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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是写的新诗和散文。这些诗文也曾在武汉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过，现在则一无所存，连篇名和笔名也无从记忆。
一九三四年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后，也写过点散文。老实说，那时候进行文学创作，首先是因为爱好，由于心情郁闷，有感而发，总觉得要抒发自己心胸的不平，揭露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我第一篇写作的小说，就是《灾难中的人群》。
但是，必须不断地进行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获得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先得活下来，然后才能参加革命文艺活动。
因为初学写作，年轻，生活的经历不很丰富，进行创作的时候，大抵都是写的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虽然有些虚构，也无非是人物性格或故事情节上有所综合、取舍或选择，不可能有更大的想象的广阔天地。
有时，从生活中观察、感受到的东西较深，对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比较理解，就容易结构为小说，于是稍加虚构，写成了小说。
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人物和现象，理解还不深，有些片断却印象较深，感到还不能结构为小说，着重于塑造人物的形象，于是就把一些印象较深的东西记录下来，先发表，就这样，也就在小说之外，写下了一些散文一类的东西。这些作品随着编辑的各自鉴别的标准，被命名为散文、报告、速写。有的作品发表时叫做速写或报告，后来我又编到短篇小说里去了，例如《抛包》和《弱者》，也没有听到人反对。我自己则明确一条：凡是记实的东西，应说是报告文学，如《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而《我们失去了什么》完全是借一时的感触抒发自己情感的东西，才叫做散文。
《弱者》其实是速写，但又多少有点加工、虚构，放到小说里也未尝不可。
那时候写作，总是有感而发，真也没有读过什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之类；所以，倒真是不拘形式。直到一九三九年春作为一个记者到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中进行采访时，我才明确要以写报告文学为主。从此，到四十年代，也就很少写小说和散文了。可是，又有的同志说，我的报告文学还似乎散文气多了一些。
建国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创作，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重返文学工作岗位上来，居然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些散文。更没有想到，搁笔十多年后，我这个年已六十五岁的老人第一次提笔写作的时候，是写了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字《永恒的纪念》。而且，这三年的散文中，有这么多的悼念老战友的文字，这使得自己有时陷于难以排除的悲痛的回忆之中。有人说饱经风霜的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多年的磨炼，已经有如化石一样。化石尽管有很强的硬度，经过化验和考察，还可以查出世纪的年龄来，了解到当时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有些什么植物、动物，生存在陆地还是海洋……，但多少世纪来人类在生活中经历的种种的思想情感的痕迹，却是无法寻找和发现的。
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渐渐被千丝万缕的种种欢乐、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断缠绕，也终于会形成一层硬壳。
但正如俗话所说，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正如不论有多么强硬、深厚的地壳，也不能使地下岩浆的烈火停止燃烧、奔流，甚至喷射到大地上来一样。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写作一些悼念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散文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悲痛回忆过程，不能不激发出一些真挚的情感来，带来一些激愤的情绪，象岩浆迸发时溅出的火花，不免烫伤了某些人的皮肤，这也是我难以料到的。我也确实没有想到有几篇散文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有的青年读者来信说，我的散文不象老年人写的。但愿这话是出于一种善意，是肯定我这个老人还有点童心，还能在感情激动之际说几句真心话。否则，回忆那许多往事，如述家常，无动于衷，不痛不痒，平平静静讲点套话，不能使人吸取点历史教训，写它作甚，写它何用。
当然，我坚信，十年动乱的历史终于过去了。特别是在学习了六中全会的伟大文献之后，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十年动乱的悲剧是绝不容许再发生了；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愿我这年近七十的老人，也还能为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为新的一代写点新的散文。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历史也不能抹杀和割断，但历史终究是过去的历史。我们当然还是应该展望未来，为自己、为人民、为新的一代，为社会主义祖国写下新的历史。
也许到底是老了，一旦病倒，不免随时都想到，能够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做和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回想几十年来，写了不多的东西，发了不少议论——当然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恐怕不会很多。
今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同志忽然打了个电话给我，希望我编一本散文集出版，还特别提到在解放战争末期写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等几篇通讯报道。这可能是他那时在武汉长江日报工作时期留下的印象。这可是我没想过的事情。我感谢他的建议，却还有点犹豫。
一方面是三、四十年代写的一些散文、报告，经过十年动乱，我手头都没有保存，重新搜集这些资料谈何容易。也由于记忆衰退，有的文章连篇名与笔名都忘记了，例如一九三六年左右，曾经经过叶紫同志的介绍，送到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两篇散文，至今也想不起来篇名和笔名。另一方面也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还有出版的必要。
幸而文学研究所的严平同志负责编辑我的一本研究资料，根据年谱线索，到处奔跑查阅报刊资料，加以抄写复印、校阅编目，作了大量的工作，居然把大部分文章收集起来，编了这一本散文集。
病中翻阅之后，觉得集子虽然单薄，终究给我经历的时代留下了稀疏的脚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各种斗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暴行……都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真实的记录，这对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历史可能有点帮助。
对我自己，把这半个世纪的散文汇集起来出版，大概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纪念——不应该忘却又应该忘却的纪念。
除严平同志外，邝东、张健勇同志在查阅复印资料方面也给了一些帮助。几位年青同志对我过去那些旧作居然认为值得花费这么多劳动，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不能不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也感谢上海文联魏绍昌同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有煌同志帮我抄写、复印了一点文章。
最后，特别感谢文井同志应邀写了篇短序。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散文家，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延安鲁艺文学系长期工作的几位同志，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都先后去世了；当时彼此作品的最早的读者，还能相互交换意见的同志，如今只剩下文井和我了，请他写几句话，既表示对那一段时间和工作的纪念，也是表示对这些老战友一种真挚的怀念。
