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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各行各业的管理过程中，领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秦孝公变法为案例，通过领导学分析该案例来体现出其所蕴含的管理智慧。
关键词：商鞅变法；领导艺术
领导学贯穿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管理学中领导的管理水平高低对事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凡成功的领导，其个人魅力、能力、性格均十分耀眼，本文以战国时的秦孝公推动变法富国强兵为案例，从几个角度来要分析卓越领导在关键时刻的领导艺术。
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81年—前338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国君，他一共在位24年，在秦国崛起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秦孝公出生之前，秦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综合国力大为削弱。而东边的邻居魏国此时通过变法逐步变得强大，于是趁秦国政局不稳之机夺取了河西地区，这对于秦国来说无疑是如鲠在喉，要知道本来秦被山带河，以函谷关和黄河为防线进可攻退可守，但魏国占领西河之地，秦国内线成了前线，无论是军事上的防守和农业上的生产都极为不利。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继位以后，先通过割地来与魏国讲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后准备夺还失地，但未能如愿便去世。从地理上来看当时秦国地处西边的雍州，周边被不开化的“蛮族”所包围，从而被中原诸侯们所歧视，像对夷狄一样对待，且不与之盟。秦孝公继位之初就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想要像祖先秦穆公一样恢复秦国的霸业，于是他内广施恩德，救济孤寡贫困，招募能征善战之士，明确赏罚之令，秦国的国力在逐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他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希望有识之士来秦国进献强国之策。
而当时卫国人一位法家学者商鞅在魏国出仕，但为魏国朝堂所不容，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西入秦国。他先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请求觐见孝公，得到机会后向秦孝公献策。第一次商鞅先以帝道、王道之术向秦孝公进言，孝公听到这一套理论之后昏昏欲睡，完全不感兴趣。第二次商鞅再以霸道之术来向秦孝公推销，秦孝公改变了一些态度，但是依然并不重视商鞅和他的说辞。第三次觐见商鞅以富国强兵之策来进言，秦孝公闻言大喜，而后深入交谈数日并委之以重任。最后在商鞅的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秦孝公决定在秦国国内全面地进行变法，但变法触及了一些人既得利益者的抵触，如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就坚决反对变法，双方产生激烈的争论。以下选取《商君书》中更法一做简要的分析：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1]。
在这段典故中首先来看到领导和管理的区别：管理要维持秩序，领导的作用要谋求发展，秦孝公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大臣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不求变革只图安乐享受，不愿意分自己的蛋糕，使得社会资源、国家潜力在一个低级的运行状态。而君王作为最高领导，必须开拓图强，创新发展，与关东诸侯争霸。管理是微观运作，作为大臣制定律法，推进实施；领导是宏观把握，而作为君主，顶层设计好，给力权力支持和协调。
领导学中强调事业的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在于领导，而领导力的强弱在于决策力和影响力。秦孝公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没有采纳务虚的帝道、王道，而采纳了务实的富国强民变法之路，面对一些守旧大臣的反对，面对改革的阻力，没有妥协守旧，毅然决定推动变法，体现了秦孝公的决策能力。秦孝公作为君王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利用这影响力去推动顺应历史潮流、适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度，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从对应领导的基本职责来看秦孝公的形象。领导的基本职责：制定规划，具体内容包括富国强兵，休养生息后收复河西、争霸中原；科学决断如上面文献中“今吾欲变法以治，寡人不之疑矣”，明确政策的决定；建立规范，如遂出垦草令等一些列鼓励生产的法令；正确用人，如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协调资源，具体对于事业项目要综合协调给予支持，要给人给钱给权；最后监督控制，即法令出于王。通过这一些列的特征，都说明了秦孝公是一名卓越的領导者。
在变法的争论过去之后，秦孝公在公元前359年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鼓励进行农业生产、抑制商业、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传统公族、贵族的特权，让国内所有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以及其他措施。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中的富民强国思想，孔子认为“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管仲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秦国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最终实现了诸侯争霸的“超车”。
