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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哥特式教堂，谁谁谁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琴声方向，看见蔷薇依附十八世纪的油画上。”没错，这是方文山作词的《布拉格广场》。一个不真实的布拉格，被传唱了很多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布拉格应该就是这样的。中国人不应对布拉格陌生，因为捷克的许多作家让中国人铭记终生。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彩绘玻璃、喷泉、大教堂，变成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布拉格风情。
但真实的布拉格似乎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相信或仍存有疑惑、好奇，请不妨请读读韩晗笔下的布拉格，这本《布拉格之夜——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下文简称《布拉格之夜》，台湾北酿出版2013年版）的十几万文字里，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布拉格与捷克。
这本名为“蜜月札记”的书，却超越了蜜月旅行的概念，将其变成了一段饶有兴致的文化考察，作者在捷克的十几天里几乎跑遍了捷克的大小城镇，十几万字的长篇散文，着实使人有移步换景之感。
“温柔有情”是惜字如金的著名词人姚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通观全书，四字点评足矣。所谓“温柔”，乃是作者的笔法老到而又不失风趣，谈到政治、文化与历史问题时，掌故轶事信手拈来，艰涩理论深入浅出，体现出了研究者开阔明亮的视野；而“有情”则是写作者充沛感情的高度评价，既是蜜月旅行，又是文化考察，于私来讲，是爱情，而于文化来讲，则是对于写作、文化的热爱之情，若无“有情”这一动力，这本著作决然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布拉格之夜》正是在“有情”的引导下，才有了这“温柔”的笔下道力。从布拉格出发，作者与妻子一道参访了皮尔森、卡罗维发利、百威、库鲁姆洛夫、昆特拉霍拉等捷克名城，构成了这本书的创作基础。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本简单的旅游札记，那必然大错特错。作为一名颇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作者决然不只是将自己的文字停留在简单的游记创作上，在捷克旅行的一路，也是作者反思文化冲突、比较文化差异、寻求文化相通的一路。在韩晗看来，中华文化与波西米亚文化虽然相隔万里，但波西米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风格在中国流行，卡夫卡、伏契克、昆德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影响几代人，布拉格能够成为中国青年最热爱的“十大首都”之一；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相通的一面，尤其重要。
因此，这本书围绕着“文化相通”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譬如在布拉格，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捷克人与中国人相似的宽容、热情的性格特征，而在皮尔森，作者对于其工业文化转型有着深入的把握与探讨，并认为这种珍贵的经验足以为国内所借鉴。
这样的思路配合老到的文笔，堪称引人入胜。作者行走一路，时刻未曾忘记将从何种角度审理两种不同文化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捷克必定在许多地方与中国类似，如何在这些类似的集体意识与城市文化中寻找为我所用的经验与共同点构成了《布拉格之夜》的写作初衷。
当作者在面对不同的文化风景时，能够做出冷静、审思的判断，可见其对于历史、人文的用心、用情，但当其置身这些文化风景之中时，又能以深入浅出的“温柔”笔法描摹出深邃的历史风物，可见姚谦笔下“温柔有情”之评，决非沽名钓誉。
“浪漫的古都，甜蜜的旅程，优雅的文字，这是韩晗为天下有情人而写的游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这本《布拉格之夜》曾欣然而写下了推荐语。与姚谦一样，王德威以“有情”二字作批，可见作者笔下功力，以超越侪辈多矣。
诚哉斯言，“优雅的文字”是该著的一大出彩之处。在一个内容为王、漠视修辞的时代里，作家们越来越不注重对于“一字一词之斟酌”，而是纷纷追逐情节，试图在跌宕起伏的悬疑故事中进行描述。
《布拉格之夜》独辟蹊径，以“优雅”取胜，展示了作者不媚俗、不落俗的审美旨趣。在行文中，作者优雅的叙事语句，犹如珠落玉盘一般俯拾即是。譬如在面对查理大桥上查理四世的雕像时，用“独自兀然”四字来形容，令人宛如置身现场，而当他面对布拉格胡斯广场上的阳台时，他想到了当年众叛亲离的捷共前总书记杜布切克，“世道苍凉，人心冷却”八字，活脱脱地勾勒出了“布拉格之春”前夜的惨淡场景。
