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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薄弱环节，农民精神生活比较贫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失序。因此，为了建设和谐新农村，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必须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有关部门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坚决抵制不健康的文化占领农村，同时，多开展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文化；新农村建设；应有之义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52-02
一、文化缺失与乡村社会失序
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思想基础，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农民的生命意义，对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具有特殊作用。
1.信仰地下宗教或邪教的农民日益增多
由于乡村文化的缺失，农民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慰藉，热衷于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信奉各种地下宗教甚至邪教，导致农村地下宗教以及邪教的传播，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
我们在豫东农村调研时发现，农闲时节农民没有事情做，平常又没有文化娱乐活动，很多老人、妇女信仰地下宗教充实自己，更为严重的是，各种邪教势力也不断地侵蚀农村，活动相当频繁，目前，参加邪教的农民还在不断增加，豫东W村是一个500余人的小村庄，参加邪教的农民竟多达几十人，已经成了威胁当地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
2.赌博使乡村社会风气日下
相对于豫东农村猖獗的信教活动，湘西农村的赌博非常严重，在农闲时节打牌、打麻将等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地下“六合彩”对农民的影响很大，一些农民不是整天致力于勤劳致富，而是一心想着通过买地下“六合彩”一夜变富。尽管政府也在打击地下“六合彩”，但效果并不理想，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入室偷窃的违法事件时常发生，人们缺少生活的安全感。文化生活的匮乏导致农民把打牌、赌博当做消磨时间的娱乐方式，农民说，没有事情干，不打牌赌博做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农民聚众赌博只是个别现象，是他们自身的喜好，我们不能否定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但是，当该地农村的赌博现象成了很多人的消遣方式时，就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的个人原因了，而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这种现象的原因了。湘西农村的赌博现象严重腐蚀当地的社会风气，势必加大乡村治理的难度，如不能得到根除，就难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难以营造朴实文明的乡风民俗，何谈新农村建设？
3.农民的道德感呈下降趋势
“各种社会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1]以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为例，目前，他们的地位逐渐降低，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农村虐待老人的事情已不是个别现象，在豫东、湘西农村，虐待老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农民的道德观念不断下降，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把老人当成是一种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农村老人的生存状况竟然呈下降的趋势，这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在市场经济面前，农村传统价值观念不断解体，问题在于，农村传统文化价值失去约束农民行为的作用时，而新的价值体系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致使农村出现了价值信仰体系的真空地带，失去道德约束的农民做起事情来肆无忌惮，不计后果，随着农民道德感的逐渐下降，乡村社会失序就在所难免了。
二、造成农村文化缺失的主要因素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耕作的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一些妇女和老人等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却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为了精神的寄托，打发闲暇时间，一些农民参加邪教组织，参与赌博等不良现象。
1.政绩旨趣下的非均衡乡村建设
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决策，建设新农村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只有实现四者的均衡发展才能真正建设好新农村，重视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都会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
我们在豫东、湘西农村调查中发现，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代表着国家利益，而且在当前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还要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政绩是实现其目标的最好方式。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注重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面上”的东西，这些“面上”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政绩。而文化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是“面下”的东西，短时间内难以出政绩，在乡村建设中往往被忽视掉。
2.农村缺乏文化建设的人才
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离不开具有文艺才能的农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精英不断的流向城市或发达地区。在豫东、湘西农村，农民的市场观念也日益增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打工寄回家的汇款占他们家庭收入的比例很高，这与李强教授在四川的调查结果很接近，“外出农民工给家人的汇款，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在外打工时间越长，则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进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越多，则农村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家庭收到的汇款越多，则对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评价越高。”[2]
因此，农村有能耐的人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争相外出打工挣钱，结果造成农村很多村庄成为“空壳村”（由于村庄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们就把他们称为“386199” 部队），除了春节期间外出农民工返乡过年外，平时在农村很少能看到年轻人，而他们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大量流出使农村缺少了文化建设的主角。
3.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税费改革后，农民不再向国家缴税费，基层政权的运转陷入了困境，国家为了减少基层政权运作的成本，开始对乡镇政府以及村级组织进行改革，也就是李芝兰、吴理财所讲的“税费改革‘倒逼’基层政府”[3]。在豫东，省政府对撤并乡镇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通过改革，乡镇政府人员大量减少，村级组织也取消了过去的村民小组长，这大大减少了乡镇政府人员和村级组织的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层组织功能，然而，这并没有带来如有些人说的“官退民进”，真正的后果是官退了而民未进，乡村秩序的管理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导致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缺少了组织者，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乡村组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在当前乡村村庄日益松散化、农民日益原子化的大背景下，离开了乡村组织，农村文化建设就失去依靠力量。事实证明，哪里的乡村组织功能弱，哪里的文化建设就十分薄弱。乡村组织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一些非法组织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獗，因此，必须发挥基层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加强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提高农民的素质，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素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从而构建和谐新农村。
