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气》也有故乡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imon_sx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选《地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此前,北京的某专业出版社已经开始编选我的散文,我已经挺满足了。当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读过我的散文集《春天住在我的村庄》后告诉我:“你如果在我们社出散文集,我们也欢迎。”这话让我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编选书稿,收入此书的70篇散文(原选71篇,删除了重复的一篇),最后一篇散文《天光照耀》定稿于2017年10月7日。由于出版社重视、效率高,恰巧2017年12月31日我收到了崭新、庄重、大气的样书。据出版社讲,此书上市三个月,销售数量已经过万,这也没想到。这说明:接地气、有底气、聚元气、扬正气的作品,有人气、有天地。
  我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正是青年人崇尚“文学梦”“军人梦”的年代。1973年出了“白卷先生”,学校基本不正规上课,上大学靠推荐,因父母是普通农民,推荐上大学无望,我验上兵村里又“不舍得放”。我高中毕业那年直接被当时的大山人民公社教育委员会推荐为我们管理区首个高中班的首位高中语文老师,立刻在学生面前成了有文化的人。为了对得起这个神圣的职业,为了不为难同龄的学生们,也为了展示我的文字功力,于是坚持与学生同题、同步写作,体会写作的难点,选准作文点评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我边写、边体味、边总结,在心中默默坚定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文学理想。我先后参加过《鸭绿江》《青年作家》和《诗刊》社的文学函授班,后来赶上好机缘和好领导,因在《农村大众》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几个小“豆腐块”,被直接调入莒南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跳了一次令人羡慕的“龙门”。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怀揣感恩、平和的心态和当初纯洁的文学理想,怀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读者的尊重,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始终不离不弃、不声不响地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这成为我另一种生存、生活方式。我前期学写散文诗、诗歌,后期转写散文,作品始终坚持以沂蒙大地、故乡亲人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为创作母体,始终牢记和践行正确的价值导向、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悲悯的人文情怀。至今已出版过《灼热乡情》《享受春雨》《春天住在我的村庄》等八本作品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地气》。
  我的故乡沂蒙大地是一片古老、纯洁、平凡、英雄、无私的土地, 当然也是一片期待文学开发特别是散文开发的宝地、圣地,我努力寻找和打造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灵魂后花园。虽然社会开始浮躁、急功近利,我初心不改,依然根扎深沉厚重的沂蒙大地,努力追逐时代脚步,直面更趋多元和复杂的社会,坚守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和艺术创作道路,深情关注故乡的风雨变幻和沂蒙乡亲的喜怒哀乐,《地气》也因此散发出无污染的泥土味、庄稼味和汗水味,这是《地气》故乡的味道,和我的故乡的气息难舍难分。
  《地气》遇到了如何看待官员写作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历史上,少有职业作家。在有诗文传世的作家中,许多都是不同级别的官员。我国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朝廷通过策论乃至诗赋选拔官员的“天下第一考”,让《地气》写作与仕进密不可分。文人当官、官员写作几乎是必然,更不引发争议。既然写作是内心情感的抒发,当然与职业没有必然联系。工人、农民可以写,医生、警察、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可以写,公务员为什么不能写?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出版业的繁荣,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全体公民都有写作、出版的自由。无论谁写作,最终都靠作品的质量,靠读者评价。问题是近些年有些官员滥竽充数、“打肿脸充胖子”,甚至把文学当成所谓“雅好”,丑态百出,败坏了文学的声誉和形象。这里的关键,是否自己动笔且公私分明、守住公权力。如果用社会公共资源刊发作品、出版书籍、开作品研讨会,或者强行摊派下属机构购买图书等,这就成变相腐败了。堕落的写作即便一时逃过了“法眼”,也受不起“文心”的拷问,最终经不住读者、良知和历史的淘洗。我努力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价值导向,不追风、不赶潮、不保守;坚持质量第一,不求数量,作品自己不满意决不与读者见面;坚持默默写作,不图名、不图利,不声张,不宣传,守护内心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幸福与满足。
