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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中关于李东阳的传记，大学士李东阳是明代的一位名臣，明正德年间，皇帝昏庸无道，宦官刘谨专权，与李东阳同时的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开了朝廷，只有李东阳留了下来，为官愈加恭谨深沉，在与昏君权宦周旋的同时尽力帮助维持着越来越破败的朝政，使之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及后世的儒生士大夫对刘健和谢迁保名而退持赞扬态度，对于昏君权宦或权臣正面抗争的忠臣义士也持赞扬态度，因为他们保全了士大夫和忠臣的名节，而李东阳虽然没有与权宦同流合污，且尽力维持了朝政，儒生士大夫们却对其颇有微词，以至李东阳晚年谈及此事就痛哭流涕。冯梦龙曾经为此感叹到，刘健和谢迁离开朝廷时，难道就没想到先帝病榻前托付的话吗？看来大臣的心不为拘泥儒学的士大夫所理解的是很多的啊。
在封建社会，儒家学说和其学说下社会家族式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关系，都使得儒生士大夫即使是品格相对高尚的儒生士大夫，也自然而然会在社会责任和个体道德形象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不会去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而是选择自身的道德完善，即便是后者，能做到的人在儒生士大夫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翻阅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可以看到，忠臣义士、独善其身的儒生士大夫在其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李东阳那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史上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即使出现了，儒生士大夫也理解不了。
中国历史上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值得我们今天反思。传统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知识分子好像就一定是政治仕途的失意者和受迫害者，那些所谓的隐士名流好像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似的。知识分子极少从自身知识能力和观念方面找原因，他们只抱怨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而不去考虑自己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只有在政治清明的时候要别人毕恭毕敬地请你享受政治的清明，而在社会有弊病的时候你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呢？此时，知识分子的遁世、逃避就值得完全褒扬吗？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知识分子的遁世、逃避，那就是他们也缺乏策略和能力，不能应对现实，没有敢于抗争的勇气，缺少实践智慧和魄力，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知识分子经常嘲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出身不高，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自问何以这些文化和出身不高的人争取到了权力或者太平盛世？何以我们从来看不到这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功绩呢？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更多地反省自身呢？
在封建社会，儒家学说和其学说下社会家族式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关系，都使得儒生士大夫即使是品格相对高尚的儒生士大夫，也自然而然会在社会责任和个体道德形象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不会去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而是选择自身的道德完善，即便是后者，能做到的人在儒生士大夫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翻阅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可以看到，忠臣义士、独善其身的儒生士大夫在其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李东阳那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史上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即使出现了，儒生士大夫也理解不了。
中国历史上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值得我们今天反思。传统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知识分子好像就一定是政治仕途的失意者和受迫害者，那些所谓的隐士名流好像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似的。知识分子极少从自身知识能力和观念方面找原因，他们只抱怨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而不去考虑自己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只有在政治清明的时候要别人毕恭毕敬地请你享受政治的清明，而在社会有弊病的时候你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呢？此时，知识分子的遁世、逃避就值得完全褒扬吗？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知识分子的遁世、逃避，那就是他们也缺乏策略和能力，不能应对现实，没有敢于抗争的勇气，缺少实践智慧和魄力，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知识分子经常嘲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出身不高，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自问何以这些文化和出身不高的人争取到了权力或者太平盛世？何以我们从来看不到这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功绩呢？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更多地反省自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