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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有人的用处》
今天的社会是日益信息化的社会。无线电和电视使人们在几小时内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电脑帮助人们处理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数据、文字、表格，存储大量资料……我们面临的信息量以指数方式迅速膨胀，处理信息的能力也紧紧跟上，相得益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今天信息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了，可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前，它还是只有少数专家才了解和使用的专业术语呢！
一九四八年，控制论之父维纳发表了《控制论》一书，开辟了控制论这个关于机器与动物的通讯和控制的新领域。他使用信息、反馈①、黑箱②等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处理自动控制、神经生理学、通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马上就以其新颖的思想和方法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和重视。许多人对控制论及其应用寄以厚望，并指望它能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中得到成功。为了普及控制论知识，维纳在一九五○年写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九五四年又出了修订版，对控制论这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作了通俗的阐述，对推广普及控制论知识，起到了重大作用。本书和《控制论》都是关于控制论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现在有了中译本，可以使很多非专业工作者了解控制论，实在令人高兴。
维纳在书中介绍了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且用控制论方法分析了语言、有机体、法律等现象，指出了通过对信息和社会通讯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的可能性。维纳论述了通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并预言了信息在社会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他断言“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粘结剂”。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维纳在书中还谈到了自动机的未来。它认为控制论的发展为工业自动化开辟了道路，将会引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维纳描述了自动化的诱人前景，但也着重指出，控制论和自动化是一把“双刃的刀”，既能造福也能作恶，会造成工人失业，贬低人的价值。维纳要求“建立一个以人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因此，他把书名定为《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Human Being)，要求把人作为人来使用，而不要把人贬低到和机器竞争的奴隶地位。
维纳在书中表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弊病的针砭相当有力，但他开出的药方却不怎么高明。不改变唯利是图，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社会制度，却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承担对社会的义务而放弃他们疯狂追逐的利润，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凡社会都要有内部通讯，才能使各个成员步调一致，共同努力。蚂蚁、蜜蜂都有自己的通讯方式，人类社会更离不开通讯。从猿人时代起，捕食、逃避敌害，无不需要群体的共同努力。要一起行动就要打招呼，要有通讯，这样在劳动中逐渐形成了语言。维纳指出，“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人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它的通讯距离很短，只有几米、几十米，最远不过数百米。加上人本身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几十公里的小圈子，和部落的活动范围差不多。社会要扩大，就要有新的通讯手段。非洲的鼓语比人的声音传得远多了，但是这种通讯不够复杂，用控制论的话来说，信道容量①太小，不足以传递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控制，它就没有能力把这些松散联系着的部落紧密联结起来形成国家。要建立大的帝国，非要有特殊的通讯手段不可。回顾历史上的大帝国，无一不建立了出色的道路网。波斯帝国的皇家大道，罗马帝国杰出的道路建筑，秦统一中国后建起的统一标准的驿道，全都是高标准、高效率的。唐明皇时由驿道把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而不坏，几千里地只用三四天时间，虽用途殊属不当，却可见当时的交通网效率之高。这些道路自然不是为了摆样子的，它们是这些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道路首先不是为了调动军队，而是用来作为通讯网的。凭着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和组织严密的驿站制度，皇帝就能及时地得到各地的情况报告，并把他的诏书迅速传达下去，以此紧紧地控制着老大的帝国。紧急的公文一天可送八百里以上，在没有飞机、汽车这类交通工具的古代，这已接近人畜能力的极限了。一旦道路网失灵，边远地区的独立性就会越来越大，帝国也就摇摇欲坠，处于分裂的边缘了。看来这些统治者们早就在用控制论的必要变异度原理——控制变量(必要变异度)的数目不可能大于信道容量了。“团体的界限只相当于团体信息能够有效地传递到的那个界限”，帝国的界限也只相当于统治者的命令能够有效地传递到的那个界限。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也就是这种通讯不便造成控制能力减弱的形象说明。今天，发达的通讯技术把整个世界紧紧联在一起，通讯的作用已经相当受人重视了，但是从通讯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却还不多见。应该说，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传递信息的机制及能力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都有信息传递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没有全球电讯网，也就不会有跨国公司。当然，信息传递机制不是影响社会的唯一因素，但却是个重要因素，它还未被人们深入研究过。
