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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有个冲动，想要写写一本老书《西游记》。这书的吊诡之处多多，比如吸“粉”的时间：著名的希腊神话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而同样的著名的罗马神话虽然实际上并不拥有自己的完整体系，直到罗马共和国末期本土诗人才开始模仿希腊神话进行编写，但也比《西游记》成书的时间要早得多；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中国本土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作品，《西游记》的成书时间在公元1500年-1582年间，这是中国传统神话传说面世之后的3000余年、希腊神话诞生2000余年之后的事了。要知道明代非但不是创造神话的时代，相反，在宋代学术天下的风习之后，明朝的样子不仅经济规模宏大，而且科技务实人文发达。可是我并不想说这个。
我想说的，是这个神话不够神话的地方，那些人间烟火月黑风高大雪纷飞唯独他们不飞的故事。《西游记》告诉我们，高飞的理想，是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
人间写作，这正是神话进入教学言说的合理前提。
一、生命哲学的浪漫主义书写
《西游记》传达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相信这个问题被抛出在幼稚园的教室里的时候，小朋友的答问会是单纯而美好的：一个好人打坏人的故事，一个动物们的故事，一个勇敢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故事……但是，当这个问题重新拾起在高中语文课堂甚或大学文学课堂里的时候，恐怕就不是那么妙了。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感官到头脑的迁移；一个人对世界的体认，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头脑曾经接受过怎样的洗礼。当然，这也正说明，《西游记》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文本。
我想，一个作家，他在写故事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事，一定是他的故事必须是吸引人的，而不是他要在文本里传播怎样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在想写作这回事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一定不是他要写一个主题上多么让全人类刻骨铭心的以便流芳百世的文本——真有那样的想法，恐怕是荒谬而无耻的，克罗齐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要在心里想着流芳百世的问题的时候，你恐怕就要做任一时代的叛徒。流芳百世的问题从来不是预设来的，而是自然随着人心走下来的。那么《西游记》的作者，他要给他的故事增加这个吸引力，就会用上一些手段，比如动物寓言。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本能地抵抗了一下。
动物寓言一般性的写法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著名的《动物寓言集》，出版于1951年，作者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曾经由博尔赫斯推荐刊登在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编年史》上。有意思的是，这个集子，形制上是个短篇小说集，与《西游记》的单故事独立成篇的体制很相似，差别在于，它不是一个连续系列小说文本。《动物寓言集》中既有真正的动物，也有像人的动物，比如影射人性的虎，以及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等等，动物执行着既定的使命，它们都是人类世界的象征。动物寓言里，动物是一切世界表象的主体，人类在隐喻世界里存在。
而《西游记》却让人类与动物在一个世界里存在。是的，我相信这是神魔作品中国式写作的坦诚与天真。
天地人的格局被前所未有地打破，人自以为是建构起来的权力社会与神秘世界的权威，被齐天大圣棒打一空，世界重新回到一个空间的概念。这种构想胆大包天，不可一世，狂妄至极。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空间想象上的大格局时代的到来，恐怕也可以作为明代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末路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之范本。
人类想象的世界当然是存在自我主体立场这个局限的。所以这个通天遁地的齐天大圣唯独服帖于人世律令，打乱了天界地界的壁垒，是为人界豁朗了通途；又做了唐三藏的乖徒，收敛了飞行的本领，行走了一路的人间烟火，普普通通，温暖感动。
我以为，这是在告诉世人：做人，是一种态度。无关出身来历无关本领能力无关荣誉劣迹，我们原可一路同行，从生生死死，到无生无死，于天地之间，只走成一路忠诚，坦坦荡荡，浩浩汤汤。
《西游記》仍然是一个寓言——只不过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生命的寓言，一个关乎“天地人”生命哲学的浪漫主义书写，一个近现代启蒙思想的人文表达：人在一己之生命的空间里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向下的姿态，可以占山为王如悟空、懈怠苟且如悟能、并非不能已于言如悟净；而人一旦在无时无间的天地间，那就不能不目光远大，端方正立，生无所息，嗜难而行。
