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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各区县中，家长们一向认为西城区的学校相对均衡、学生课业负担相对也比较轻。但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西城区某名校读初中的王莉雅下午就有“课”，要到培训班参加考试——学校减负，作业少、考试少了，培训机构的课和测试就多起来了。她告诉《教育》旬刊记者：“老师说了，你们如果现在给自己减负，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不仅培训班的老师这样说，学校的老师也这样说，只不过后者不公开说。王莉雅的母亲、一位高学历的中央媒体工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她不赞成“减负”：学校减了，孩子只能到校外培训机构去。
为何导致减负成效甚微
北京推动减负以来，学校确实减少了家庭作业量，王莉雅说：“减了也没有感到轻松，更累了，心里更没底，不上培训班不知道自己知识到底掌握得如何。”她上的是西城名校，这所名校的教师提高课堂效率的能力在教育界颇有口碑。但王莉雅的母亲说：“大家都在补，你不补试试！上重点高中的竞争比上大学还厉害。10个学生只有4个有机会，谁敢不补课？”
给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20多年，时至今日，随着优质高中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名校，中考已经成为国内最激烈的选拔考试。激烈的竞争给初中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升学压力，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学生们不堪重负。3月开始，北京、厦门、太原先后出台了所谓的“最严减负令”。这些政策一经出台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心存质疑。
北京市西城区一所名校，10多个初三班级被分成了普通班、实验班、竞赛班。该校初三学生吴林勇上初中后再也没上过培训班，成绩总是“稳定在落后状态”。他告诉《教育》旬刊记者，全班同学除了极少数没有上培训班，大部分为了保住自己上好高中的机会，放学后就要赶赴培训班，以致班上一度连放学后做卫生值日的人都找不到。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名校读初一的宋志明非常喜欢自己的学校，觉得名校教师的水平比自己上的培训班教师水平高多了。开学之初，校长和教师向家长们介绍学校要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希望家长配合，孩子在校好好学就行，不用到外面上培训班。这个消息让他和父母很激动。去年寒假，宋志明和父母到三亚过春节：“放松休息，就看了看书，做了点作业，没上补习班。”春季开学后，数学和英语第一节课就是考试，全班40多人，原本成绩不错的宋志明排在倒数第三——寒假期间没有上培训班的3名学生，全部落在了最后面。这学期，宋志明主动要求家長报了校外培训班。
海淀这所名校的教学改革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实行先学后教，鼓励孩子自主学习，有问题到课堂上解决。宋志明的妈妈忧心忡忡地告诉《教育》旬刊记者：“孩子们都在培训班把下学期的课学完了，先学后教变成了先在外面的培训班学，然后学校的老师再教。这叫什么教改呀？”该校的教师说：“我们的教师水平比社会培训机构的教师高多了，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到外面上培训班，但实际上学生们仍然有不少坚持在上培训班。”以宋志明的班级为例，全班40多名学生只有3名学生寒假真正在休息，而这3名学生一开学就考试落后，感觉自己上了当，误信了老师的话，他们不敢相信“在学校跟着老师学就行”的诺言。
厦门、太原的“最严减负令”和北京类似，无外乎 “禁止补课、缩短在校时间、减少家庭作业等手段”。和北京情况类似，厦门和太原的减负情况也是收效甚微。根据厦门新规，初中上午放学时间不得迟于11：50，下午放学时间不得迟于17：35。下午放学时间提前，许多孩子远早于家长回到家中，这段时间怎么办？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可谓“校内减负校外加压”。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认为，除了继续推行包括教学内容、方法、评价等在内的新课程改革外，还需招生录取制度的配套改革，并须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为学生负担多少不在于在校时间长短，而在于学生的时间都用在做什么。日本的学生每天在学校待的时间都很长，他们在学校不是上课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各种社团上面。郑若玲说：“我们现在片面缩短在校时间的做法并不合理。这种减负减的是学校负担，并没有在本质上减轻学生负担，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会被父母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去补课。学生无论怎样都要参加中考，每个孩子都想上名校，在这样的压力驱动下谁能做到真正的减负？”
绕不开的一道坎
再严厉的减负措施都绕不开的一道坎——中考。3月27日，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以“宣传典型经验、规范办学行为、更新教育观念、营造良好氛围”为主题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同时，教育部正积极开展中考制度改革，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完善考评体系，鼓励用ABCDE等级制（不以分数而以等级呈现成绩的方式）呈现中考成绩，逐步扭转单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的倾向；同时扩大优秀初中毕业生保送人数。
事实上，中考改革一直伴随着学生减负而行。从1998年至今，中考改革从未间断过，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远远达不到人们的预期和社会的要求。1999年教育部提出中考改革的重点是，各科命题要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要符合学科特点，提高命题的科学性，要严格考试管理。
