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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著作的新编全集——《船山全书》，由湖南岳麓书社于1996年全部出齐后，又经八年时间的修订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了船山著作出版史上内容最为完备且精编精校的版本。这部全集共十六册，一千零三十九万字，其中第一到十五册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共收录船山著作七十三种，三百七十余卷。第十六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城西的石船山，学者称他船山先生。他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著作，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船山著作的整理出版是一项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事业，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70）由船山之子王敔刊行湘西草堂本始，近三百年来，船山著作一直在陆续出版。清代道光年间，船山著作刻印渐多，先后有守遗经书屋本、昭代丛书本、听雨轩本、衡阳学署本等。同治四年，曾国藩所设金陵书局汇刻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称《船山遗书》，这是历史上第一种船山全集。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共收七十种、三百八十五卷。这是历史上第二种船山全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十余种船山著作。从此，船山著作的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岳麓版《船山全书》较之金陵本、太平洋本全集，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船山著作收录之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历史上原先两次汇编船山全集，太平洋本所收较之金陵本更多，而岳麓版《船山全书》又比太平洋本多收了三类佚稿：第一类是已刊行的著作中，因各种原因而删落了的篇章，计有《礼记章句·序》一篇、《诗广传》四篇、《读通鉴论》五篇；第二类是未经收录的成部著作，计有《四书笺解》十一卷、《箨史》一卷、《惜馀鬒赋》一卷等；第三类是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计有传、记、叙、跋、歌、辞、铭、联等五十余篇，新编成《拾遗》二卷。以上三类，合计为二十余万字。
二是依据可信的旧钞、旧刻以及船山手稿，订正旧版本的白框、墨格、窜改、删削，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船山著作撰于明、清易代之际，自《四库》著录起，就遭到窜改、删削。守遗经本不仅对船山某些著作的原文作了篡改，且以大量白框隐去真字而避清朝之讳。金陵本则一方面纠正了一些篡改，一方面又羼入新的错误，包括臆改、径删、章句的窜乱和某些著作中多得出奇的避讳的空格（在曾国藩亲自校阅的《宋论》中，连“母后临朝”、“垂帘听政”、“牝鸡……啼曙”这样的词句都因唯恐触犯东、西两太后专政的忌讳而打了空格）。至于太平洋本，则除新收入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著作外，其余也就是金陵本的翻版，没有进行自己的独立的校勘工作。最可笑者，当时已是民国二十几年，而书中对上述曾国藩所打下的避讳空格却仍然一个不动，照样保留。岳麓版整理由于广泛搜集了船山著作的手稿、家刻和旧钞，以它们或作底本，或与金陵本、太平洋本对校，便使那些用白框、墨格隐去的字，以及那些窜改、删削的地方，都洞烛无遗，尽还原貌。如第十二册中的《张子正蒙注》，由于用了船山十二世孙王鹏家藏的“朱宏燝校本”为底本，便不仅解决了旧刻本的墨格悬案，补正了船山之子王敔抄录副本时跳行脱落，致使刘氏钞本及其以后印本相沿脱落的文句二百四十余字，还发现了原著的成书时间与重订时间，为研究船山的这部重要哲学著作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完备内容。又如《四书训义》一书，藉湖南图书馆藏清乾嘉时钞本残帙九卷，即补守遗经本的缺文二千八百三十字，填充其白框或墨格隐去的忌讳文字一百三十一字，校正守遗经本的讹误百余字，足见据旧钞本以校勘印本的重大作用。
三是力求搜齐船山著作的所有版本，精心校勘，审慎标点，第一次实现船山所有著作的系统编排、点校。就原已问世的船山著作而论，本子种类很多，有手稿，有钞本，有印本。有的著作竟有十几种本子（如《读通鉴论》已见有十六种本子，《宋论》已见十二种本子，《张子正蒙注》已见有十一种本子）。岳麓版整理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将各种本子搜集齐全，然后从中甄别最佳之本作为底本，利用多种版本进行会校会勘，审慎处理，择善而从。其中尤以湖南省博物馆所藏之船山五世从孙嘉恺钞本和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发挥作用最大，或以之为底本，或用作参校本，确为恢复船山著作的原貌发挥了重要作用。船山著作，民国时始有句读本，解放后始有加标点的单行本，岳麓版整理中据以为底本的旧钞、旧刻中，也有前人曾加以圈点的，或中华书局校点稿件作了转让的，但都并非全体。而岳麓版整理是对全书进行新式标点，并进行编目、标题、分章、分段，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确能提供阅读船山著作的方便。
