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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兼具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与审美娱乐等多重属性与功能的说唱形式，宝卷在中国南北各地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过长期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扎根中国底层民间社会，深度建构着其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休闲娱乐等生活形式，而且曾经严重危及国家政治大厦的安危。
尽管如是，在帝制社会时期，除了查办民间教门教案活动所涉及的档案文书、数本有限的小说戏曲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宝卷的身影，也更谈不上探讨了。进入 20世纪20年代后，在近现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学界目光下移，宝卷始进入学术视野，从而拉开中国宝卷研究的序幕。自此，郑振铎、李世瑜、车锡伦、马西沙、泽田瑞穗、欧大年等中外学人，前后相继，对中国宝卷的属性、类别、特征与功能，产生、发展与流变等基本问题，教门宝卷与民间宝卷等不同类别等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在民间宝卷领域，为回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车锡伦等先生的示范与推动下，宝卷研究近些年来进展较快。中国宝卷研究界分别对江南吴方言区宝卷、西北宝卷、河北及山西等地的宣卷活动、宝卷文献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搜集与整理，并对上述各地宝卷的产生与发展，文本形式与宣演特点，与当地信仰、风俗、民间曲艺等之间的关系等做了一定研究。但是，因为宝卷自身的复杂性，宝卷文献的搜集、疏证之难，学界的学科分类之限等，中国宝卷研究依然在上述各方面存在诸多争议，留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就民间宝卷领域而言，南强北弱的局面有待改善，与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突破，在其发展中与各地的其他民间文艺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有待深入，与各地民间社会的信仰生活、风俗变迁等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化。为是，历经六年磨砺而告竣、出版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彰显出其不凡的学术价值，成为中国宝卷研究，特别是民间宝卷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
《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为尚丽新与车锡伦两位先生合著，是一本严谨、扎实、深细的学术专著，它采用个案探讨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北方民间宝卷在山西、西北、河北等地的流布，在教门宝卷与不同民间文艺活动影响下的发展与流变，相对于南方宝卷的不同地域特征与发展路径等，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力推动了中国宝卷，特别是民间宝卷研究的进展。
就其学术贡献与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该书第一次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宣演活动、文献留存、地域特征与历史发展等做了系统深入面探讨，填补了该地域宝卷系统研究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民间宝卷研究南强北弱的偏向。首先，在多年田野调查与文献搜证的基础上，作者以其锐敏的学术眼光，选取孟姜女故事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等四部宝卷为代表，将其置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变迁、中国宝卷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传播与流变的视野中，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发展路径与地域特点，所受民间教门宝卷、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影响，与北方民间社会的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关系等给予了专门探讨。其次，不仅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文献留存的数量、产生年代与代表性宝卷的文本形式与宣演特点等做了翔实的记录与整理、考辨与论析，而且站在中国宝卷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结合南方宝卷的研究，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地域特色、形式变迁及其发展过程中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与深入细致的论析。该书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案例论析与整体论证扎实有力、富有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对以后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其二，该书以车锡伦先生的《中国宝卷总目》为基础，结合作者在北方各地的田野调查、各大图书馆所藏宝卷的研读，以及网络所见新文献的购阅等，第一次对北方民间宝卷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地域的现存宝卷文献的名称、数量等做了新的增补与全面的整理、辨析与归类，同时也更正了《中国宝卷总目》若干失误之处，为后来者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大大便利了学界对北方民间宝卷的进一步研究。作者不仅在宝卷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统计出明末至嘉庆前的宝卷17种，嘉庆、道光年间的宝卷21种，介休民间宝卷74本等，而且对作者所经眼的116种北方宝卷（以民间宝卷为主）版本、文本形式与故事内容、来源与传播等情况做了翔实的记录与考辨。以往，在北方各地的宝卷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因为对宝卷的属性、历史发展与地域特性没有真正的掌握，缺乏对该地宝卷判别的科学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地宝卷的历史年代、来源与数量的误判。