维纳在控制论中论证了通讯和控制是同一类的东西，要进行控制就要有通讯，而且得是双向通讯。不仅要下命令，还要了解命令的执行情况。这种控制原理不仅适用于技术问题，也能用于国家、军队和个人。社会是由通讯系统联系起来的，包括广播、报纸、教育、商业通讯等等，而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在其中也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维纳认为一切行政机构“都应该建立起双向通讯而不只是自上到下的单向通讯”，否则就是瞎指挥，甚至“上级往往发现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下属对种种事实的全盘误解”上了。维纳三十年前就看到了社会反馈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十分重要，这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来看这本书，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多少年来，我们对双向通讯问题往往重视不够，强调集中统一，从上到下的渠道比较畅通，这是优点。然而，由于多年来左的东西的严重干扰，很难保证有充分而有效的下情上达的途径。如果经过过滤后的信息报喜不报忧，结果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政策执行情况，出了偏差常常很不容易纠正，甚至形成正反馈，越偏越大，捅了大漏子才发觉。过去的问题原因很多，没有有效的双向通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现在我们的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但对如何保证有足够数量的自下而上的通讯线路并保持畅通，多少是足够了，怎样保证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民意测验是资产阶级搞起来的，但它对反映群众意向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能不能借用这种方法呢？市场调查已经搞起来了，社会调查也有人开始在搞，但数量不多，方法也还不够科学。我们应该搞出自己的抽样办法来，真正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当然，这是社会学的课题了。
维纳的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四十多种语言。有此家学渊源，维纳也掌握多种语言。他从小就学习英、法、德、拉丁等语言，在中国任教时还学过中文，他在谈到通讯时自然要涉及到语言学问题。在本书中，维纳概述了语言的机制和历史，并着重谈到语言进化中防止语义逸失的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他说对语言的字长分布进行的统计表明，“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这种分布使它能保持最多的信息不被逸失，同时也使通讯尽量经济。维纳的研究都是针对拼音文字作的，那么汉字这种方块表意文字有没有类似的规律呢？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种规律，对简化汉字以及实现人机对话都会大有帮助。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读这本书，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控制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到控制论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应用的可能性，促使我们思考由于控制论的出现所提出的新问题。
维纳创立控制论，是由许多学科的专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而取得成功的。他认为这些学科交叉的领域是最能出成果的地方。他这种多“兵种”联合作战开辟边缘学科的方法，后来被广泛采用，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讲到这种方法的时候，维纳指出，“如果科学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在预先规定的道路上行走”，那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必须鼓励和支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互相接触，自由讨论，尤其要鼓励他们“远远地越过前沿阵地从而能把邻近领域的思想吸取过来形成一套有效的思想方案”，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发展起来。
控制论以系统的控制和通讯为研究对象，自然也包括社会的信息传递机制，因此，控制论是完全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但是对这种应用的效果，维纳本人在本书中却抱怀疑态度。这与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有关。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电脑、数学、控制论等的飞速发展，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种应用，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模型化、数学化的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精确化，使它们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发展。控制论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新的启示，为马克思所曾预言过的那种包括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科学的统一”开辟了一条道路。近年来，控制论与社会成了好几次国际会议的中心议题。一九七五年布加勒斯特第三次控制论和系统分析国际会议的主题是经济控制论，而一九七八年阿姆斯特丹的第四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社会控制论。人们用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来模拟人的思维，建立经济模型，分析企业、部门、国家的经济，研究社会及文化的结构和变化。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正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促使他们继续进行各种科学探索。在我国，随着系统论和控制论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宋健等同志用控制论搞的人口预测就是一例。控制论和中医、用控制论观点研究中国历史，都有人在探索。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域，吸引了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
当然，不适当地夸大控制论的作用也是不对的。控制论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它绝不是什么万应灵丹，不能用它来取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如果不肯作艰苦细致的科学探索，光是套用几个控制论的术语，是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结论的。信息论、控制论的创始人申农在五十年代，曾经针对当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热指出：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信息论的许多概念是有用的(实际上有些结果已经是十分有希望的)，但这些应用的建立决不可能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所能奏效，而应当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实验的过程。”申农的话，值得我们深思，而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为鉴戒。
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用，在我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它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我想是毋庸多说的。
(《人有人的用处》，〔美〕维纳著，陈步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六月第一版，0.51元)
①将系统输出的结果送回到系统的输入去控制系统叫反馈。负反馈根据系统现在的状态和预定目标之间的偏差来进行控制使偏差减小，它能使系统趋向和保持稳定。
②黑箱是不能打开来了解其内部构造的东西。黑箱方法指不打开它来研究其内部构造，而根据系统的行为(环境对它的影响及它对此作出的反映)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③传递消息的通路称为信道。电话线、说话时的空气都是信道。根据信息论，任何信道在单位时间里传递的信息量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必然产生无法消除的误差。这个最大信息量称为信道容量。