全书初版之后，学界反映热烈，评价很高；与此同时，全书的编校质量也为学界所关注。为了求得一个更为完备的、缺失尽量少的船山著作版本，2003年岳麓书社决定将《船山全书》修订再版，并请已离休多年的全书原总编辑杨坚先生回社担此重任。2005年，社领导考虑到杨先生年事已高，经杨先生提议，又请老社长夏剑钦编审协助审读其第九至十三册。几年间，杨、夏二先生精益求精，不仅将全书对照底本逐字逐句重新审校，而且将收集到的学界各种批评意见，连同原书已列勘误表的差错一并改正。
归纳起来，这次修订主要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辑佚补遗。全书初版以后，陆续发现了几篇失收的船山遗文，计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谱》收录的《麦园记》、滋德堂《均陂刘氏三修宗谱》收录的《崑映府君墓志铭》和《龙太君墓志铭》。此外，第十册《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论《放姜皎归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仅存残文一百一十六字，脱文三百七十八字，此次亦据旧钞本补为完篇。这个完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已发现，但因该册此前已经出版，只得暂置于第十册拾遗卷。这次修订，插入相应位置，从而使本版《读通鉴论》成为目前通行之最完整版本。又《薑斋文集》卷二已有《刘君崑映墓志铭》，本次拾遗卷再辑入文字多有不同的《崑映府君墓志铭》，以存资料。
二、择优更换个别底本。第十二册所含八种的《识小录》，原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此次修订改用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而以金陵本参校；《搔首问》原以船山学社石印本为底本，此次修订亦改用衡阳刘氏钞本。清初刘氏钞本明显优于后来的刻本，因而这两个底本的更换，能使这两种著作的文字更接近船山原著。
三、正讹补漏。通过重新核对底本发现初版文字上的讹误与缺漏，然后进行正补，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现在看来，初版各书存在的讹缺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册《说文广义》因原稿抄写错漏与排版致误而失校者，误将“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状”作“如推排然”之类达十数处，而“从”排作“從”则百余处。“ ”与“杞”、“歷”与“暦”之类形近而误字以及繁简转换失察例等，这次都得以改正。原稿抄漏，如《宋论》原据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动”等情况，这次修订均为补正。
可以说，经过这次修订再版的《船山全书》，更当得起学界赞誉的“全、信、优、新”四字，即：收录全，底本信，校勘优，编排新，且编校质量精益求精。因此还可预言，学界有此善本，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城西的石船山，学者称他船山先生。他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著作，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船山著作的整理出版是一项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事业，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70）由船山之子王敔刊行湘西草堂本始，近三百年来，船山著作一直在陆续出版。清代道光年间，船山著作刻印渐多，先后有守遗经书屋本、昭代丛书本、听雨轩本、衡阳学署本等。同治四年，曾国藩所设金陵书局汇刻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称《船山遗书》，这是历史上第一种船山全集。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共收七十种、三百八十五卷。这是历史上第二种船山全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十余种船山著作。从此，船山著作的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岳麓版《船山全书》较之金陵本、太平洋本全集，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船山著作收录之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历史上原先两次汇编船山全集，太平洋本所收较之金陵本更多，而岳麓版《船山全书》又比太平洋本多收了三类佚稿：第一类是已刊行的著作中，因各种原因而删落了的篇章，计有《礼记章句·序》一篇、《诗广传》四篇、《读通鉴论》五篇；第二类是未经收录的成部著作，计有《四书笺解》十一卷、《箨史》一卷、《惜馀鬒赋》一卷等；第三类是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计有传、记、叙、跋、歌、辞、铭、联等五十余篇，新编成《拾遗》二卷。以上三类，合计为二十余万字。