该书的上述研究对此做了有力的纠正，为其他区域以及后来者的地域宝卷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三，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高度的学术勇气，打破民间俗文学研究与民间教门研究的学科壁垒，对北方民间宝卷在发展中所受民间教门宝卷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特点与地域特色等给予了有力探讨。以河北、山西等地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间教门孕育、发展与繁荣的中心地带，明清时期民间教门宝卷盛行于此、蔚为大观，对该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社会风习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产生过直接、深入、长期的历史影响。这是南方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作为俗文学研究界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不难，但是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就不容易了。这不仅要跨越已经形成的学科分界，而且要克服自身在民间教门领域的学术短板，需要相当的学术胆识。当然，作者的研究相当聪明，他们有效避开了民间教门宝卷内容与功能的某些更为艰涩、专门的方面，而是着重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的孕育与发展中，民间教门宝卷在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与民间教门宝卷的关系，是该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整体研究，无论是地域特征研究，还是历史发展研究，都贯穿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北方民间宝卷形式变迁、孟姜女故事宝卷等的研究。
其四，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考辨，对北方民间宝卷发展流变与地域分布中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南北民间宝卷之所以各具特色，且在北方不同地域的民间宝卷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不同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别。民间宝卷与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宝卷学界多有谈及，却鲜有专门深论的薄弱环节。该书作者为此付出了相当努力。作者以宝卷文本细读为前提，在广考不同俗文学故事传播与流变的基础上，对宝卷所涉故事内容与形式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融汇与更新、发展与嬗变做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北方民间宝卷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南北宝卷不同的地域特征。其中，个案研究，如《红灯宝卷》与“红灯记”故事的流传之间关系的研究，视野开放，资料翔实，爬梳细致，论证具体而深入，相当耐读。不仅如是，即便是在第一部分的专章研究中，也无泛泛而论，而是注重实证，讲究宝卷文本细读与各种相关民间文艺形式系统之典范文本之间的比较与论析。 当然，因为史料留存的局限、作者学科背景与研究思路的制约等，该书并未穷尽北方民间宝卷的全部内容，有些方面还有待明确、补充与深化。其一，北方民间宝卷的类别有待细化。按照车锡伦先生的观点，民间宝卷除“讲唱故事”宝卷外，还有劝世文宝卷、祝祷仪式宝卷、小卷等。那么，北方民间宝卷又可以分为哪些类别，是否也是如此呢？北方民间宝卷中，有无祝祷仪式宝卷、劝世文宝卷，若有的话，又有何新的与南方不同的特点呢？北方是否有新的宝卷种类呢？ 这些探讨有助于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属性、特点与功能等其他方面的理解与评价，还是有必要交代、说明与探讨的。 其二，关于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这一方面，作者确实下了相当的力气来处理这一问题，不过依然存在着多重形式、略轻内容等的遗憾，而这势必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比如，在北方民间宝卷中存在一种宝卷，专门在民间信仰场所说唱，内容虽有故事性因素，却并非角色分明、张弛有度的文学故事，而是一种神圣信仰的呈现与表征。这些宝卷，虽未有明确的教门归属，却在神灵信仰与思想内容上与民间教门宝卷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何认识这些民间宝卷与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对其宗教内涵、意义与功能的解读。总之，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教门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有相当空间。其三，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亦有待展开与深化。作为一种富有信仰、教化功能，且未受官方宰制的民间说唱形式，北方民间宝卷的创制、抄念等活动本身就是民间社会自我维系与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形式，融入民间社会的肌体内部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研究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就有必要以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学定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与理论论证。该书虽然对此有所论及，但相对来说还有点单薄，有待加强。
总之，《北方民间宝卷研究》突破了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仅注重一时一地的局限性，将北方各地域宝卷视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宝卷历史发展与地域分布的大背景上，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北方民间宝卷的发展演变与地域特色，与民间教门宝卷、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之间的关系，为北方民间宝卷，甚至整个中国民间宝卷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相当多的学术话题与研究空间，成为《中国宝卷研究》后民间宝卷研究界又一富有创造性、具有突破意义的学术专著。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北方民间宝卷的保护、整理与发展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值得学术界与相关部门重视。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安徽财经大学文艺学院副教授）