1.树立以农民为主位的文化建设观念
虽然在豫东、湘西农村，电视普及率很高，但由于电视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题材，远离了农民自身的日常生活场域，农民看起来感觉很乏味、很单调。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农民主位的视角，多开展农民喜闻乐见、不拘一格的文化活动，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主角，让文艺题材反映农民身边的生活，这些活动可能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但由于文化活动的主体是农民，内容也贴近他们的生活，往往深受农民欢迎。正如张乐天所言：“在缺少文化的农村地区，最蹩脚的演出也可以给生活增加一点色彩；自己身边的人登台表演，更能激起农民‘看戏’的兴致。”[4]
同时，以农民为主位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地方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地方性知识”是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有着农民自身的逻辑，属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文化，相对于官方文化更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同。
2.发挥农村留守人员的作用
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妇女等一些弱势群体，面对农村人才的外流，必须发挥留守人员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如果组织的好，同样可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2002年，乡村研究的“华中乡土派”学者在湖北荆门等地农村成立了老年人协会，经过多年的试验，老年人协会运转良好。现在这些地方“都不只是老年人被广泛地动员起来，而且中青年妇女也被广泛地动员起来，成立了各种妇女文艺表演队。这些妇女文艺表演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是农村需要文化生活的表现。我们这些外部的人只花了很少的精力和资金，就极大地改变了村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和妇女的福利水平，并因此提高了农村中青年人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人老了也可以活得有趣。”[5]
3.抵制不健康文化对农村的侵蚀
由于农村文化生活的贫困，给一些低俗、不健康的文化侵入乡村提供了土壤，一些人利用农闲时农民没有事做，就组织一些不健康的娱乐活动到农村去表演，以获取利益。在豫东农村，一到农闲季节就会有很多跳艳舞的表演活动，处于“娱乐饥荒”中的农民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经受不住诱惑前去观看，影响极其恶劣，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
四、小结
面对现代的都市文化，乡村传统文化常常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始终处于被所谓的先进文化改造的处境，但随着乡村传统文化的逐渐瓦解，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没有形成，乡村文化呈现真空化特征。农民在文化上的逐渐被边缘化，使他们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无所适从，也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失序状态。因此，为了建设和谐新农村，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精神上提高农民的生活福利感。
参考文献：
[1] 申端峰.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J].中国评论:香港,2007,（3）.
[2]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3] 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J].社会学研究,2005,（4）.
[4]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1.
[5]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81-182.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文化；新农村建设；应有之义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52-02
一、文化缺失与乡村社会失序
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思想基础，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农民的生命意义，对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具有特殊作用。
1.信仰地下宗教或邪教的农民日益增多
由于乡村文化的缺失，农民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慰藉，热衷于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信奉各种地下宗教甚至邪教，导致农村地下宗教以及邪教的传播，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
我们在豫东农村调研时发现，农闲时节农民没有事情做，平常又没有文化娱乐活动，很多老人、妇女信仰地下宗教充实自己，更为严重的是，各种邪教势力也不断地侵蚀农村，活动相当频繁，目前，参加邪教的农民还在不断增加，豫东W村是一个500余人的小村庄，参加邪教的农民竟多达几十人，已经成了威胁当地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
2.赌博使乡村社会风气日下
相对于豫东农村猖獗的信教活动，湘西农村的赌博非常严重，在农闲时节打牌、打麻将等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地下“六合彩”对农民的影响很大，一些农民不是整天致力于勤劳致富，而是一心想着通过买地下“六合彩”一夜变富。尽管政府也在打击地下“六合彩”，但效果并不理想，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入室偷窃的违法事件时常发生，人们缺少生活的安全感。文化生活的匮乏导致农民把打牌、赌博当做消磨时间的娱乐方式，农民说，没有事情干，不打牌赌博做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农民聚众赌博只是个别现象，是他们自身的喜好，我们不能否定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但是，当该地农村的赌博现象成了很多人的消遣方式时，就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的个人原因了，而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这种现象的原因了。湘西农村的赌博现象严重腐蚀当地的社会风气，势必加大乡村治理的难度，如不能得到根除，就难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难以营造朴实文明的乡风民俗，何谈新农村建设？
3.农民的道德感呈下降趋势
“各种社会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1]以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为例，目前，他们的地位逐渐降低，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农村虐待老人的事情已不是个别现象，在豫东、湘西农村，虐待老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农民的道德观念不断下降，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把老人当成是一种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农村老人的生存状况竟然呈下降的趋势，这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在市场经济面前，农村传统价值观念不断解体，问题在于，农村传统文化价值失去约束农民行为的作用时，而新的价值体系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致使农村出现了价值信仰体系的真空地带，失去道德约束的农民做起事情来肆无忌惮，不计后果，随着农民道德感的逐渐下降，乡村社会失序就在所难免了。
二、造成农村文化缺失的主要因素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耕作的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一些妇女和老人等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却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为了精神的寄托，打发闲暇时间，一些农民参加邪教组织，参与赌博等不良现象。
