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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是我2013年阅读的最为厚实、深刻的两部书之一（另一部是《古拉格：一部历史》）。其实，这书早在十五年前我就读过。但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增订纪念版”，加进了《思痛补录》11万余字，实是一部几乎成倍增幅了的新书，内容更为丰富。
作者韦君宜先生是我尊敬的、心地坦荡的著名文艺家。她这部以自己从风雨艰险残酷磨难的人生历程中醒悟过来的良知，客观冷峻地拷问历史，拷问自身灵魂的痛定思痛之作，被认为可与巴金老《随想录》媲美。但《思痛录》因其作者政治身份、所处革命文艺核心地位的不同于巴金，其言说更具历史知情人兼亲历者体验的深重意义。
从“一二·九”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思痛录》用朴实真切的语言，极其凝练简约地，以个人视角，冷峻客观地回眸了这悠长岁月中发生的一切，记录了自己的亲历、亲悟、亲思。在平静的叙述中时而喷发出切肤之痛而让读者震动。
韦君宜出身富裕家庭。按常规，聪颖好学的她应是赴美深造走学术之路，但爱国的政治风云召唤她选择了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年，就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就像当时所有优秀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迈上了左倾的革命大道。
回首往昔，韦君宜写道，她因信仰共产党，放弃了留美的机会，“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从追逐光明到滑入了光明的背面，原本朴实纯洁的灵魂在炼狱邪火中变形扭曲，许多人至死仍然不自知，而韦君宜清醒了，因此而痛，而思！
韦君宜说：“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
于是，通过韦君宜的笔端，我辈目睹了革命阳光下的重重阴霾。
1942年“抢救运动”革命者人人卷入，挖出特务无数。“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韦君宜）仍然不怀疑”。六岁小特务到底是怎么挖出来的？“小特务”的妈妈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韦君宜，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京，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革命圣地搞成一锅焦粥，最后一个特务都没有。伟大领袖在大会上举手行军礼：“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全体革命者因此全都忘怀。这笔账自然由康生承担了。惊弓之余的杨述、韦君宜夫妇私下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到了整个中国，在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但，他俩天真，理解不了：在革命面前，老百姓是不重要的。
全国解放初期那一阵，革命者如沐初生的太阳。刚进城的杨述、韦君宜夫妇，看着商店橱窗里光怪陆离的东西说：“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
他们绝未想到，不久，首先被开刀被改造的是知识分子，不论是非革命的还是革命的。“三反五反”，反资本家偷税漏税反贪污人人拥护。可规定每个单位必须打出5%的硬指标，逼得当领导的韦君宜把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打成了“老虎”，唯一的罪证是她在交党费时忘了带钱，把别人的五角钱记在自己名下。韦君宜为此开始了她的首次忏悔。紧接着，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轰动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接连二十六年不断的运动使得知识阶层和文化事业千疮百孔，道德良知落荒而逃。诬陷、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实例举不胜举。且示一斑以窥全豹：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掉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
运动中，韦君宜如果也像某些人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身上，那她是可以从轻发落的。但是，她忖，自己参加革命难道是“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她终于决定“情愿同罪，绝不卖友”。
《思痛录》是沉重的，但沉重中闪烁着良知之光，给人以希望。
本人分外赞赏学者邢小群、孙珉在《思痛录》扉页题词的精确，就冒昧借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思痛录》如同一块精神化石，将成为下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思痛录》的意义不仅仅属于韦君宜个人，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座标，成为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彻大悟的典型象征……”
作者韦君宜先生是我尊敬的、心地坦荡的著名文艺家。她这部以自己从风雨艰险残酷磨难的人生历程中醒悟过来的良知，客观冷峻地拷问历史，拷问自身灵魂的痛定思痛之作，被认为可与巴金老《随想录》媲美。但《思痛录》因其作者政治身份、所处革命文艺核心地位的不同于巴金，其言说更具历史知情人兼亲历者体验的深重意义。
从“一二·九”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思痛录》用朴实真切的语言，极其凝练简约地，以个人视角，冷峻客观地回眸了这悠长岁月中发生的一切，记录了自己的亲历、亲悟、亲思。在平静的叙述中时而喷发出切肤之痛而让读者震动。
韦君宜出身富裕家庭。按常规，聪颖好学的她应是赴美深造走学术之路，但爱国的政治风云召唤她选择了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年，就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就像当时所有优秀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迈上了左倾的革命大道。
回首往昔，韦君宜写道，她因信仰共产党，放弃了留美的机会，“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从追逐光明到滑入了光明的背面，原本朴实纯洁的灵魂在炼狱邪火中变形扭曲，许多人至死仍然不自知，而韦君宜清醒了，因此而痛，而思！
韦君宜说：“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
于是，通过韦君宜的笔端，我辈目睹了革命阳光下的重重阴霾。
1942年“抢救运动”革命者人人卷入，挖出特务无数。“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韦君宜）仍然不怀疑”。六岁小特务到底是怎么挖出来的？“小特务”的妈妈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韦君宜，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京，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革命圣地搞成一锅焦粥，最后一个特务都没有。伟大领袖在大会上举手行军礼：“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全体革命者因此全都忘怀。这笔账自然由康生承担了。惊弓之余的杨述、韦君宜夫妇私下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到了整个中国，在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但，他俩天真，理解不了：在革命面前，老百姓是不重要的。
全国解放初期那一阵，革命者如沐初生的太阳。刚进城的杨述、韦君宜夫妇，看着商店橱窗里光怪陆离的东西说：“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
他们绝未想到，不久，首先被开刀被改造的是知识分子，不论是非革命的还是革命的。“三反五反”，反资本家偷税漏税反贪污人人拥护。可规定每个单位必须打出5%的硬指标，逼得当领导的韦君宜把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打成了“老虎”，唯一的罪证是她在交党费时忘了带钱，把别人的五角钱记在自己名下。韦君宜为此开始了她的首次忏悔。紧接着，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轰动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接连二十六年不断的运动使得知识阶层和文化事业千疮百孔，道德良知落荒而逃。诬陷、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实例举不胜举。且示一斑以窥全豹：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掉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
运动中，韦君宜如果也像某些人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身上，那她是可以从轻发落的。但是，她忖，自己参加革命难道是“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她终于决定“情愿同罪，绝不卖友”。
《思痛录》是沉重的，但沉重中闪烁着良知之光，给人以希望。
本人分外赞赏学者邢小群、孙珉在《思痛录》扉页题词的精确，就冒昧借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思痛录》如同一块精神化石，将成为下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思痛录》的意义不仅仅属于韦君宜个人，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座标，成为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彻大悟的典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