尽管如是，在帝制社会时期，除了查办民间教门教案活动所涉及的档案文书、数本有限的小说戏曲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宝卷的身影，也更谈不上探讨了。进入 20世纪20年代后，在近现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学界目光下移，宝卷始进入学术视野，从而拉开中国宝卷研究的序幕。自此，郑振铎、李世瑜、车锡伦、马西沙、泽田瑞穗、欧大年等中外学人，前后相继，对中国宝卷的属性、类别、特征与功能，产生、发展与流变等基本问题，教门宝卷与民间宝卷等不同类别等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在民间宝卷领域，为回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车锡伦等先生的示范与推动下，宝卷研究近些年来进展较快。中国宝卷研究界分别对江南吴方言区宝卷、西北宝卷、河北及山西等地的宣卷活动、宝卷文献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搜集与整理，并对上述各地宝卷的产生与发展，文本形式与宣演特点，与当地信仰、风俗、民间曲艺等之间的关系等做了一定研究。但是，因为宝卷自身的复杂性，宝卷文献的搜集、疏证之难，学界的学科分类之限等，中国宝卷研究依然在上述各方面存在诸多争议，留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就民间宝卷领域而言，南强北弱的局面有待改善，与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突破，在其发展中与各地的其他民间文艺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有待深入，与各地民间社会的信仰生活、风俗变迁等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化。为是，历经六年磨砺而告竣、出版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彰显出其不凡的学术价值，成为中国宝卷研究，特别是民间宝卷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
《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为尚丽新与车锡伦两位先生合著，是一本严谨、扎实、深细的学术专著，它采用个案探讨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北方民间宝卷在山西、西北、河北等地的流布，在教门宝卷与不同民间文艺活动影响下的发展与流变，相对于南方宝卷的不同地域特征与发展路径等，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力推动了中国宝卷，特别是民间宝卷研究的进展。
就其学术贡献与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该书第一次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宣演活动、文献留存、地域特征与历史发展等做了系统深入面探讨，填补了该地域宝卷系统研究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民间宝卷研究南强北弱的偏向。首先，在多年田野调查与文献搜证的基础上，作者以其锐敏的学术眼光，选取孟姜女故事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等四部宝卷为代表，将其置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变迁、中国宝卷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传播与流变的视野中，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发展路径与地域特点，所受民间教门宝卷、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影响，与北方民间社会的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关系等给予了专门探讨。其次，不仅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文献留存的数量、产生年代与代表性宝卷的文本形式与宣演特点等做了翔实的记录与整理、考辨与论析，而且站在中国宝卷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结合南方宝卷的研究，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地域特色、形式变迁及其发展过程中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与深入细致的论析。该书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案例论析与整体论证扎实有力、富有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对以后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其二，该书以车锡伦先生的《中国宝卷总目》为基础，结合作者在北方各地的田野调查、各大图书馆所藏宝卷的研读，以及网络所见新文献的购阅等，第一次对北方民间宝卷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地域的现存宝卷文献的名称、数量等做了新的增补与全面的整理、辨析与归类，同时也更正了《中国宝卷总目》若干失误之处，为后来者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大大便利了学界对北方民间宝卷的进一步研究。作者不仅在宝卷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统计出明末至嘉庆前的宝卷17种，嘉庆、道光年间的宝卷21种，介休民间宝卷74本等，而且对作者所经眼的116种北方宝卷（以民间宝卷为主）版本、文本形式与故事内容、来源与传播等情况做了翔实的记录与考辨。以往，在北方各地的宝卷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因为对宝卷的属性、历史发展与地域特性没有真正的掌握，缺乏对该地宝卷判别的科学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地宝卷的历史年代、来源与数量的误判。该书的上述研究对此做了有力的纠正，为其他区域以及后来者的地域宝卷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三，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高度的学术勇气，打破民间俗文学研究与民间教门研究的学科壁垒，对北方民间宝卷在发展中所受民间教门宝卷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特点与地域特色等给予了有力探讨。