2002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要建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 明确了评价内容和方法。到了2004年教育部又开始新课程中考改革。新课程中考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与评价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丰富人才评价标准， 合理淡化考试竞争， 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005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实施新课程的地区积极推进中考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三个突破”的内容， 尤其是对学业考试结果等级制呈现、综合素质评定的内容、结果呈现形式及作为高中录取依据等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建立公示、诚信、监督和评估监控等制度。 2010年云南省取消全省统一中考。2010年、2011年为过渡期，各州、市自行命题制卷，从2012年开始，各州、市按照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
自从取消统一中考后，昆明市许多初中教师感到“不知道怎么教了”。原本期盼着最先发布的昆明中考方案能给教学带来指导和参考，但这一方案将原本为“非中考科目”的历史、地理、生物等纳入中考考试范围，让许多学生、家长和老师感到“措手不及”。昆明市的方案对中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制度等多个环节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但舆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在“中考科目由7科增加为11科”上，认为这与“减负”的大趋势相悖。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表示，原来的7门是选拔性考试，现在考11门是测试性考试、过程性考试，“显然减轻了学生的压力”。
昆明中考方案提出，要建立并实施初中學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这一考试既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水平考试，也是高中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罗崇敏解释，“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将以前实施的初中毕业会考和中考合二为一，但在原本中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和体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生物、历史、地理和信息技术。其中思想品德由开卷考试改为闭卷考试。各科卷面原始分值满分均为100分，在作为初中毕业成绩时，实行等级认定，作为颁发义务教育证书的依据；在作为高中升学成绩时，语文、数学和英语按卷面原始分值的100%计入升学成绩，信息技术和体育按50%计入，其余各科均按80%计入。
然而，昆明市的中考改革却因被解读为“中考科目增加了4科”而引来无数家长和学生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一方案违背国家教育改革为学生减轻负担的目标。计入升学成绩的科目增加，学生压力太大，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发达地区如北京等地，中考也才考5科，云南属于边疆二线教育欠发达地区，增加考试科目也没有任何理由。
资源不均是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中国高考改革难有成效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部和地方的中考改革或多或少取得了一定成效，实践证明，这些改革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从改革力度上说，这些改革已经涉及到了考试最根本的评价机制。然而，即使改变单一的分数评价机制，改革也很难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中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考的最终目的是上高中。高中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衡的。全国最好的高中在“北上广”，各省最优质的资源在省会学校，城镇学校好于农村学校。这样一种教育分布让每个学生对好的高中趋之若鹜。
程方平说：“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能上好的高中，那些名校肯定择优录取。既是择优录取，就有一个比较。无论是通过中考，还是其他方法，只要这样的录取过程存在，家长和学校肯定会自动增加学生压力，以期在这样的选拔中占得优势。”
程方平认为，教育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做到平衡，所以，要想在短期内减轻学生负担是不可能实现的。以北京为例，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北京四中，因为上了北京四中很容易能够考上名牌大学。无论中考成绩是以ABCDE的形式呈现还是分数成绩呈现，北京四中永远都只要最好的学生。即使所有的孩子成绩都是A，他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择这些成绩为A的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只要这样的选择和比较存在，学生的负担就会一直增加，因为这样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强烈。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才是减轻学生负担的根本方案。在经济条件发展不要平衡的客观条件下，教育部应该通过一些根本性的政策来缩小差距。同时，还应该改革地方教育政绩的评价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人为的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将优质资源集中起来办所谓的示范中学。”程方平认为，只有改变一些根本性的政策和观念才能取得效果，如果改革仅仅局限在表面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为何导致减负成效甚微