这本书里的一些精彩章节，分别在《读者》与《神州学人》两家文化刊物发表过，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可见作者在文笔细腻处所下的功夫。当然，除却风景描写之外，作者在议世论事上亦颇费工夫。譬如在面对暴君瓦刺拉夫四世的雕像时，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有人说，捷克人好坏不分，英雄和暴君一同造像，实在是匪夷所思。但这恰也反映了捷克人的多面，他们对于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那么安静、温和，宛如伏尔塔瓦河的水，一点都不湍急、奔放。
在作者看来，布拉格的温和还有一重味道：
布拉格是一位老绅士，虽然老，但却不颟顸蹒跚，有一种人过中年的温和韵味。这种说法着实颇为贴切，我所感触到的布拉格就是这样，温和到让你很容易接近，很容易爱上，但是，又很难捉摸它的内心。
三两句话，一个简单的速写，就以一种优雅的姿态描摹出了真正的布拉格精神。“浪漫的古都”也好，“甜蜜的旅程”也罢，最终都是以“优雅的文字”来表现。在散文创作中颇有心得的作者，以优雅的姿态，将东方的美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风景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精妙之处令人击节。
《布拉格之夜》比八年前作者的大文化散文集《大国小城》更加自信、老练的优雅，显示出了八零后一代散文如何走向成熟。这种优雅的核心是：如何透过客观存在的风景、人物，来窥探出历史的真实？
窃以为，《布拉格之夜》应给了我们一个颇令人满意的答案。
同样，台湾作家蔡智恒对于这本《布拉格之夜》也赞誉有加，认为这部散文“洗炼而流畅，举重若轻。可以将丰沛的情感轻描淡写，但读来却是深刻动人，余韵不绝。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
如果说，“丰沛的情感”是姚谦所言之“有情”的话，那么这“轻描淡写”就是“温柔”了；换言之，如果王德威所言“浪漫的古都，甜蜜的旅程”是“有情”的表现，那么“优雅的文字”则又是“温柔”的“轻描淡写”了。 同样一本书，在三位不同的台湾文化名流眼中，读出了相似的感觉，无怪乎蔡智恒以“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作评。
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写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一个作家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作家尽管蜚声文坛，著作等身，但终其一生都在找寻自己的风格，譬如福斯特、狄更斯；但有些作家，却凭借着对于生活的独特感悟与卓异的文学灵感，年少有成，早早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流派，譬如川端康成、肖洛霍夫。
在蔡智恒看来，《布拉格之夜》不但形成了作家自己的风格，而且产生了“一种境界”，洵非过誉之词。
从布拉格出发，作者还去了捷克的工业名城皮尔森，在这座城市里，作者对傍晚来临时的“一座空城”而惊异，亦为当地华裔店铺老板的勤劳守夜而感叹，在夜晚来临时的皮尔森巴顿纪念碑前，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终归是走向文明的，在这个征程中，或许会有倒退、反复、遗忘或暴力，但整个大的趋势必定是朝前发展的，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愿而后退，也不会为某个政党而改变。这是世界的大潮流，在皮尔森街头，竖起的不只是对巴顿的纪念，更是对一段历史的挽救、书写与重述。
但当作者面对普切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时，又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那只著名的调音器，于是，他产生了如是的感叹：
这就像是竖立在布拉格山顶上的那只巨大的调音器，曾经在高压语境下，认为政治至高无上，一旦高压解除，政治就被扔入谷底，继续供奉起缪斯之神。
如此深刻、洗练、洒脱的表达，使得《布拉格之夜》不但书写了一段旅程，更阐释了不同语境下的人文历史。在对于历史的比较、反思，作者走在了同龄人乃至时代的前列，这就是一个作家风格的最好体现，笔者真诚地期望并相信，《布拉格之夜》能够将已经沉寂多年的中国文化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美文传统在当下这个网络、手机时代所焕发出的全新光泽。
据说，《布拉格之夜》在台湾反响极好，这本书曾在台湾“金石堂”书店名列“受关注文学类图书”之前茅。台湾《民众日报》亦曾破例以一个整版的书评赞誉《布拉格之夜》在描风绘物的笔触上“处处点到为止，犹如优雅的蜻蜓点水一般，令人掩卷之余回味无穷”，并称赞这本书使作者成为“华语散文作家中的凤毛麟角”，作者以中国散文家的笔触，描绘了东欧的风景，受到海峡对岸同胞的高度认可，难能可贵焉。