以河北、山西等地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间教门孕育、发展与繁荣的中心地带，明清时期民间教门宝卷盛行于此、蔚为大观，对该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社会风习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产生过直接、深入、长期的历史影响。这是南方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作为俗文学研究界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不难，但是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就不容易了。这不仅要跨越已经形成的学科分界，而且要克服自身在民间教门领域的学术短板，需要相当的学术胆识。当然，作者的研究相当聪明，他们有效避开了民间教门宝卷内容与功能的某些更为艰涩、专门的方面，而是着重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的孕育与发展中，民间教门宝卷在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与民间教门宝卷的关系，是该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整体研究，无论是地域特征研究，还是历史发展研究，都贯穿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北方民间宝卷形式变迁、孟姜女故事宝卷等的研究。
其四，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考辨，对北方民间宝卷发展流变与地域分布中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南北民间宝卷之所以各具特色，且在北方不同地域的民间宝卷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不同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别。民间宝卷与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宝卷学界多有谈及，却鲜有专门深论的薄弱环节。该书作者为此付出了相当努力。作者以宝卷文本细读为前提，在广考不同俗文学故事传播与流变的基础上，对宝卷所涉故事内容与形式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融汇与更新、发展与嬗变做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北方民间宝卷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南北宝卷不同的地域特征。其中，个案研究，如《红灯宝卷》与“红灯记”故事的流传之间关系的研究，视野开放，资料翔实，爬梳细致，论证具体而深入，相当耐读。不仅如是，即便是在第一部分的专章研究中，也无泛泛而论，而是注重实证，讲究宝卷文本细读与各种相关民间文艺形式系统之典范文本之间的比较与论析。 当然，因为史料留存的局限、作者学科背景与研究思路的制约等，该书并未穷尽北方民间宝卷的全部内容，有些方面还有待明确、补充与深化。其一，北方民间宝卷的类别有待细化。按照车锡伦先生的观点，民间宝卷除“讲唱故事”宝卷外，还有劝世文宝卷、祝祷仪式宝卷、小卷等。那么，北方民间宝卷又可以分为哪些类别，是否也是如此呢？北方民间宝卷中，有无祝祷仪式宝卷、劝世文宝卷，若有的话，又有何新的与南方不同的特点呢？北方是否有新的宝卷种类呢？ 这些探讨有助于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属性、特点与功能等其他方面的理解与评价，还是有必要交代、说明与探讨的。 其二，关于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这一方面，作者确实下了相当的力气来处理这一问题，不过依然存在着多重形式、略轻内容等的遗憾，而这势必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比如，在北方民间宝卷中存在一种宝卷，专门在民间信仰场所说唱，内容虽有故事性因素，却并非角色分明、张弛有度的文学故事，而是一种神圣信仰的呈现与表征。这些宝卷，虽未有明确的教门归属，却在神灵信仰与思想内容上与民间教门宝卷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何认识这些民间宝卷与教门宝卷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对其宗教内涵、意义与功能的解读。总之，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教门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有相当空间。其三，北方民间宝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亦有待展开与深化。作为一种富有信仰、教化功能，且未受官方宰制的民间说唱形式，北方民间宝卷的创制、抄念等活动本身就是民间社会自我维系与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形式，融入民间社会的肌体内部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研究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就有必要以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学定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与理论论证。该书虽然对此有所论及，但相对来说还有点单薄，有待加强。
总之，《北方民间宝卷研究》突破了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仅注重一时一地的局限性，将北方各地域宝卷视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宝卷历史发展与地域分布的大背景上，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北方民间宝卷的发展演变与地域特色，与民间教门宝卷、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等之间的关系，为北方民间宝卷，甚至整个中国民间宝卷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相当多的学术话题与研究空间，成为《中国宝卷研究》后民间宝卷研究界又一富有创造性、具有突破意义的学术专著。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北方民间宝卷的保护、整理与发展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值得学术界与相关部门重视。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安徽财经大学文艺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