1.政绩旨趣下的非均衡乡村建设
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决策，建设新农村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只有实现四者的均衡发展才能真正建设好新农村，重视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都会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
我们在豫东、湘西农村调查中发现，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代表着国家利益，而且在当前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还要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政绩是实现其目标的最好方式。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注重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面上”的东西，这些“面上”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政绩。而文化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是“面下”的东西，短时间内难以出政绩，在乡村建设中往往被忽视掉。
2.农村缺乏文化建设的人才
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离不开具有文艺才能的农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精英不断的流向城市或发达地区。在豫东、湘西农村，农民的市场观念也日益增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打工寄回家的汇款占他们家庭收入的比例很高，这与李强教授在四川的调查结果很接近，“外出农民工给家人的汇款，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在外打工时间越长，则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进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越多，则农村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家庭收到的汇款越多，则对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评价越高。”[2]
因此，农村有能耐的人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争相外出打工挣钱，结果造成农村很多村庄成为“空壳村”（由于村庄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们就把他们称为“386199” 部队），除了春节期间外出农民工返乡过年外，平时在农村很少能看到年轻人，而他们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大量流出使农村缺少了文化建设的主角。
3.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税费改革后，农民不再向国家缴税费，基层政权的运转陷入了困境，国家为了减少基层政权运作的成本，开始对乡镇政府以及村级组织进行改革，也就是李芝兰、吴理财所讲的“税费改革‘倒逼’基层政府”[3]。在豫东，省政府对撤并乡镇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通过改革，乡镇政府人员大量减少，村级组织也取消了过去的村民小组长，这大大减少了乡镇政府人员和村级组织的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层组织功能，然而，这并没有带来如有些人说的“官退民进”，真正的后果是官退了而民未进，乡村秩序的管理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导致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缺少了组织者，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乡村组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在当前乡村村庄日益松散化、农民日益原子化的大背景下，离开了乡村组织，农村文化建设就失去依靠力量。事实证明，哪里的乡村组织功能弱，哪里的文化建设就十分薄弱。乡村组织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一些非法组织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獗，因此，必须发挥基层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加强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提高农民的素质，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素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从而构建和谐新农村。
1.树立以农民为主位的文化建设观念
虽然在豫东、湘西农村，电视普及率很高，但由于电视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题材，远离了农民自身的日常生活场域，农民看起来感觉很乏味、很单调。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农民主位的视角，多开展农民喜闻乐见、不拘一格的文化活动，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主角，让文艺题材反映农民身边的生活，这些活动可能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但由于文化活动的主体是农民，内容也贴近他们的生活，往往深受农民欢迎。正如张乐天所言：“在缺少文化的农村地区，最蹩脚的演出也可以给生活增加一点色彩；自己身边的人登台表演，更能激起农民‘看戏’的兴致。”[4]
同时，以农民为主位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地方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地方性知识”是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有着农民自身的逻辑，属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文化，相对于官方文化更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同。
2.发挥农村留守人员的作用
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妇女等一些弱势群体，面对农村人才的外流，必须发挥留守人员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如果组织的好，同样可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2002年，乡村研究的“华中乡土派”学者在湖北荆门等地农村成立了老年人协会，经过多年的试验，老年人协会运转良好。现在这些地方“都不只是老年人被广泛地动员起来，而且中青年妇女也被广泛地动员起来，成立了各种妇女文艺表演队。这些妇女文艺表演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是农村需要文化生活的表现。我们这些外部的人只花了很少的精力和资金，就极大地改变了村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和妇女的福利水平，并因此提高了农村中青年人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人老了也可以活得有趣。”[5]
3.抵制不健康文化对农村的侵蚀
由于农村文化生活的贫困，给一些低俗、不健康的文化侵入乡村提供了土壤，一些人利用农闲时农民没有事做，就组织一些不健康的娱乐活动到农村去表演，以获取利益。在豫东农村，一到农闲季节就会有很多跳艳舞的表演活动，处于“娱乐饥荒”中的农民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经受不住诱惑前去观看，影响极其恶劣，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
四、小结
面对现代的都市文化，乡村传统文化常常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始终处于被所谓的先进文化改造的处境，但随着乡村传统文化的逐渐瓦解，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没有形成，乡村文化呈现真空化特征。农民在文化上的逐渐被边缘化，使他们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无所适从，也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失序状态。因此，为了建设和谐新农村，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精神上提高农民的生活福利感。
参考文献：
[1] 申端峰.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J].中国评论:香港,2007,（3）.
[2]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3] 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J].社会学研究,2005,（4）.
[4]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1.
[5]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81-182.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