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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论语》译本（Confucian Analects）自一八六一年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汉学的经典之作。理雅各无疑是十九世纪儒学造诣最深的外国学者，但对于中国圣人的语言和思想有时也难免感到困惑。
《论语》中最让理雅各困惑不解的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子罕》篇的首句。理雅各将这句话译成：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按照理雅各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仁这三个问题。在整个《论语》中，孔子确实很少谈利的问题，但谈论命、特别是仁的地方却很多。理雅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给出上面的译文后，他加了一个注释：“《论语》第四篇几乎都在谈仁，仁无疑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这里说孔子很少谈仁，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理雅各第一个发现的，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并且想出了解释的方法。何晏注云：“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疏云：“此章论孔子希言难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何晏与邢的解释前后呼应，都认为利、命、仁三者，常人难做到，所以罕言。在何与邢之后，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中朱熹无疑是最权威的，他在《论语集注》这一句下写道：“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但这种解释过于牵强。《论语》全书中“仁”字出现一百零八次之多，几乎每篇都有，根本不稀罕。而且“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孔子学说又如何建立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在细读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时注意到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的翻译和注释。他认为理雅各太迷信何晏、朱熹等人的权威解释，所以把“与”理解为“和”，这样就造成了翻译的困难。卜德认为要解决这个困难，必须打破权威。“与”在一般情况下理解为一个连接词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卜德翻阅了不少古籍，并找到了一位知音——宋代学者史绳祖，他在《学斋占毕》一书中举了《论语》里四个“与”作为动词的例子：（一）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三）吾与点也（《先进》）。（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在此基础上史绳祖给出了自己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独到见解：“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当以此句作一义。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句别作一义。”参考史绳祖的意见，卜德认为这里的“与”应该是“许”——“认同”的意思。根据这一理解，他把这句话翻译成：The Master rarely spoke of profit. But he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also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perfect virtue.
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理解为一个动词，还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理由。卜德发现，《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以下四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二）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根据这样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参照“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来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句中的利、命、仁如果是并列关系的话，行文不免显得相当累赘，远不如“子罕言利命仁”来得简洁。
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等儒家经典时，经常参考阮元刊刻的《皇清经解》，收入其中的《四书考异》（翟灏著，卷四四九至四八四）在讨论《子罕》篇时曾引用史绳祖的观点，但理雅各显然没有留意，这让卜德感到遗憾。而让他更觉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几位重要的汉学家和《论语》译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都没有能够超越理雅各，都在各自的翻译中将“与”作为连词来理解，而中国翻译家也是重蹈覆辙，辜鸿铭的译文是：Confucius in his conversation seldom spoke of interests， of religion or of morality。
卜德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题为《论语中使人困惑的一句》（A Perplexing Passag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五十三卷第四期。该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著名汉学家劳费尔（Bertold Laufer）的注意，他很快发表了一篇很短的商榷文章，刊登在下一期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五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劳费尔同意卜德将“与”理解为一个动词，但不同意把“与”解释为“许”，因为《论语》中没有其他的例证。卜德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劳费尔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论语》中将“与”理解为“许”还至少可以再举其他两例：（一）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二）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但卜德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反驳意见写下来，劳费尔便于同年九月去世了。卜德一直很景仰劳费尔，所以虽然不同意劳费尔的商榷，但很珍视他的这篇绝笔之作，多年之后还为劳费尔的自杀早逝深感惋惜。
在劳费尔的文章发表二十年后，著名华裔学者陈荣捷在讨论“仁”的一篇文章（载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一九五五年第四卷第四期）中再次对卜德的论文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还是应该理解为“和”，因为“与”作为连词在《论语》中并不少见，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等等。同时，陈荣捷也承认，将这里的“与”解释为“和”使这句话的意思与《论语》整个的精神不合，于是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暂时搁置，并等待更多证据的出现”。卜德在读到陈荣捷这篇文章后，认为陈的反对意见没有抓住自己的要领。卜德同意在《论语》中“与”常常用来连接两个事物，但他在一九三三年那篇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他仍然坚持自己早年的观点，并且认为将这里的“与”理解为动词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九八一年卜德在为自选集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所写的“前言”中再次旧事重提，并很有感触地指出：“古汉语中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话，只要对其中一个关键字的理解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会完全不同。”
卜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说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到底如何解释，很难定于一尊。时至今日，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两个“与”字理解为连词者仍然大有人在；但比较起来，卜德的解释显得更有说服力。参考一下二十世纪几位中国学者的理解，也能证明这一点。钱穆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译文是：“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论语今读》）在前人众多的解释中，李泽厚所赞同并加以引用的正是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的见解，在这一点上和卜德完全相同。