  《地气》也遇到了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矛盾。机关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完全是两股劲。《地气》也遇到了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矛盾。怎么能走得通?应当说,这二都既是矛盾体又是统一体,无法回避。从政必须具备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事做好。而责任感往往会使你处在重重矛盾和压力之下,有时会心力交瘁、十分疲惫。坚持文学创作确实是很难的。再说机关公文大多是命题作文、硬性任务;文学创作纯是随性而为,是心灵的自由表达。这两种表达也确实差异很大,机关公文强调逻辑思维,语言要准确条理,动员性强;而文学注重形象思维,语言要优美个性,打动人心。我感觉繁重的机关工作,又让我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政策走向,了解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了解党员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所思所盼,让我的作品能瞄准读者“靶心”, 为时代发声、温暖心灵、弘扬真善美,承担起文學作品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当然职业与文学爱好之间有矛盾,最大的矛盾是时间和精力。我的原则是首先必须把工作干好,这是立身之本,是天职,业余爱好是“副业”,只能放在“业余”上。利用休息时间读书、写作,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沉醉书香气、涵养文人气、激活浩然气,还利于用以平常心态干好行政工作。
  世界是由人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可归结为“人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党的组织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我有幸在组织部门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接受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组工文化的长期薰陶浸润,散文作品中自然闪透着职业道德和人文情怀,传承着党的组工干部基因血脉,探寻着《出类拔萃的秘密》,努力给人昂扬向上的信心与力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坚持业余创作是自讨苦吃、是自甘寂寞与孤独。别的同事,休息了、散步了,你不行;朋友请你聚会散步,你不行;家人看电视、聊天,你不行。我挤时间读书写作,在笔下、电脑上跳动着对故乡的情思、对先贤忠魂的景仰、对亲人的惦念、对文学的忠诚热爱和不愧天地良心的文学初衷。写作时间除了星期天节假日,坚持最持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半小时,用于读书和“挤牙膏”式的写作。最感谢家人的理解,特别是我妻子的理解支持与鼓励,给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了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动力。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歌德说过:“把手伸入人类生活的深处吧!人人都在生活,只要你能抓住它,它就会饶有趣味。”叶圣陶先生说:“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事。”我感觉要写出好的散文作品,必须坚持真情写作、本色写作、低调写作,用一颗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心去写作,善于抓、善于挖生活深处的鲜土,不断挖掘生活这座富矿。随着年华的流逝,文学必定会留下缕缕书香。
  要想经受住考验,必须用一颗平常心,虔诚地从事业余创作。好农民种地有耐心,他欣赏庄稼的成长过程,决不会干揠苗助长的蠢事。植物的生长期越长,光照时间越足,品质也就越好。写散文如同种庄稼,好的构思如同种子在心中、在笔下慢慢吐根、冒芽、开花,汗水散发着甜味,收获的是幸福感和满足感。我的每篇散文都是日积月累,用一点点零碎时间创作的,所以时间大都很长,一般几年,最短也几个月,《故乡》《土地》《人民》《村庄》《炊烟》等几篇散文,创作时间都在五六年以上。譬如散文《人民》就历时八年、十余稿,此文公开发表后,先后被《红旗文摘》《散文(海外版)》《新华月报》等报刊转载。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院长贺茂之少将评论说:“《人民》一文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从战争到和平,从平民到领袖,从哲学、美学到马列经典,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力透纸背,揭示出了人民的价值,凸显了‘精神高地’,不能不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中国人民的伟大。”
  文学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既然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么文学如何反映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更加深入地涉猎政治生活?散文作品既要讴歌社会生活、乡村生活,也应更多关注色彩斑斓的都市生活?作者自身也有如何提升道德境界和人文素质的问题。
  随着政治更加清明,社会环境更加宽松,全社会更加重视人文修养和国民素质培育,必定会有更多机关公职人员喜欢和参与文学创作。文学历久弥新,即使时过境迁,美妙的文字依然会熠熠生光,照亮和抚慰心灵。文学创作拓展了我的思想空间和知识领地,提高了我的人生胸怀与境界,我将始终坚持定力与恒心、耐心,秉持对文学的赤子之心,坚守纯洁的文学初心,继续奔走在朝圣文学的路上,追逐照耀心灵的文学理想!