二、制衡与反制衡
接下去不得不说一说这个严肃的命题怎么编才好看。
《西游记》故事脉络清晰，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西游记》，却从东胜写起，唐僧又在中华，其相隔不知几万千也，如何会合得来？看他一层一层，有经有纬，有理有法，贯串极其神妙，方知第一回落笔之际，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非是作了一段，又去想出一段也。”《西游记》前11回，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链状结构。后89回，同《水浒传》结构颇为相似，都是以某一终极目的为旨归的单线结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灵山，取得真经。
在考察西天取经的数十个历险故事时，故事的叙事结构相似。如同西方游记所固有的模式一样，历险故事往往被安排成遇险——排难——再遇险——再排难的结构。前一险与后一险之间，往往有一段相似的关于季节变化更替的语句来作为衔接，如第64回开首：“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长岭，岭顶上是路。”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章回之间衔接的模本，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使叙事节奏加快，增强小说内在的吸引力，其二是通过遭遇新的磨难来添加悬念，再一次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传统小说的情节制衡模式。
但是，历险而修成正果的传统链条式制衡模式果真是《西游记》成为经典的所有奥秘吗？
如果把《西游记》重写一遍——当然，重写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文字游戏，把师徒四人换成现代商业精英巨子的名字，我以为我这样的改编没有根本性问题。首先，西天取经的代表都是精英人物——明代是汉人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商业成熟，商人成为那个时代新的精英阶层，这从《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其二，明代思想开放，国际交流频繁，有郑和下西洋为证。所以我的现代版与原版《西游记》之间基本不存在时代性的违和感。 但这么一来我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人名，现代版的《西游记》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不合逻辑，甚至比原来“神话的荒唐”更荒唐：所以从一个人间书写的常情常理来推说，在《西游记》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重“然诺”（《文选·宋玉》），是“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团体，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使《西游记》穿越时空成为经典的一个支柱性力量。
一个精英团体的契约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不是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西游记》这个作品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正是要强调这个契约精神的存在，作家才要不遗余力去写出精英们各自身上人性的缺陷，可是，谁又能不去喜欢悟空任性的恃才放旷，不去喜欢悟净怠惰着又欢喜着他的女人那人间的小性情，不去喜欢悟净食九人的强力和不言不语自我控制中的更强力，不去喜欢白龙马宁愿改变王的矜贵甘愿成为坐骑的那种诚恳，不去喜欢唐三藏四周八面慈悲到底的无上包容？“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清·叶存仁），这一切人性的真实坦白，隐忍克制，使人间精神真实可信；九九八十一难的真实行走，究竟证明了契约精神的信念践行。《西游记》以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天际关系建构了全面的人事经验，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人不是要感动世界，人最终要感动的是他自己，那个在深深感受自己的改变里踽踽独行的他自己，他因而“走”成了一个世界，他就是春夏秋冬整个儿的天地。
平面的“飞”神与活的“在路上的”人——我想，作家在反制衡的叙事逻辑里所要说出的，正是这个意思。
三、向终极意义发起追问
小说是建筑。任何一个文本，它要拥有魅力，一定会让自己“不完成”，就像建筑有门，有窗，也就透出了“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神秘。“不完成”的意义在于叙事的不闭合，不闭合就给读者提具了多维解读的可能。举两个例子来对比一下。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个闭合型的叙事结构，故事讲完了，意义也就终结了，所以才子佳人小说是有终点的，那个时代结束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气数也就尽了。相反，博尔赫斯追求无限叙事，他的小说很多时候说的都是没有究竟的故事，比如《沙之书》，写了一本无始无终沙之书，这书的页码没完没了，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这正是博尔赫斯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竭力突破未知，最终却体验到无限而确证自我的渺小无力。