今天的社会是日益信息化的社会。无线电和电视使人们在几小时内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电脑帮助人们处理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数据、文字、表格，存储大量资料……我们面临的信息量以指数方式迅速膨胀，处理信息的能力也紧紧跟上，相得益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今天信息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了，可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前，它还是只有少数专家才了解和使用的专业术语呢！
一九四八年，控制论之父维纳发表了《控制论》一书，开辟了控制论这个关于机器与动物的通讯和控制的新领域。他使用信息、反馈①、黑箱②等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处理自动控制、神经生理学、通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马上就以其新颖的思想和方法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和重视。许多人对控制论及其应用寄以厚望，并指望它能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中得到成功。为了普及控制论知识，维纳在一九五○年写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九五四年又出了修订版，对控制论这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作了通俗的阐述，对推广普及控制论知识，起到了重大作用。本书和《控制论》都是关于控制论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现在有了中译本，可以使很多非专业工作者了解控制论，实在令人高兴。
维纳在书中介绍了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且用控制论方法分析了语言、有机体、法律等现象，指出了通过对信息和社会通讯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的可能性。维纳论述了通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并预言了信息在社会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他断言“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粘结剂”。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维纳在书中还谈到了自动机的未来。它认为控制论的发展为工业自动化开辟了道路，将会引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维纳描述了自动化的诱人前景，但也着重指出，控制论和自动化是一把“双刃的刀”，既能造福也能作恶，会造成工人失业，贬低人的价值。维纳要求“建立一个以人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因此，他把书名定为《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Human Being)，要求把人作为人来使用，而不要把人贬低到和机器竞争的奴隶地位。
维纳在书中表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弊病的针砭相当有力，但他开出的药方却不怎么高明。不改变唯利是图，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社会制度，却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承担对社会的义务而放弃他们疯狂追逐的利润，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凡社会都要有内部通讯，才能使各个成员步调一致，共同努力。蚂蚁、蜜蜂都有自己的通讯方式，人类社会更离不开通讯。从猿人时代起，捕食、逃避敌害，无不需要群体的共同努力。要一起行动就要打招呼，要有通讯，这样在劳动中逐渐形成了语言。维纳指出，“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人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它的通讯距离很短，只有几米、几十米，最远不过数百米。加上人本身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几十公里的小圈子，和部落的活动范围差不多。社会要扩大，就要有新的通讯手段。非洲的鼓语比人的声音传得远多了，但是这种通讯不够复杂，用控制论的话来说，信道容量①太小，不足以传递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控制，它就没有能力把这些松散联系着的部落紧密联结起来形成国家。要建立大的帝国，非要有特殊的通讯手段不可。回顾历史上的大帝国，无一不建立了出色的道路网。波斯帝国的皇家大道，罗马帝国杰出的道路建筑，秦统一中国后建起的统一标准的驿道，全都是高标准、高效率的。唐明皇时由驿道把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而不坏，几千里地只用三四天时间，虽用途殊属不当，却可见当时的交通网效率之高。这些道路自然不是为了摆样子的，它们是这些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道路首先不是为了调动军队，而是用来作为通讯网的。凭着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和组织严密的驿站制度，皇帝就能及时地得到各地的情况报告，并把他的诏书迅速传达下去，以此紧紧地控制着老大的帝国。紧急的公文一天可送八百里以上，在没有飞机、汽车这类交通工具的古代，这已接近人畜能力的极限了。一旦道路网失灵，边远地区的独立性就会越来越大，帝国也就摇摇欲坠，处于分裂的边缘了。看来这些统治者们早就在用控制论的必要变异度原理——控制变量(必要变异度)的数目不可能大于信道容量了。“团体的界限只相当于团体信息能够有效地传递到的那个界限”，帝国的界限也只相当于统治者的命令能够有效地传递到的那个界限。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也就是这种通讯不便造成控制能力减弱的形象说明。今天，发达的通讯技术把整个世界紧紧联在一起，通讯的作用已经相当受人重视了，但是从通讯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却还不多见。应该说，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传递信息的机制及能力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都有信息传递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没有全球电讯网，也就不会有跨国公司。当然，信息传递机制不是影响社会的唯一因素，但却是个重要因素，它还未被人们深入研究过。
维纳在控制论中论证了通讯和控制是同一类的东西，要进行控制就要有通讯，而且得是双向通讯。不仅要下命令，还要了解命令的执行情况。这种控制原理不仅适用于技术问题，也能用于国家、军队和个人。社会是由通讯系统联系起来的，包括广播、报纸、教育、商业通讯等等，而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在其中也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维纳认为一切行政机构“都应该建立起双向通讯而不只是自上到下的单向通讯”，否则就是瞎指挥，甚至“上级往往发现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下属对种种事实的全盘误解”上了。维纳三十年前就看到了社会反馈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十分重要，这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来看这本书，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多少年来，我们对双向通讯问题往往重视不够，强调集中统一，从上到下的渠道比较畅通，这是优点。然而，由于多年来左的东西的严重干扰，很难保证有充分而有效的下情上达的途径。如果经过过滤后的信息报喜不报忧，结果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政策执行情况，出了偏差常常很不容易纠正，甚至形成正反馈，越偏越大，捅了大漏子才发觉。过去的问题原因很多，没有有效的双向通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现在我们的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但对如何保证有足够数量的自下而上的通讯线路并保持畅通，多少是足够了，怎样保证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民意测验是资产阶级搞起来的，但它对反映群众意向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能不能借用这种方法呢？市场调查已经搞起来了，社会调查也有人开始在搞，但数量不多，方法也还不够科学。我们应该搞出自己的抽样办法来，真正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当然，这是社会学的课题了。