  (作者简介:厉彦林,1958年生,山东莒南人,现任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1982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出版作品集八部,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选《地气》。散文作品两次获冰心散文奖,有二十多篇被作为中考、高考试题或模拟试题;自1988年被選入专科语文教材,至今有百余篇(次)入选各类教材、教辅。部分诗歌、散文作品被翻译到国外。)
其他文献
2018年初,欣闻李存山先生主编、吴小龙责编、笔者参与撰述的《家风十章》,入选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的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不禁十分惊喜。所惊者,这样一本正本清源而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竟会被大众所喜爱并入选;喜者,国人对传统文化之热爱、对优良家庭之渴望,正在日益加强。两者相结合,正可见家风这一看似遥远的事物,其实并非缥缈之物,它仍扎根在国人的心中,是
斗转星移中,春回大地时。在我们的无限期盼中,春天的脚步已悄然临近。春草,春花,春山,春水,这些生机勃勃的春景,昭示着年轻的生命又将进行一次华丽的远航。为此,我们情不自禁,带着欢欣和激动,也心怀歌颂和祝福。回望来路,在苍莽深秀的文学史上,分明地映现着春天的千娇百媚,跳动着春天的敏感心灵,诉说着春天的婉转情怀。“寒山吹笛唤春归”,是对春天的深情呼唤;“阳春召我以烟景”,是与春天的洒脱应和;“春与青溪长
作为兼具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与审美娱乐等多重属性与功能的说唱形式,宝卷在中国南北各地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过长期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扎根中国底层民间社会,深度建构着其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休闲娱乐等生活形式,而且曾经严重危及国家政治大厦的安危。  尽管如是,在帝制社会时期,除了查办民间教门教案活动所涉及的档案文书、数本有限的小说戏曲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宝卷的身影,也更谈不上探讨了。进入 20世纪20年代
在理想国里,美女是怒放的鲜花,芳香,娇嫩,永不凋零;在现实中,美女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生,也有老、病、死,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于是,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如同沙场,理想与现实旅进旅退、此起彼伏、交互作用,美女的下场总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沸沸扬扬,永无定论。西施就是这样。  关于这位美女的本事,我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史书上虽有记载,但诘屈难读,不妨看诗仙——王安石抱怨李白“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
或许受儒家文化复兴思潮的影响,近几年《论语》译注、校注、别裁、新解、今读之类层出不穷,笔者翻阅过一些,总的感觉是对《论语》文句的解释或陈陈相因而缺乏新意,或新说很多而证据不足。当见到《论语新校释》时,扉页上赫然“本项目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字样,让人感觉严肃可信,虽然价格不菲,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该书在《论语》校释方面,打破常规,大胆创立新说,的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人深受
在人类历史上,19世纪可谓日新月异,人文蔚兴,科学发展突飞猛进。1873年,英国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惊讶地说:  这五十年的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我要说的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是前所未有的非凡时代。我所说的并非帝国的兴起衰落,朝代的更替,或是政府的建立。我所说的是科学的革命,这些革命的影响远胜过任何政治事件,这些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地位和前景,其作用是史上所有的征服、所有的法典、所有的立法者都无法比
《博览群书》编辑部: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
读完卢新华编著的《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一个满头银发,拄着拐杖,腰板直挺,目光坚毅,在光华路校园来回走动的身影又豁然在目。  感谢编著者,他复活了张仃。  张仃是我们的老院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敬仰,甚至是一种包含神秘的敬仰。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仃是一个谜,张仃是一个传说。特别是在张仃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里,面对喧嚣的现实,他超然、缄默、冷寂、平静。似乎张仃远离了社会。我们似乎也疏远了
1880年5月8日11点至12点之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居斯塔夫·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书房中逝世,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原计划翌日前往巴黎,见老朋友屠格涅夫,谈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学生莫泊桑,还有自己正在创作的那本小说,但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中风阻断。在写给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中,作家谈及写作《布瓦尔和佩库歇》的艰辛,他称“我的书应当结束了,不然,就是我的生命
/壹/  《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被誉为历代咏物诗之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历代学者对此篇旨意的解读,说法不一。清人刘梦鹏说:“原所谓橘,必有所指。然不知其为谁何?”(《屈子章句》)汉代的王逸在注“后皇嘉树”时说:“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意思是说,屈原以橘自比自己的才与德。姜亮夫说:“自王逸以来,多以此篇比附屈子忠贞之德。”(《重订屈原赋校注》)这是一般看法。明清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