小说的一个使命是制造好看，好看的小說总是充满未尽与悬疑。这个悬疑的制作和破解是一个有趣的互逆的过程，作家是带着明晰的结论来制作出这个悬疑的，而我们的读者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带着破解悬疑的欲望来读小说的，所以这里面实然是一个心理时间制造的阳谋——正是这个阳谋，才使小说好看了。现在很多小说不好看，是因为写作者总是用创作电视连续剧的思维来写作小说，他把一切说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让读者任何时候中断或进去都不影响叙事的勾连——完全忽视了时间里的这个阳谋，所以也就失去了时间里的魅惑。
《西游记》未始不是一本无尽之书。走与飞的行动选择，是一个宗教选择，也未始不是一个时间性的选择。
关于宗教行动的意义，阿伦特有一个精彩的分析。她说，单就激情的程度来说，耶稣对行动、对行善的爱——乐于通过行“奇迹”来影响未曾预料的事物，乐于通过宽恕罪过而促生新的开始——可以与苏格拉底对思考的爱相媲美，阿伦特就此敏锐地区分了耶稣与基督教中作为罪人之救主的基督。这里所指出的最要紧的是耶稣的这种执着：为了行善，所做之事的善必须不仅对他人隐藏起来，而且对行动者自己也要隐藏起来。这表征着行动者的忘我、行动者之自我的不在场，而不仅仅是他不去进行自我确证。在这种意义上，行善者在世界上甚至比思想者更孤独，因为他甚至缺少自我的陪伴。耶稣的崇高和革命性的无所顾忌暗示了，在他那里缺少对稳定的制度、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切。
阿伦特的“行动”概念，相对于“行为”，其独特标志就在于它是其自身的目的。对阿伦特来说，这不仅使行动区别于为生计而劳动，也使它区别于任何一种制作，因为制作的目的不在那种活动本身之中，而是外在于、超越于它，包括那些为丰富、修饰世界而制作的创造性艺术作品。阿伦特把行动理解为积极生活的一种完美的、纯粹的活动，而耶稣以其可以说是无目的的“无所畏惧”为行动树立了典范。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谁是善的，这尤其是因为耶稣否认他自己是。
“宗教行动”，是的，这正是《西游记》有别于其他经典小说的典范特征，这个行动的特性即是“不完成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在写作时所选择的行动概述与时间概念，都具备了无穷大与不闭合的本质。王母用蟠桃来控制天界人神的寿数，而悟空穿越地府从生死簿上勾去了自己的名字，写出了突破生命时间被控制的理想；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饥时，给他铁丸子吃，渴时，给他熔化的铜汁喝”，石身铜心的悟空同样隐喻着生命可以冲破无穷尽的时间；九九八十一难，这是汉文化里最大数字，是人间困境的极限，但最终也被风轻云淡化作永恒的纪念。《西游记》在叙事上绝非“小径交叉的花园”，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甚至反反复复，对称呈现，但却一样给了我们一座时间的迷宫：已知与未知、偶然与必然、过去与现在、绝对的困境与相对的存在，生命的真相就是漫长时间里的生无所息、永劫轮回，真正的智慧就在时间那里，我们永远捉摸不透——这就是《西游记》给我们演示的时间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也是它可以永远站在那儿、对每个因生命短暂而注定浅薄的人类表达讥讽与提出终极发问的哲学理由。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
我想说的，是这个神话不够神话的地方，那些人间烟火月黑风高大雪纷飞唯独他们不飞的故事。《西游记》告诉我们，高飞的理想，是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
人间写作，这正是神话进入教学言说的合理前提。
一、生命哲学的浪漫主义书写
《西游记》传达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相信这个问题被抛出在幼稚园的教室里的时候，小朋友的答问会是单纯而美好的：一个好人打坏人的故事，一个动物们的故事，一个勇敢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故事……但是，当这个问题重新拾起在高中语文课堂甚或大学文学课堂里的时候，恐怕就不是那么妙了。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感官到头脑的迁移；一个人对世界的体认，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头脑曾经接受过怎样的洗礼。当然，这也正说明，《西游记》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文本。
我想，一个作家，他在写故事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事，一定是他的故事必须是吸引人的，而不是他要在文本里传播怎样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在想写作这回事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一定不是他要写一个主题上多么让全人类刻骨铭心的以便流芳百世的文本——真有那样的想法，恐怕是荒谬而无耻的，克罗齐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要在心里想着流芳百世的问题的时候，你恐怕就要做任一时代的叛徒。流芳百世的问题从来不是预设来的，而是自然随着人心走下来的。那么《西游记》的作者，他要给他的故事增加这个吸引力，就会用上一些手段，比如动物寓言。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本能地抵抗了一下。