钱穆先生生前撰有一副对联“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这幅对联被长久地挂在他台北外双溪的故居内，被认为是对一个写作者笔耕不辍的最好总结。《布拉格之夜》恰彰显出了作者从文十年“水到渠成”的“道力”。从当年的《大国小城》到今日的《布拉格之夜》再度证明了：一部好的文化散文必须要经历时空与阅历的双重打磨，才能够形成自身的风格与境界。
但真实的布拉格似乎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相信或仍存有疑惑、好奇，请不妨请读读韩晗笔下的布拉格，这本《布拉格之夜——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下文简称《布拉格之夜》，台湾北酿出版2013年版）的十几万文字里，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布拉格与捷克。
这本名为“蜜月札记”的书，却超越了蜜月旅行的概念，将其变成了一段饶有兴致的文化考察，作者在捷克的十几天里几乎跑遍了捷克的大小城镇，十几万字的长篇散文，着实使人有移步换景之感。
“温柔有情”是惜字如金的著名词人姚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通观全书，四字点评足矣。所谓“温柔”，乃是作者的笔法老到而又不失风趣，谈到政治、文化与历史问题时，掌故轶事信手拈来，艰涩理论深入浅出，体现出了研究者开阔明亮的视野；而“有情”则是写作者充沛感情的高度评价，既是蜜月旅行，又是文化考察，于私来讲，是爱情，而于文化来讲，则是对于写作、文化的热爱之情，若无“有情”这一动力，这本著作决然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布拉格之夜》正是在“有情”的引导下，才有了这“温柔”的笔下道力。从布拉格出发，作者与妻子一道参访了皮尔森、卡罗维发利、百威、库鲁姆洛夫、昆特拉霍拉等捷克名城，构成了这本书的创作基础。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本简单的旅游札记，那必然大错特错。作为一名颇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作者决然不只是将自己的文字停留在简单的游记创作上，在捷克旅行的一路，也是作者反思文化冲突、比较文化差异、寻求文化相通的一路。在韩晗看来，中华文化与波西米亚文化虽然相隔万里，但波西米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风格在中国流行，卡夫卡、伏契克、昆德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影响几代人，布拉格能够成为中国青年最热爱的“十大首都”之一；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相通的一面，尤其重要。
因此，这本书围绕着“文化相通”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譬如在布拉格，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捷克人与中国人相似的宽容、热情的性格特征，而在皮尔森，作者对于其工业文化转型有着深入的把握与探讨，并认为这种珍贵的经验足以为国内所借鉴。
这样的思路配合老到的文笔，堪称引人入胜。作者行走一路，时刻未曾忘记将从何种角度审理两种不同文化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捷克必定在许多地方与中国类似，如何在这些类似的集体意识与城市文化中寻找为我所用的经验与共同点构成了《布拉格之夜》的写作初衷。
当作者在面对不同的文化风景时，能够做出冷静、审思的判断，可见其对于历史、人文的用心、用情，但当其置身这些文化风景之中时，又能以深入浅出的“温柔”笔法描摹出深邃的历史风物，可见姚谦笔下“温柔有情”之评，决非沽名钓誉。
“浪漫的古都，甜蜜的旅程，优雅的文字，这是韩晗为天下有情人而写的游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这本《布拉格之夜》曾欣然而写下了推荐语。与姚谦一样，王德威以“有情”二字作批，可见作者笔下功力，以超越侪辈多矣。
诚哉斯言，“优雅的文字”是该著的一大出彩之处。在一个内容为王、漠视修辞的时代里，作家们越来越不注重对于“一字一词之斟酌”，而是纷纷追逐情节，试图在跌宕起伏的悬疑故事中进行描述。
《布拉格之夜》独辟蹊径，以“优雅”取胜，展示了作者不媚俗、不落俗的审美旨趣。在行文中，作者优雅的叙事语句，犹如珠落玉盘一般俯拾即是。譬如在面对查理大桥上查理四世的雕像时，用“独自兀然”四字来形容，令人宛如置身现场，而当他面对布拉格胡斯广场上的阳台时，他想到了当年众叛亲离的捷共前总书记杜布切克，“世道苍凉，人心冷却”八字，活脱脱地勾勒出了“布拉格之春”前夜的惨淡场景。
这本书里的一些精彩章节，分别在《读者》与《神州学人》两家文化刊物发表过，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可见作者在文笔细腻处所下的功夫。当然，除却风景描写之外，作者在议世论事上亦颇费工夫。譬如在面对暴君瓦刺拉夫四世的雕像时，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有人说，捷克人好坏不分，英雄和暴君一同造像，实在是匪夷所思。但这恰也反映了捷克人的多面，他们对于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那么安静、温和，宛如伏尔塔瓦河的水，一点都不湍急、奔放。
