，避免因片面的观点导致认识上的偏差。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探索
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透过讨论的表面指出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权利过于集中、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与监督机制，未能形成高效法治的行政体制，依法治国有待完善和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7]的具体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加快行政化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其他领域的改革有效推进。
（一）行政化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服务公共的职能。在此基础上优化设置政府机构，科学配置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健全政府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风建设，推进政府体制的系统化和整体化改革。第一、精简政府机构，改变政府机构臃肿与缺编的两个极端。裁撤一切没有实质功用的机构和部门，清除蛀虫、不养闲人。各级机构的设置及公务人员队伍的建设要实事求是、严格人员增减程序，减轻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的同时达到优化机构设置的目的。第二、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和综合性机构，解决因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的现状。政策执行方面做到上下贯通，实事求是，服务人民，加快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第三、明确职能分工，扭转因职能划分模糊、缺乏严谨而产生对利益的争抢、对责任的推诿，切实执行权责分明。在全球化趋势下，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理清政府治理边界，让政府转型为责任型和服务型政府。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间互动和互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秉持宏、简、清，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和落实。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与引导。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不等同于行政层面的监管。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缺陷，无法将资源配置最优化时，政府应在监督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引导。第四、建设廉洁法治政府，加强对政府自身的制约和监督。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2012年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快法治政府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积极践行依法设立行政机构、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依法承担行政责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突出制约重点、完善审计制度、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完善问责制，坚持公开公正，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腐败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