动物寓言一般性的写法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著名的《动物寓言集》，出版于1951年，作者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曾经由博尔赫斯推荐刊登在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编年史》上。有意思的是，这个集子，形制上是个短篇小说集，与《西游记》的单故事独立成篇的体制很相似，差别在于，它不是一个连续系列小说文本。《动物寓言集》中既有真正的动物，也有像人的动物，比如影射人性的虎，以及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等等，动物执行着既定的使命，它们都是人类世界的象征。动物寓言里，动物是一切世界表象的主体，人类在隐喻世界里存在。
而《西游记》却让人类与动物在一个世界里存在。是的，我相信这是神魔作品中国式写作的坦诚与天真。
天地人的格局被前所未有地打破，人自以为是建构起来的权力社会与神秘世界的权威，被齐天大圣棒打一空，世界重新回到一个空间的概念。这种构想胆大包天，不可一世，狂妄至极。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空间想象上的大格局时代的到来，恐怕也可以作为明代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末路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之范本。
人类想象的世界当然是存在自我主体立场这个局限的。所以这个通天遁地的齐天大圣唯独服帖于人世律令，打乱了天界地界的壁垒，是为人界豁朗了通途；又做了唐三藏的乖徒，收敛了飞行的本领，行走了一路的人间烟火，普普通通，温暖感动。
我以为，这是在告诉世人：做人，是一种态度。无关出身来历无关本领能力无关荣誉劣迹，我们原可一路同行，从生生死死，到无生无死，于天地之间，只走成一路忠诚，坦坦荡荡，浩浩汤汤。
《西游記》仍然是一个寓言——只不过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生命的寓言，一个关乎“天地人”生命哲学的浪漫主义书写，一个近现代启蒙思想的人文表达：人在一己之生命的空间里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向下的姿态，可以占山为王如悟空、懈怠苟且如悟能、并非不能已于言如悟净；而人一旦在无时无间的天地间，那就不能不目光远大，端方正立，生无所息，嗜难而行。
二、制衡与反制衡
接下去不得不说一说这个严肃的命题怎么编才好看。
《西游记》故事脉络清晰，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西游记》，却从东胜写起，唐僧又在中华，其相隔不知几万千也，如何会合得来？看他一层一层，有经有纬，有理有法，贯串极其神妙，方知第一回落笔之际，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非是作了一段，又去想出一段也。”《西游记》前11回，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链状结构。后89回，同《水浒传》结构颇为相似，都是以某一终极目的为旨归的单线结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灵山，取得真经。
在考察西天取经的数十个历险故事时，故事的叙事结构相似。如同西方游记所固有的模式一样，历险故事往往被安排成遇险——排难——再遇险——再排难的结构。前一险与后一险之间，往往有一段相似的关于季节变化更替的语句来作为衔接，如第64回开首：“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长岭，岭顶上是路。”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章回之间衔接的模本，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使叙事节奏加快，增强小说内在的吸引力，其二是通过遭遇新的磨难来添加悬念，再一次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传统小说的情节制衡模式。
但是，历险而修成正果的传统链条式制衡模式果真是《西游记》成为经典的所有奥秘吗？
如果把《西游记》重写一遍——当然，重写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文字游戏，把师徒四人换成现代商业精英巨子的名字，我以为我这样的改编没有根本性问题。首先，西天取经的代表都是精英人物——明代是汉人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商业成熟，商人成为那个时代新的精英阶层，这从《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其二，明代思想开放，国际交流频繁，有郑和下西洋为证。所以我的现代版与原版《西游记》之间基本不存在时代性的违和感。 但这么一来我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人名，现代版的《西游记》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不合逻辑，甚至比原来“神话的荒唐”更荒唐：所以从一个人间书写的常情常理来推说，在《西游记》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重“然诺”（《文选·宋玉》），是“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团体，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使《西游记》穿越时空成为经典的一个支柱性力量。
