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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1月8日至2018年3月14日），男，出生于英国牛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我的父亲弗兰克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佃农世家。他的祖父，即我的曾祖父约翰·霍金曾是一位富庶的农人，可惜他购进了太多农场，而在上世纪初农业不景气时破产。他的儿子罗伯特——我的祖父试图帮助他的父亲，但自己也破产了。幸运的是，我的祖母在巴勒布里奇拥有一幢房子，她在那里办学，并由此获得微薄收入。这样他们就能设法送自己的儿子去牛津学习医学。我的父亲获得过一系列奖学金和奖金，除去自己花销，还能节余一些钱寄给父母。
后来他进入热带医学研究领域，并在1937年旅行到东非作考察研究。二战开始时，他进行了一次横跨非洲的陆路旅行，到达过刚果河，然后乘船回到英格兰，志愿做军事服务。然而，别人告诉他，他从事的医学研究更有价值。
我母亲出生于苏格兰的邓福姆林，是一位家庭医生8个子女中的老三。老大是患唐氏综合症的女孩，她独自与保姆生活直到13岁死去。在我母亲12岁时全家搬到南部的德文。和我父亲一样，她的家庭连小康都算不上。尽管如此，他们也设法把我母亲送到牛津上学。从牛津毕业之后，她从事过不同职业，包括她不喜欢的税务稽查员。后来她放弃这个工作成为一名秘书，于是在二战早期邂逅了我的父亲。
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正是伽利略去世三百周年的忌日。然而，我估计这一天出生的婴儿大约有20万个，但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后来对天文学感兴趣。
尽管我的父母住在伦敦，我却是在牛津诞生的。这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同意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以换取英国人不轰炸海德堡和格丁根的承诺。可惜这类文明的安排不能被扩展到更多的城市。
我们住在北伦敦的海格特。我的妹妹玛丽在我诞生之后的18个月出生。我听长辈说，我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我们整个童年时期关系都有些紧张，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微小，然而成年后，由于各走各道，这些紧张都消弭于无形。她成为一名医生，这使我父亲很高兴。
我的妹妹菲利帕在我快5岁时诞生，这个时候我就能较清楚地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能记得盼望着她的来临，这样我们就可以3个人一起玩游戏。她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小孩，而我总是尊重她的判断和意见。我的弟弟爱德华是晚很多才被我家收养的，那是在我14岁时的事，所以他几乎没有进入我的童年生活。他和我们其他3个孩子非常不同，是完全非学术、非智力型的，这或许对我们是一件好事。他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小孩，但是人们禁不住喜欢他。他死于2004年，死因永远无法确定，最可能的解释是他用于翻修其公寓的胶发出的烟雾使他中毒。
我最早的記忆是站在海格特的拜伦宫学校的托儿所嚎啕大哭。我周围的所有小孩都在玩似乎非常美妙的玩具，而我想参与进去。但是我只有两岁半，这是我第一回被放到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我很害怕。我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反应颇为惊讶，因为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且他们依从儿童发育教科书上所讲——孩子在两岁时就应该准备开始社交。不过他们在经历了这个可怕的上午之后立即把我带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再把我送回拜伦宫。
那时，也就是二战时期以及战后不久，海格特是一些科学家和学术界人士居住的区域。所有这些父母都把孩子送进拜伦宫学校，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所学校。
我记得我对父母抱怨说，这所学校从未教我任何东西。拜伦宫的教育者们不相信那时被认可的灌输教育法。他们更认同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学到东西。我最后到8岁才学会阅读。我的妹妹菲利帕是被用更传统的方法教会阅读的，4岁时即能阅读。那时，她肯定比我聪明。
我们住在一幢又高又窄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这是我父母在二战时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置的，当时人人都以为伦敦将被炸平。事实上，一枚V-2火箭就落到离我们家只有几间房子远的地方。当时我和母亲、妹妹都出门了，只有父亲在家。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而房子也没有受到重创。但是在后来许多年，这条路上一直遗留有一个大弹坑，我经常和朋友霍华德在那儿玩，他住在和我们隔着三个门的房子里。