二是依据可信的旧钞、旧刻以及船山手稿，订正旧版本的白框、墨格、窜改、删削，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船山著作撰于明、清易代之际，自《四库》著录起，就遭到窜改、删削。守遗经本不仅对船山某些著作的原文作了篡改，且以大量白框隐去真字而避清朝之讳。金陵本则一方面纠正了一些篡改，一方面又羼入新的错误，包括臆改、径删、章句的窜乱和某些著作中多得出奇的避讳的空格（在曾国藩亲自校阅的《宋论》中，连“母后临朝”、“垂帘听政”、“牝鸡……啼曙”这样的词句都因唯恐触犯东、西两太后专政的忌讳而打了空格）。至于太平洋本，则除新收入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著作外，其余也就是金陵本的翻版，没有进行自己的独立的校勘工作。最可笑者，当时已是民国二十几年，而书中对上述曾国藩所打下的避讳空格却仍然一个不动，照样保留。岳麓版整理由于广泛搜集了船山著作的手稿、家刻和旧钞，以它们或作底本，或与金陵本、太平洋本对校，便使那些用白框、墨格隐去的字，以及那些窜改、删削的地方，都洞烛无遗，尽还原貌。如第十二册中的《张子正蒙注》，由于用了船山十二世孙王鹏家藏的“朱宏燝校本”为底本，便不仅解决了旧刻本的墨格悬案，补正了船山之子王敔抄录副本时跳行脱落，致使刘氏钞本及其以后印本相沿脱落的文句二百四十余字，还发现了原著的成书时间与重订时间，为研究船山的这部重要哲学著作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完备内容。又如《四书训义》一书，藉湖南图书馆藏清乾嘉时钞本残帙九卷，即补守遗经本的缺文二千八百三十字，填充其白框或墨格隐去的忌讳文字一百三十一字，校正守遗经本的讹误百余字，足见据旧钞本以校勘印本的重大作用。
三是力求搜齐船山著作的所有版本，精心校勘，审慎标点，第一次实现船山所有著作的系统编排、点校。就原已问世的船山著作而论，本子种类很多，有手稿，有钞本，有印本。有的著作竟有十几种本子（如《读通鉴论》已见有十六种本子，《宋论》已见十二种本子，《张子正蒙注》已见有十一种本子）。岳麓版整理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将各种本子搜集齐全，然后从中甄别最佳之本作为底本，利用多种版本进行会校会勘，审慎处理，择善而从。其中尤以湖南省博物馆所藏之船山五世从孙嘉恺钞本和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发挥作用最大，或以之为底本，或用作参校本，确为恢复船山著作的原貌发挥了重要作用。船山著作，民国时始有句读本，解放后始有加标点的单行本，岳麓版整理中据以为底本的旧钞、旧刻中，也有前人曾加以圈点的，或中华书局校点稿件作了转让的，但都并非全体。而岳麓版整理是对全书进行新式标点，并进行编目、标题、分章、分段，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确能提供阅读船山著作的方便。
全书初版之后，学界反映热烈，评价很高；与此同时，全书的编校质量也为学界所关注。为了求得一个更为完备的、缺失尽量少的船山著作版本，2003年岳麓书社决定将《船山全书》修订再版，并请已离休多年的全书原总编辑杨坚先生回社担此重任。2005年，社领导考虑到杨先生年事已高，经杨先生提议，又请老社长夏剑钦编审协助审读其第九至十三册。几年间，杨、夏二先生精益求精，不仅将全书对照底本逐字逐句重新审校，而且将收集到的学界各种批评意见，连同原书已列勘误表的差错一并改正。
归纳起来，这次修订主要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辑佚补遗。全书初版以后，陆续发现了几篇失收的船山遗文，计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谱》收录的《麦园记》、滋德堂《均陂刘氏三修宗谱》收录的《崑映府君墓志铭》和《龙太君墓志铭》。此外，第十册《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论《放姜皎归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仅存残文一百一十六字，脱文三百七十八字，此次亦据旧钞本补为完篇。这个完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已发现，但因该册此前已经出版，只得暂置于第十册拾遗卷。这次修订，插入相应位置，从而使本版《读通鉴论》成为目前通行之最完整版本。又《薑斋文集》卷二已有《刘君崑映墓志铭》，本次拾遗卷再辑入文字多有不同的《崑映府君墓志铭》，以存资料。
二、择优更换个别底本。第十二册所含八种的《识小录》，原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此次修订改用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而以金陵本参校；《搔首问》原以船山学社石印本为底本，此次修订亦改用衡阳刘氏钞本。清初刘氏钞本明显优于后来的刻本，因而这两个底本的更换，能使这两种著作的文字更接近船山原著。
三、正讹补漏。通过重新核对底本发现初版文字上的讹误与缺漏，然后进行正补，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现在看来，初版各书存在的讹缺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册《说文广义》因原稿抄写错漏与排版致误而失校者，误将“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状”作“如推排然”之类达十数处，而“从”排作“從”则百余处。“ ”与“杞”、“歷”与“暦”之类形近而误字以及繁简转换失察例等，这次都得以改正。原稿抄漏，如《宋论》原据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动”等情况，这次修订均为补正。
可以说，经过这次修订再版的《船山全书》，更当得起学界赞誉的“全、信、优、新”四字，即：收录全，底本信，校勘优，编排新，且编校质量精益求精。因此还可预言，学界有此善本，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