在作者看来，布拉格的温和还有一重味道：
布拉格是一位老绅士，虽然老，但却不颟顸蹒跚，有一种人过中年的温和韵味。这种说法着实颇为贴切，我所感触到的布拉格就是这样，温和到让你很容易接近，很容易爱上，但是，又很难捉摸它的内心。
三两句话，一个简单的速写，就以一种优雅的姿态描摹出了真正的布拉格精神。“浪漫的古都”也好，“甜蜜的旅程”也罢，最终都是以“优雅的文字”来表现。在散文创作中颇有心得的作者，以优雅的姿态，将东方的美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风景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精妙之处令人击节。
《布拉格之夜》比八年前作者的大文化散文集《大国小城》更加自信、老练的优雅，显示出了八零后一代散文如何走向成熟。这种优雅的核心是：如何透过客观存在的风景、人物，来窥探出历史的真实？
窃以为，《布拉格之夜》应给了我们一个颇令人满意的答案。
同样，台湾作家蔡智恒对于这本《布拉格之夜》也赞誉有加，认为这部散文“洗炼而流畅，举重若轻。可以将丰沛的情感轻描淡写，但读来却是深刻动人，余韵不绝。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
如果说，“丰沛的情感”是姚谦所言之“有情”的话，那么这“轻描淡写”就是“温柔”了；换言之，如果王德威所言“浪漫的古都，甜蜜的旅程”是“有情”的表现，那么“优雅的文字”则又是“温柔”的“轻描淡写”了。 同样一本书，在三位不同的台湾文化名流眼中，读出了相似的感觉，无怪乎蔡智恒以“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作评。
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写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一个作家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作家尽管蜚声文坛，著作等身，但终其一生都在找寻自己的风格，譬如福斯特、狄更斯；但有些作家，却凭借着对于生活的独特感悟与卓异的文学灵感，年少有成，早早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流派，譬如川端康成、肖洛霍夫。
在蔡智恒看来，《布拉格之夜》不但形成了作家自己的风格，而且产生了“一种境界”，洵非过誉之词。
从布拉格出发，作者还去了捷克的工业名城皮尔森，在这座城市里，作者对傍晚来临时的“一座空城”而惊异，亦为当地华裔店铺老板的勤劳守夜而感叹，在夜晚来临时的皮尔森巴顿纪念碑前，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终归是走向文明的，在这个征程中，或许会有倒退、反复、遗忘或暴力，但整个大的趋势必定是朝前发展的，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愿而后退，也不会为某个政党而改变。这是世界的大潮流，在皮尔森街头，竖起的不只是对巴顿的纪念，更是对一段历史的挽救、书写与重述。
但当作者面对普切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时，又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那只著名的调音器，于是，他产生了如是的感叹：
这就像是竖立在布拉格山顶上的那只巨大的调音器，曾经在高压语境下，认为政治至高无上，一旦高压解除，政治就被扔入谷底，继续供奉起缪斯之神。
如此深刻、洗练、洒脱的表达，使得《布拉格之夜》不但书写了一段旅程，更阐释了不同语境下的人文历史。在对于历史的比较、反思，作者走在了同龄人乃至时代的前列，这就是一个作家风格的最好体现，笔者真诚地期望并相信，《布拉格之夜》能够将已经沉寂多年的中国文化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因为这代表着中国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美文传统在当下这个网络、手机时代所焕发出的全新光泽。
据说，《布拉格之夜》在台湾反响极好，这本书曾在台湾“金石堂”书店名列“受关注文学类图书”之前茅。台湾《民众日报》亦曾破例以一个整版的书评赞誉《布拉格之夜》在描风绘物的笔触上“处处点到为止，犹如优雅的蜻蜓点水一般，令人掩卷之余回味无穷”，并称赞这本书使作者成为“华语散文作家中的凤毛麟角”，作者以中国散文家的笔触，描绘了东欧的风景，受到海峡对岸同胞的高度认可，难能可贵焉。
钱穆先生生前撰有一副对联“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这幅对联被长久地挂在他台北外双溪的故居内，被认为是对一个写作者笔耕不辍的最好总结。《布拉格之夜》恰彰显出了作者从文十年“水到渠成”的“道力”。从当年的《大国小城》到今日的《布拉格之夜》再度证明了：一部好的文化散文必须要经历时空与阅历的双重打磨，才能够形成自身的风格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