霍德华无疑为我打开了新天地，因为霍华德父母不像其他我认识的朋友的父母，并不是知识分子。他进郡立学校，而不是拜伦宫，而且他通晓足球和拳击，这都是我父母坚决禁止的。
另一个早期回忆是我得到的第一组火车玩具。二战时英国不制造玩具，至少不为国内市场制造，但是我对火车模型有强烈兴趣。
父亲试图给我造一列木质火车，但它没有使我满足，我需要某种自己能运动的东西。于是他搞到了一列二手的发条火车，用烙铁修理好，在我快3岁时送给我作圣诞礼物，但那列火车不能很好地行驶。不过我父亲在二战刚结束时去了趟美国，当他坐“玛丽皇后”号回来时，他给我母亲带了一些尼龙，那是当时在英国得不到的；他为我妹妹玛丽带回一个玩偶，它能一躺下来就闭上眼睛；而他给我带了一列美国玩具火车，还包括排障器和8字轨道。我还记得在我打开盒子时激动的心情。
发条火车似乎尽善尽美了，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列电动火车。我时常花几个小时观看海格特附近克劳奇恩德的火车模型俱乐部的设计，朝思暮想有一列电动火车。最后，当我父母都出门的时候，我抓住机会把邮局银行存着的非常有限的钱全部取出，这些钱是人们在特殊场合例如受洗时给我的。我用这钱买了一列电动火车，但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它也运行得不怎么好。
我应该将它退回去要求商店或者制造厂家更换一个新的，但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买东西是一种特权，如果东西有毛病只得自认倒霉。于是我花钱去修理马达，修理之后它也从未正常工作过。后来，在我十几岁时，我制作了飞机模型和船模型。我的手工从来就笨拙，但我是和我的学友约翰·麦克列纳翰一起做的，他比我灵巧得多，他的父亲在自己家里有车间。我的目标总是建造一个我能控制的可以开动的模型，并不在乎它们外表如何。
我想正是同一种动因驱使我和另一位学友罗杰·芬尼豪一道发明了一系列复杂的游戏。有一种制造业游戏，还有包括制造不同颜色零件的工厂，运输这些产品的公路和铁轨以及股票市场。
有一种战争游戏，是在4000个方块的板上玩的，甚至还有一种封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一个玩家都是一个带有家谱的王朝。我以为这些游戏，还有火车、船舶和飞机都是来自要了解系统如何运行和如何控制它们的强烈愿望。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对宇宙学的探索满足了这个需求。如果你理解宇宙如何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控制了它。
摘自霍金《我的简史》
我的父亲弗兰克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佃农世家。他的祖父，即我的曾祖父约翰·霍金曾是一位富庶的农人，可惜他购进了太多农场，而在上世纪初农业不景气时破产。他的儿子罗伯特——我的祖父试图帮助他的父亲，但自己也破产了。幸运的是，我的祖母在巴勒布里奇拥有一幢房子，她在那里办学，并由此获得微薄收入。这样他们就能设法送自己的儿子去牛津学习医学。我的父亲获得过一系列奖学金和奖金，除去自己花销，还能节余一些钱寄给父母。
后来他进入热带医学研究领域，并在1937年旅行到东非作考察研究。二战开始时，他进行了一次横跨非洲的陆路旅行，到达过刚果河，然后乘船回到英格兰，志愿做军事服务。然而，别人告诉他，他从事的医学研究更有价值。
我母亲出生于苏格兰的邓福姆林，是一位家庭医生8个子女中的老三。老大是患唐氏综合症的女孩，她独自与保姆生活直到13岁死去。在我母亲12岁时全家搬到南部的德文。和我父亲一样，她的家庭连小康都算不上。尽管如此，他们也设法把我母亲送到牛津上学。从牛津毕业之后，她从事过不同职业，包括她不喜欢的税务稽查员。后来她放弃这个工作成为一名秘书，于是在二战早期邂逅了我的父亲。
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正是伽利略去世三百周年的忌日。然而，我估计这一天出生的婴儿大约有20万个，但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后来对天文学感兴趣。
尽管我的父母住在伦敦，我却是在牛津诞生的。这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同意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以换取英国人不轰炸海德堡和格丁根的承诺。可惜这类文明的安排不能被扩展到更多的城市。
我们住在北伦敦的海格特。我的妹妹玛丽在我诞生之后的18个月出生。我听长辈说，我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我们整个童年时期关系都有些紧张，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微小，然而成年后，由于各走各道，这些紧张都消弭于无形。她成为一名医生，这使我父亲很高兴。
