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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长岛县204家养殖户委托律师，拟“直接向康菲公司索赔”6.06亿元，这是自2011年6月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以来，受污染区域公民发起的第二起集团索赔。2011年底，河北省乐亭县29名养殖户向天津市海事法院递交诉状，向康菲公司索赔2.347亿元。有消息称，这一艰难立案的“康菲索赔第一案”至今无任何进展。
在此之前，2012年1月25日，康菲公司、农业部、中海油三家同时发布消息，称：康菲公司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相较于此前一直对事故责任以及赔偿问题极尽躲闪之能事的暧昧，康菲公司此举已算得上大改进，但这个径自开出的赔偿数字却依然存在诸多致命缺陷。首当其冲的一点便是受偿对象的“不在场”，其次便是所谓10亿元赔偿的计算过程和标准，公众无从获知。
按照“10亿元赔偿方案”给出的区域，包括此次提出直接索赔的山东省长岛县养殖户在内，整个山东省受污染地区均未被列入，而即便是已然在列的河北、辽宁两地，养殖户也至今仍对赔偿方案一无所知，赔给谁、赔多少等关键问题依旧云遮雾罩。极有必要进行倒推追问的是，这一采取行政调解形式完成的赔偿方案如何划定的受偿区域？在受损养殖户无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这种缺席的赔偿决定何以覆盖所有受损权益？涉嫌笼统框定的10亿元赔偿数字，是否足以支付所有的损失？……更不要说，方案从认赔到落实，从落实到分发，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以供各方拖延。
需要看到，目前呈现的公民环境维权诉讼形态，依然属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缺位，使得公民对环境公共利益长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正在修订的《民诉法》草案中，已写入公益诉讼条款，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从“康菲事件”不难看出，“有关机关”不仅莽撞代行公民求偿权利，且“对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问题，在所谓“10亿元赔偿方案”中与康菲公司达成数额更少的合意。而公民这一最有可能说“不”的主体，又拟被“公益诉讼条款”排除在适格主体之外。公益诉讼在中国的长久困境，可从“康菲事件”中窥见一二，且远非在法案中新增一个条款足以解围。
按照以往同类案件所遭遇的种种，公民通过法律渠道求偿努力，显然不仅一个“艰难立案”那么轻松。从诉讼过程来看，尽管依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施行有别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此类案件仍旧存在受损方对诸如受损数额的厘定等举证困难，加之被告方所拥有的信息、资金和技术绝对优势，使得原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不便于证据收集。
更何况，此前诸如“毒奶粉”等侵害群体广泛的案件，还屡屡经受地方司法以及远超出司法范畴的种种非难，导致案件长时间得不到应有解决，公民不得不中途放弃。甚至更多的情况还有，由于诉诸法律的不顺畅，人们被迫将法律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而不少地方政府也乐见和习惯于这种非法治化的纠纷解决，罔顾隐患与矛盾的堆积。由此观之，现在看到的两桩公民集团求偿，具有难能可贵的范本意义，公民权益受到侵害，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伸张与维护，而非自力救济的渠道，应当而且必须得到国家司法用一场高效、优质的诉讼予以积极回应与评价。
公民选择信奉法律，这是对国家权威裁判的信赖，而反观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国人几乎没有眼见任何一桩公共环境求偿，借由法律渠道收获正义。这个在《宪法》中明文确立法治为其治国理想的国度，亟待具有标杆意义的诉讼，来重铸公民依法维权的起码信心。这个节点，何妨就从“向康菲索赔”开始？
（摘自《南方都市报》社论）
在此之前，2012年1月25日，康菲公司、农业部、中海油三家同时发布消息，称：康菲公司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相较于此前一直对事故责任以及赔偿问题极尽躲闪之能事的暧昧，康菲公司此举已算得上大改进，但这个径自开出的赔偿数字却依然存在诸多致命缺陷。首当其冲的一点便是受偿对象的“不在场”，其次便是所谓10亿元赔偿的计算过程和标准，公众无从获知。
按照“10亿元赔偿方案”给出的区域，包括此次提出直接索赔的山东省长岛县养殖户在内，整个山东省受污染地区均未被列入，而即便是已然在列的河北、辽宁两地，养殖户也至今仍对赔偿方案一无所知，赔给谁、赔多少等关键问题依旧云遮雾罩。极有必要进行倒推追问的是，这一采取行政调解形式完成的赔偿方案如何划定的受偿区域？在受损养殖户无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这种缺席的赔偿决定何以覆盖所有受损权益？涉嫌笼统框定的10亿元赔偿数字，是否足以支付所有的损失？……更不要说，方案从认赔到落实，从落实到分发，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以供各方拖延。
需要看到，目前呈现的公民环境维权诉讼形态，依然属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缺位，使得公民对环境公共利益长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正在修订的《民诉法》草案中，已写入公益诉讼条款，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从“康菲事件”不难看出，“有关机关”不仅莽撞代行公民求偿权利，且“对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问题，在所谓“10亿元赔偿方案”中与康菲公司达成数额更少的合意。而公民这一最有可能说“不”的主体，又拟被“公益诉讼条款”排除在适格主体之外。公益诉讼在中国的长久困境，可从“康菲事件”中窥见一二，且远非在法案中新增一个条款足以解围。
按照以往同类案件所遭遇的种种，公民通过法律渠道求偿努力，显然不仅一个“艰难立案”那么轻松。从诉讼过程来看，尽管依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施行有别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此类案件仍旧存在受损方对诸如受损数额的厘定等举证困难，加之被告方所拥有的信息、资金和技术绝对优势，使得原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不便于证据收集。
更何况，此前诸如“毒奶粉”等侵害群体广泛的案件，还屡屡经受地方司法以及远超出司法范畴的种种非难，导致案件长时间得不到应有解决，公民不得不中途放弃。甚至更多的情况还有，由于诉诸法律的不顺畅，人们被迫将法律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而不少地方政府也乐见和习惯于这种非法治化的纠纷解决，罔顾隐患与矛盾的堆积。由此观之，现在看到的两桩公民集团求偿，具有难能可贵的范本意义，公民权益受到侵害，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伸张与维护，而非自力救济的渠道，应当而且必须得到国家司法用一场高效、优质的诉讼予以积极回应与评价。
公民选择信奉法律，这是对国家权威裁判的信赖，而反观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国人几乎没有眼见任何一桩公共环境求偿，借由法律渠道收获正义。这个在《宪法》中明文确立法治为其治国理想的国度，亟待具有标杆意义的诉讼，来重铸公民依法维权的起码信心。这个节点，何妨就从“向康菲索赔”开始？
（摘自《南方都市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