《论语》中最让理雅各困惑不解的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子罕》篇的首句。理雅各将这句话译成：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按照理雅各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仁这三个问题。在整个《论语》中，孔子确实很少谈利的问题，但谈论命、特别是仁的地方却很多。理雅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给出上面的译文后，他加了一个注释：“《论语》第四篇几乎都在谈仁，仁无疑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这里说孔子很少谈仁，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理雅各第一个发现的，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并且想出了解释的方法。何晏注云：“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疏云：“此章论孔子希言难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何晏与邢的解释前后呼应，都认为利、命、仁三者，常人难做到，所以罕言。在何与邢之后，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中朱熹无疑是最权威的，他在《论语集注》这一句下写道：“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但这种解释过于牵强。《论语》全书中“仁”字出现一百零八次之多，几乎每篇都有，根本不稀罕。而且“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孔子学说又如何建立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在细读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时注意到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的翻译和注释。他认为理雅各太迷信何晏、朱熹等人的权威解释，所以把“与”理解为“和”，这样就造成了翻译的困难。卜德认为要解决这个困难，必须打破权威。“与”在一般情况下理解为一个连接词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卜德翻阅了不少古籍，并找到了一位知音——宋代学者史绳祖，他在《学斋占毕》一书中举了《论语》里四个“与”作为动词的例子：（一）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三）吾与点也（《先进》）。（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在此基础上史绳祖给出了自己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独到见解：“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当以此句作一义。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句别作一义。”参考史绳祖的意见，卜德认为这里的“与”应该是“许”——“认同”的意思。根据这一理解，他把这句话翻译成：The Master rarely spoke of profit. But he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also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perfect virtue.
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理解为一个动词，还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理由。卜德发现，《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以下四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二）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根据这样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参照“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来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句中的利、命、仁如果是并列关系的话，行文不免显得相当累赘，远不如“子罕言利命仁”来得简洁。
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等儒家经典时，经常参考阮元刊刻的《皇清经解》，收入其中的《四书考异》（翟灏著，卷四四九至四八四）在讨论《子罕》篇时曾引用史绳祖的观点，但理雅各显然没有留意，这让卜德感到遗憾。而让他更觉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几位重要的汉学家和《论语》译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都没有能够超越理雅各，都在各自的翻译中将“与”作为连词来理解，而中国翻译家也是重蹈覆辙，辜鸿铭的译文是：Confucius in his conversation seldom spoke of interests， of religion or of morality。
卜德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题为《论语中使人困惑的一句》（A Perplexing Passag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五十三卷第四期。该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著名汉学家劳费尔（Bertold Laufer）的注意，他很快发表了一篇很短的商榷文章，刊登在下一期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五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劳费尔同意卜德将“与”理解为一个动词，但不同意把“与”解释为“许”，因为《论语》中没有其他的例证。卜德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劳费尔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论语》中将“与”理解为“许”还至少可以再举其他两例：（一）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二）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但卜德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反驳意见写下来，劳费尔便于同年九月去世了。卜德一直很景仰劳费尔，所以虽然不同意劳费尔的商榷，但很珍视他的这篇绝笔之作，多年之后还为劳费尔的自杀早逝深感惋惜。
在劳费尔的文章发表二十年后，著名华裔学者陈荣捷在讨论“仁”的一篇文章（载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一九五五年第四卷第四期）中再次对卜德的论文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还是应该理解为“和”，因为“与”作为连词在《论语》中并不少见，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等等。同时，陈荣捷也承认，将这里的“与”解释为“和”使这句话的意思与《论语》整个的精神不合，于是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暂时搁置，并等待更多证据的出现”。卜德在读到陈荣捷这篇文章后，认为陈的反对意见没有抓住自己的要领。卜德同意在《论语》中“与”常常用来连接两个事物，但他在一九三三年那篇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他仍然坚持自己早年的观点，并且认为将这里的“与”理解为动词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九八一年卜德在为自选集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所写的“前言”中再次旧事重提，并很有感触地指出：“古汉语中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话，只要对其中一个关键字的理解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会完全不同。”
卜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说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到底如何解释，很难定于一尊。时至今日，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两个“与”字理解为连词者仍然大有人在；但比较起来，卜德的解释显得更有说服力。参考一下二十世纪几位中国学者的理解，也能证明这一点。钱穆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译文是：“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论语今读》）在前人众多的解释中，李泽厚所赞同并加以引用的正是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的见解，在这一点上和卜德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