我的妹妹菲利帕在我快5岁时诞生，这个时候我就能较清楚地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能记得盼望着她的来临，这样我们就可以3个人一起玩游戏。她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小孩，而我总是尊重她的判断和意见。我的弟弟爱德华是晚很多才被我家收养的，那是在我14岁时的事，所以他几乎没有进入我的童年生活。他和我们其他3个孩子非常不同，是完全非学术、非智力型的，这或许对我们是一件好事。他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小孩，但是人们禁不住喜欢他。他死于2004年，死因永远无法确定，最可能的解释是他用于翻修其公寓的胶发出的烟雾使他中毒。
我最早的記忆是站在海格特的拜伦宫学校的托儿所嚎啕大哭。我周围的所有小孩都在玩似乎非常美妙的玩具，而我想参与进去。但是我只有两岁半，这是我第一回被放到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我很害怕。我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反应颇为惊讶，因为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且他们依从儿童发育教科书上所讲——孩子在两岁时就应该准备开始社交。不过他们在经历了这个可怕的上午之后立即把我带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再把我送回拜伦宫。
那时，也就是二战时期以及战后不久，海格特是一些科学家和学术界人士居住的区域。所有这些父母都把孩子送进拜伦宫学校，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所学校。
我记得我对父母抱怨说，这所学校从未教我任何东西。拜伦宫的教育者们不相信那时被认可的灌输教育法。他们更认同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学到东西。我最后到8岁才学会阅读。我的妹妹菲利帕是被用更传统的方法教会阅读的，4岁时即能阅读。那时，她肯定比我聪明。
我们住在一幢又高又窄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这是我父母在二战时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置的，当时人人都以为伦敦将被炸平。事实上，一枚V-2火箭就落到离我们家只有几间房子远的地方。当时我和母亲、妹妹都出门了，只有父亲在家。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而房子也没有受到重创。但是在后来许多年，这条路上一直遗留有一个大弹坑，我经常和朋友霍华德在那儿玩，他住在和我们隔着三个门的房子里。
霍德华无疑为我打开了新天地，因为霍华德父母不像其他我认识的朋友的父母，并不是知识分子。他进郡立学校，而不是拜伦宫，而且他通晓足球和拳击，这都是我父母坚决禁止的。
另一个早期回忆是我得到的第一组火车玩具。二战时英国不制造玩具，至少不为国内市场制造，但是我对火车模型有强烈兴趣。
父亲试图给我造一列木质火车，但它没有使我满足，我需要某种自己能运动的东西。于是他搞到了一列二手的发条火车，用烙铁修理好，在我快3岁时送给我作圣诞礼物，但那列火车不能很好地行驶。不过我父亲在二战刚结束时去了趟美国，当他坐“玛丽皇后”号回来时，他给我母亲带了一些尼龙，那是当时在英国得不到的；他为我妹妹玛丽带回一个玩偶，它能一躺下来就闭上眼睛；而他给我带了一列美国玩具火车，还包括排障器和8字轨道。我还记得在我打开盒子时激动的心情。
发条火车似乎尽善尽美了，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列电动火车。我时常花几个小时观看海格特附近克劳奇恩德的火车模型俱乐部的设计，朝思暮想有一列电动火车。最后，当我父母都出门的时候，我抓住机会把邮局银行存着的非常有限的钱全部取出，这些钱是人们在特殊场合例如受洗时给我的。我用这钱买了一列电动火车，但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它也运行得不怎么好。
我应该将它退回去要求商店或者制造厂家更换一个新的，但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买东西是一种特权，如果东西有毛病只得自认倒霉。于是我花钱去修理马达，修理之后它也从未正常工作过。后来，在我十几岁时，我制作了飞机模型和船模型。我的手工从来就笨拙，但我是和我的学友约翰·麦克列纳翰一起做的，他比我灵巧得多，他的父亲在自己家里有车间。我的目标总是建造一个我能控制的可以开动的模型，并不在乎它们外表如何。
我想正是同一种动因驱使我和另一位学友罗杰·芬尼豪一道发明了一系列复杂的游戏。有一种制造业游戏，还有包括制造不同颜色零件的工厂，运输这些产品的公路和铁轨以及股票市场。
有一种战争游戏，是在4000个方块的板上玩的，甚至还有一种封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一个玩家都是一个带有家谱的王朝。我以为这些游戏，还有火车、船舶和飞机都是来自要了解系统如何运行和如何控制它们的强烈愿望。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对宇宙学的探索满足了这个需求。如果你理解宇宙如何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控制了它。
摘自霍金《我的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