北京推动减负以来，学校确实减少了家庭作业量，王莉雅说：“减了也没有感到轻松，更累了，心里更没底，不上培训班不知道自己知识到底掌握得如何。”她上的是西城名校，这所名校的教师提高课堂效率的能力在教育界颇有口碑。但王莉雅的母亲说：“大家都在补，你不补试试！上重点高中的竞争比上大学还厉害。10个学生只有4个有机会，谁敢不补课？”
给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20多年，时至今日，随着优质高中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名校，中考已经成为国内最激烈的选拔考试。激烈的竞争给初中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升学压力，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学生们不堪重负。3月开始，北京、厦门、太原先后出台了所谓的“最严减负令”。这些政策一经出台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心存质疑。
北京市西城区一所名校，10多个初三班级被分成了普通班、实验班、竞赛班。该校初三学生吴林勇上初中后再也没上过培训班，成绩总是“稳定在落后状态”。他告诉《教育》旬刊记者，全班同学除了极少数没有上培训班，大部分为了保住自己上好高中的机会，放学后就要赶赴培训班，以致班上一度连放学后做卫生值日的人都找不到。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名校读初一的宋志明非常喜欢自己的学校，觉得名校教师的水平比自己上的培训班教师水平高多了。开学之初，校长和教师向家长们介绍学校要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希望家长配合，孩子在校好好学就行，不用到外面上培训班。这个消息让他和父母很激动。去年寒假，宋志明和父母到三亚过春节：“放松休息，就看了看书，做了点作业，没上补习班。”春季开学后，数学和英语第一节课就是考试，全班40多人，原本成绩不错的宋志明排在倒数第三——寒假期间没有上培训班的3名学生，全部落在了最后面。这学期，宋志明主动要求家長报了校外培训班。
海淀这所名校的教学改革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实行先学后教，鼓励孩子自主学习，有问题到课堂上解决。宋志明的妈妈忧心忡忡地告诉《教育》旬刊记者：“孩子们都在培训班把下学期的课学完了，先学后教变成了先在外面的培训班学，然后学校的老师再教。这叫什么教改呀？”该校的教师说：“我们的教师水平比社会培训机构的教师高多了，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到外面上培训班，但实际上学生们仍然有不少坚持在上培训班。”以宋志明的班级为例，全班40多名学生只有3名学生寒假真正在休息，而这3名学生一开学就考试落后，感觉自己上了当，误信了老师的话，他们不敢相信“在学校跟着老师学就行”的诺言。
厦门、太原的“最严减负令”和北京类似，无外乎 “禁止补课、缩短在校时间、减少家庭作业等手段”。和北京情况类似，厦门和太原的减负情况也是收效甚微。根据厦门新规，初中上午放学时间不得迟于11：50，下午放学时间不得迟于17：35。下午放学时间提前，许多孩子远早于家长回到家中，这段时间怎么办？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可谓“校内减负校外加压”。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认为，除了继续推行包括教学内容、方法、评价等在内的新课程改革外，还需招生录取制度的配套改革，并须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为学生负担多少不在于在校时间长短，而在于学生的时间都用在做什么。日本的学生每天在学校待的时间都很长，他们在学校不是上课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各种社团上面。郑若玲说：“我们现在片面缩短在校时间的做法并不合理。这种减负减的是学校负担，并没有在本质上减轻学生负担，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会被父母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去补课。学生无论怎样都要参加中考，每个孩子都想上名校，在这样的压力驱动下谁能做到真正的减负？”
绕不开的一道坎
再严厉的减负措施都绕不开的一道坎——中考。3月27日，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以“宣传典型经验、规范办学行为、更新教育观念、营造良好氛围”为主题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同时，教育部正积极开展中考制度改革，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完善考评体系，鼓励用ABCDE等级制（不以分数而以等级呈现成绩的方式）呈现中考成绩，逐步扭转单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的倾向；同时扩大优秀初中毕业生保送人数。
事实上，中考改革一直伴随着学生减负而行。从1998年至今，中考改革从未间断过，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远远达不到人们的预期和社会的要求。1999年教育部提出中考改革的重点是，各科命题要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要符合学科特点，提高命题的科学性，要严格考试管理。