维纳的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四十多种语言。有此家学渊源，维纳也掌握多种语言。他从小就学习英、法、德、拉丁等语言，在中国任教时还学过中文，他在谈到通讯时自然要涉及到语言学问题。在本书中，维纳概述了语言的机制和历史，并着重谈到语言进化中防止语义逸失的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他说对语言的字长分布进行的统计表明，“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这种分布使它能保持最多的信息不被逸失，同时也使通讯尽量经济。维纳的研究都是针对拼音文字作的，那么汉字这种方块表意文字有没有类似的规律呢？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种规律，对简化汉字以及实现人机对话都会大有帮助。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读这本书，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控制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到控制论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应用的可能性，促使我们思考由于控制论的出现所提出的新问题。
维纳创立控制论，是由许多学科的专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而取得成功的。他认为这些学科交叉的领域是最能出成果的地方。他这种多“兵种”联合作战开辟边缘学科的方法，后来被广泛采用，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讲到这种方法的时候，维纳指出，“如果科学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在预先规定的道路上行走”，那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必须鼓励和支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互相接触，自由讨论，尤其要鼓励他们“远远地越过前沿阵地从而能把邻近领域的思想吸取过来形成一套有效的思想方案”，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发展起来。
控制论以系统的控制和通讯为研究对象，自然也包括社会的信息传递机制，因此，控制论是完全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但是对这种应用的效果，维纳本人在本书中却抱怀疑态度。这与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有关。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电脑、数学、控制论等的飞速发展，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种应用，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模型化、数学化的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精确化，使它们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发展。控制论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新的启示，为马克思所曾预言过的那种包括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科学的统一”开辟了一条道路。近年来，控制论与社会成了好几次国际会议的中心议题。一九七五年布加勒斯特第三次控制论和系统分析国际会议的主题是经济控制论，而一九七八年阿姆斯特丹的第四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社会控制论。人们用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来模拟人的思维，建立经济模型，分析企业、部门、国家的经济，研究社会及文化的结构和变化。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正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促使他们继续进行各种科学探索。在我国，随着系统论和控制论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宋健等同志用控制论搞的人口预测就是一例。控制论和中医、用控制论观点研究中国历史，都有人在探索。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域，吸引了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
当然，不适当地夸大控制论的作用也是不对的。控制论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它绝不是什么万应灵丹，不能用它来取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如果不肯作艰苦细致的科学探索，光是套用几个控制论的术语，是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结论的。信息论、控制论的创始人申农在五十年代，曾经针对当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热指出：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信息论的许多概念是有用的(实际上有些结果已经是十分有希望的)，但这些应用的建立决不可能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所能奏效，而应当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实验的过程。”申农的话，值得我们深思，而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为鉴戒。
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用，在我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它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我想是毋庸多说的。
(《人有人的用处》，〔美〕维纳著，陈步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六月第一版，0.51元)
①将系统输出的结果送回到系统的输入去控制系统叫反馈。负反馈根据系统现在的状态和预定目标之间的偏差来进行控制使偏差减小，它能使系统趋向和保持稳定。
②黑箱是不能打开来了解其内部构造的东西。黑箱方法指不打开它来研究其内部构造，而根据系统的行为(环境对它的影响及它对此作出的反映)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③传递消息的通路称为信道。电话线、说话时的空气都是信道。根据信息论，任何信道在单位时间里传递的信息量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必然产生无法消除的误差。这个最大信息量称为信道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