一九八一年十月于首都医院
一九八二年八月最后校定
(《荒煤散文选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四年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后，也写过点散文。老实说，那时候进行文学创作，首先是因为爱好，由于心情郁闷，有感而发，总觉得要抒发自己心胸的不平，揭露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我第一篇写作的小说，就是《灾难中的人群》。
但是，必须不断地进行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获得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先得活下来，然后才能参加革命文艺活动。
因为初学写作，年轻，生活的经历不很丰富，进行创作的时候，大抵都是写的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虽然有些虚构，也无非是人物性格或故事情节上有所综合、取舍或选择，不可能有更大的想象的广阔天地。
有时，从生活中观察、感受到的东西较深，对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比较理解，就容易结构为小说，于是稍加虚构，写成了小说。
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人物和现象，理解还不深，有些片断却印象较深，感到还不能结构为小说，着重于塑造人物的形象，于是就把一些印象较深的东西记录下来，先发表，就这样，也就在小说之外，写下了一些散文一类的东西。这些作品随着编辑的各自鉴别的标准，被命名为散文、报告、速写。有的作品发表时叫做速写或报告，后来我又编到短篇小说里去了，例如《抛包》和《弱者》，也没有听到人反对。我自己则明确一条：凡是记实的东西，应说是报告文学，如《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而《我们失去了什么》完全是借一时的感触抒发自己情感的东西，才叫做散文。
《弱者》其实是速写，但又多少有点加工、虚构，放到小说里也未尝不可。
那时候写作，总是有感而发，真也没有读过什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之类；所以，倒真是不拘形式。直到一九三九年春作为一个记者到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中进行采访时，我才明确要以写报告文学为主。从此，到四十年代，也就很少写小说和散文了。可是，又有的同志说，我的报告文学还似乎散文气多了一些。
建国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创作，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重返文学工作岗位上来，居然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些散文。更没有想到，搁笔十多年后，我这个年已六十五岁的老人第一次提笔写作的时候，是写了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字《永恒的纪念》。而且，这三年的散文中，有这么多的悼念老战友的文字，这使得自己有时陷于难以排除的悲痛的回忆之中。有人说饱经风霜的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多年的磨炼，已经有如化石一样。化石尽管有很强的硬度，经过化验和考察，还可以查出世纪的年龄来，了解到当时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有些什么植物、动物，生存在陆地还是海洋……，但多少世纪来人类在生活中经历的种种的思想情感的痕迹，却是无法寻找和发现的。
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渐渐被千丝万缕的种种欢乐、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断缠绕，也终于会形成一层硬壳。
但正如俗话所说，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正如不论有多么强硬、深厚的地壳，也不能使地下岩浆的烈火停止燃烧、奔流，甚至喷射到大地上来一样。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写作一些悼念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散文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悲痛回忆过程，不能不激发出一些真挚的情感来，带来一些激愤的情绪，象岩浆迸发时溅出的火花，不免烫伤了某些人的皮肤，这也是我难以料到的。我也确实没有想到有几篇散文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有的青年读者来信说，我的散文不象老年人写的。但愿这话是出于一种善意，是肯定我这个老人还有点童心，还能在感情激动之际说几句真心话。否则，回忆那许多往事，如述家常，无动于衷，不痛不痒，平平静静讲点套话，不能使人吸取点历史教训，写它作甚，写它何用。
当然，我坚信，十年动乱的历史终于过去了。特别是在学习了六中全会的伟大文献之后，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十年动乱的悲剧是绝不容许再发生了；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愿我这年近七十的老人，也还能为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为新的一代写点新的散文。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历史也不能抹杀和割断，但历史终究是过去的历史。我们当然还是应该展望未来，为自己、为人民、为新的一代，为社会主义祖国写下新的历史。
也许到底是老了，一旦病倒，不免随时都想到，能够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做和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回想几十年来，写了不多的东西，发了不少议论——当然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恐怕不会很多。
今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同志忽然打了个电话给我，希望我编一本散文集出版，还特别提到在解放战争末期写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等几篇通讯报道。这可能是他那时在武汉长江日报工作时期留下的印象。这可是我没想过的事情。我感谢他的建议，却还有点犹豫。
一方面是三、四十年代写的一些散文、报告，经过十年动乱，我手头都没有保存，重新搜集这些资料谈何容易。也由于记忆衰退，有的文章连篇名与笔名都忘记了，例如一九三六年左右，曾经经过叶紫同志的介绍，送到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两篇散文，至今也想不起来篇名和笔名。另一方面也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还有出版的必要。
幸而文学研究所的严平同志负责编辑我的一本研究资料，根据年谱线索，到处奔跑查阅报刊资料，加以抄写复印、校阅编目，作了大量的工作，居然把大部分文章收集起来，编了这一本散文集。
病中翻阅之后，觉得集子虽然单薄，终究给我经历的时代留下了稀疏的脚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各种斗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暴行……都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真实的记录，这对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历史可能有点帮助。
对我自己，把这半个世纪的散文汇集起来出版，大概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纪念——不应该忘却又应该忘却的纪念。
除严平同志外，邝东、张健勇同志在查阅复印资料方面也给了一些帮助。几位年青同志对我过去那些旧作居然认为值得花费这么多劳动，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不能不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也感谢上海文联魏绍昌同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有煌同志帮我抄写、复印了一点文章。
最后，特别感谢文井同志应邀写了篇短序。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散文家，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延安鲁艺文学系长期工作的几位同志，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都先后去世了；当时彼此作品的最早的读者，还能相互交换意见的同志，如今只剩下文井和我了，请他写几句话，既表示对那一段时间和工作的纪念，也是表示对这些老战友一种真挚的怀念。
一九八一年十月于首都医院
一九八二年八月最后校定
(《荒煤散文选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