2002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要建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 明确了评价内容和方法。到了2004年教育部又开始新课程中考改革。新课程中考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与评价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丰富人才评价标准， 合理淡化考试竞争， 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005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实施新课程的地区积极推进中考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三个突破”的内容， 尤其是对学业考试结果等级制呈现、综合素质评定的内容、结果呈现形式及作为高中录取依据等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建立公示、诚信、监督和评估监控等制度。 2010年云南省取消全省统一中考。2010年、2011年为过渡期，各州、市自行命题制卷，从2012年开始，各州、市按照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
自从取消统一中考后，昆明市许多初中教师感到“不知道怎么教了”。原本期盼着最先发布的昆明中考方案能给教学带来指导和参考，但这一方案将原本为“非中考科目”的历史、地理、生物等纳入中考考试范围，让许多学生、家长和老师感到“措手不及”。昆明市的方案对中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制度等多个环节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但舆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在“中考科目由7科增加为11科”上，认为这与“减负”的大趋势相悖。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表示，原来的7门是选拔性考试，现在考11门是测试性考试、过程性考试，“显然减轻了学生的压力”。
昆明中考方案提出，要建立并实施初中學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这一考试既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水平考试，也是高中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罗崇敏解释，“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将以前实施的初中毕业会考和中考合二为一，但在原本中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和体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生物、历史、地理和信息技术。其中思想品德由开卷考试改为闭卷考试。各科卷面原始分值满分均为100分，在作为初中毕业成绩时，实行等级认定，作为颁发义务教育证书的依据；在作为高中升学成绩时，语文、数学和英语按卷面原始分值的100%计入升学成绩，信息技术和体育按50%计入，其余各科均按80%计入。
然而，昆明市的中考改革却因被解读为“中考科目增加了4科”而引来无数家长和学生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一方案违背国家教育改革为学生减轻负担的目标。计入升学成绩的科目增加，学生压力太大，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发达地区如北京等地，中考也才考5科，云南属于边疆二线教育欠发达地区，增加考试科目也没有任何理由。
资源不均是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中国高考改革难有成效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部和地方的中考改革或多或少取得了一定成效，实践证明，这些改革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从改革力度上说，这些改革已经涉及到了考试最根本的评价机制。然而，即使改变单一的分数评价机制，改革也很难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中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考的最终目的是上高中。高中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衡的。全国最好的高中在“北上广”，各省最优质的资源在省会学校，城镇学校好于农村学校。这样一种教育分布让每个学生对好的高中趋之若鹜。
程方平说：“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能上好的高中，那些名校肯定择优录取。既是择优录取，就有一个比较。无论是通过中考，还是其他方法，只要这样的录取过程存在，家长和学校肯定会自动增加学生压力，以期在这样的选拔中占得优势。”
程方平认为，教育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做到平衡，所以，要想在短期内减轻学生负担是不可能实现的。以北京为例，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北京四中，因为上了北京四中很容易能够考上名牌大学。无论中考成绩是以ABCDE的形式呈现还是分数成绩呈现，北京四中永远都只要最好的学生。即使所有的孩子成绩都是A，他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择这些成绩为A的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只要这样的选择和比较存在，学生的负担就会一直增加，因为这样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强烈。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才是减轻学生负担的根本方案。在经济条件发展不要平衡的客观条件下，教育部应该通过一些根本性的政策来缩小差距。同时，还应该改革地方教育政绩的评价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人为的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将优质资源集中起来办所谓的示范中学。”程方平认为，只有改变一些根本性的政策和观念才能取得效果，如果改革仅仅局限在表面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