一个精英团体的契约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不是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西游记》这个作品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正是要强调这个契约精神的存在，作家才要不遗余力去写出精英们各自身上人性的缺陷，可是，谁又能不去喜欢悟空任性的恃才放旷，不去喜欢悟净怠惰着又欢喜着他的女人那人间的小性情，不去喜欢悟净食九人的强力和不言不语自我控制中的更强力，不去喜欢白龙马宁愿改变王的矜贵甘愿成为坐骑的那种诚恳，不去喜欢唐三藏四周八面慈悲到底的无上包容？“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清·叶存仁），这一切人性的真实坦白，隐忍克制，使人间精神真实可信；九九八十一难的真实行走，究竟证明了契约精神的信念践行。《西游记》以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天际关系建构了全面的人事经验，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人不是要感动世界，人最终要感动的是他自己，那个在深深感受自己的改变里踽踽独行的他自己，他因而“走”成了一个世界，他就是春夏秋冬整个儿的天地。
平面的“飞”神与活的“在路上的”人——我想，作家在反制衡的叙事逻辑里所要说出的，正是这个意思。
三、向终极意义发起追问
小说是建筑。任何一个文本，它要拥有魅力，一定会让自己“不完成”，就像建筑有门，有窗，也就透出了“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神秘。“不完成”的意义在于叙事的不闭合，不闭合就给读者提具了多维解读的可能。举两个例子来对比一下。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个闭合型的叙事结构，故事讲完了，意义也就终结了，所以才子佳人小说是有终点的，那个时代结束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气数也就尽了。相反，博尔赫斯追求无限叙事，他的小说很多时候说的都是没有究竟的故事，比如《沙之书》，写了一本无始无终沙之书，这书的页码没完没了，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这正是博尔赫斯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竭力突破未知，最终却体验到无限而确证自我的渺小无力。
小说的一个使命是制造好看，好看的小說总是充满未尽与悬疑。这个悬疑的制作和破解是一个有趣的互逆的过程，作家是带着明晰的结论来制作出这个悬疑的，而我们的读者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带着破解悬疑的欲望来读小说的，所以这里面实然是一个心理时间制造的阳谋——正是这个阳谋，才使小说好看了。现在很多小说不好看，是因为写作者总是用创作电视连续剧的思维来写作小说，他把一切说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让读者任何时候中断或进去都不影响叙事的勾连——完全忽视了时间里的这个阳谋，所以也就失去了时间里的魅惑。
《西游记》未始不是一本无尽之书。走与飞的行动选择，是一个宗教选择，也未始不是一个时间性的选择。
关于宗教行动的意义，阿伦特有一个精彩的分析。她说，单就激情的程度来说，耶稣对行动、对行善的爱——乐于通过行“奇迹”来影响未曾预料的事物，乐于通过宽恕罪过而促生新的开始——可以与苏格拉底对思考的爱相媲美，阿伦特就此敏锐地区分了耶稣与基督教中作为罪人之救主的基督。这里所指出的最要紧的是耶稣的这种执着：为了行善，所做之事的善必须不仅对他人隐藏起来，而且对行动者自己也要隐藏起来。这表征着行动者的忘我、行动者之自我的不在场，而不仅仅是他不去进行自我确证。在这种意义上，行善者在世界上甚至比思想者更孤独，因为他甚至缺少自我的陪伴。耶稣的崇高和革命性的无所顾忌暗示了，在他那里缺少对稳定的制度、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切。
阿伦特的“行动”概念，相对于“行为”，其独特标志就在于它是其自身的目的。对阿伦特来说，这不仅使行动区别于为生计而劳动，也使它区别于任何一种制作，因为制作的目的不在那种活动本身之中，而是外在于、超越于它，包括那些为丰富、修饰世界而制作的创造性艺术作品。阿伦特把行动理解为积极生活的一种完美的、纯粹的活动，而耶稣以其可以说是无目的的“无所畏惧”为行动树立了典范。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谁是善的，这尤其是因为耶稣否认他自己是。
“宗教行动”，是的，这正是《西游记》有别于其他经典小说的典范特征，这个行动的特性即是“不完成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在写作时所选择的行动概述与时间概念，都具备了无穷大与不闭合的本质。王母用蟠桃来控制天界人神的寿数，而悟空穿越地府从生死簿上勾去了自己的名字，写出了突破生命时间被控制的理想；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饥时，给他铁丸子吃，渴时，给他熔化的铜汁喝”，石身铜心的悟空同样隐喻着生命可以冲破无穷尽的时间；九九八十一难，这是汉文化里最大数字，是人间困境的极限，但最终也被风轻云淡化作永恒的纪念。《西游记》在叙事上绝非“小径交叉的花园”，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甚至反反复复，对称呈现，但却一样给了我们一座时间的迷宫：已知与未知、偶然与必然、过去与现在、绝对的困境与相对的存在，生命的真相就是漫长时间里的生无所息、永劫轮回，真正的智慧就在时间那里，我们永远捉摸不透——这就是《西游记》给我们演示的时间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也是它可以永远站在那儿、对每个因生命短暂而注定浅薄的人类表达讥讽与提出终极发问的哲学理由。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