领导行为论认为，领导其本质是一种影响力，它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两者之间互相作用中形成，领导者通过借助这种相互作用来引导被领导者的思想与行为以最终实现组织目标[2]。秦孝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统一了所有臣子和民众的思想，通过秦国君臣上下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称霸的组织目标。
通过秦孝公推行的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生产力彻底得到了解放，经济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一霸，为后来始皇帝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后世的史学家对秦孝公也评价很高，如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后人对秦孝公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更应该看到秦孝公高超的领导艺术，并在实践中总结运用好领导学及其蕴含的管理知识。
参考文献
[1]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
[2]梁仲民，领导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作者简介：李小龙（1987—），男，籍贯：陕西神木，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历：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商鞅变法；领导艺术
领导学贯穿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管理学中领导的管理水平高低对事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凡成功的领导，其个人魅力、能力、性格均十分耀眼，本文以战国时的秦孝公推动变法富国强兵为案例，从几个角度来要分析卓越领导在关键时刻的领导艺术。
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81年—前338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国君，他一共在位24年，在秦国崛起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秦孝公出生之前，秦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综合国力大为削弱。而东边的邻居魏国此时通过变法逐步变得强大，于是趁秦国政局不稳之机夺取了河西地区，这对于秦国来说无疑是如鲠在喉，要知道本来秦被山带河，以函谷关和黄河为防线进可攻退可守，但魏国占领西河之地，秦国内线成了前线，无论是军事上的防守和农业上的生产都极为不利。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继位以后，先通过割地来与魏国讲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后准备夺还失地，但未能如愿便去世。从地理上来看当时秦国地处西边的雍州，周边被不开化的“蛮族”所包围，从而被中原诸侯们所歧视，像对夷狄一样对待，且不与之盟。秦孝公继位之初就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想要像祖先秦穆公一样恢复秦国的霸业，于是他内广施恩德，救济孤寡贫困，招募能征善战之士，明确赏罚之令，秦国的国力在逐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他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希望有识之士来秦国进献强国之策。
而当时卫国人一位法家学者商鞅在魏国出仕，但为魏国朝堂所不容，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西入秦国。他先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请求觐见孝公，得到机会后向秦孝公献策。第一次商鞅先以帝道、王道之术向秦孝公进言，孝公听到这一套理论之后昏昏欲睡，完全不感兴趣。第二次商鞅再以霸道之术来向秦孝公推销，秦孝公改变了一些态度，但是依然并不重视商鞅和他的说辞。第三次觐见商鞅以富国强兵之策来进言，秦孝公闻言大喜，而后深入交谈数日并委之以重任。最后在商鞅的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秦孝公决定在秦国国内全面地进行变法，但变法触及了一些人既得利益者的抵触，如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就坚决反对变法，双方产生激烈的争论。以下选取《商君书》中更法一做简要的分析：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1]。
在这段典故中首先来看到领导和管理的区别：管理要维持秩序，领导的作用要谋求发展，秦孝公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大臣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不求变革只图安乐享受，不愿意分自己的蛋糕，使得社会资源、国家潜力在一个低级的运行状态。而君王作为最高领导，必须开拓图强，创新发展，与关东诸侯争霸。管理是微观运作，作为大臣制定律法，推进实施；领导是宏观把握，而作为君主，顶层设计好，给力权力支持和协调。
领导学中强调事业的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在于领导，而领导力的强弱在于决策力和影响力。秦孝公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没有采纳务虚的帝道、王道，而采纳了务实的富国强民变法之路，面对一些守旧大臣的反对，面对改革的阻力，没有妥协守旧，毅然决定推动变法，体现了秦孝公的决策能力。秦孝公作为君王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利用这影响力去推动顺应历史潮流、适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度，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从对应领导的基本职责来看秦孝公的形象。领导的基本职责：制定规划，具体内容包括富国强兵，休养生息后收复河西、争霸中原；科学决断如上面文献中“今吾欲变法以治，寡人不之疑矣”，明确政策的决定；建立规范，如遂出垦草令等一些列鼓励生产的法令；正确用人，如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协调资源，具体对于事业项目要综合协调给予支持，要给人给钱给权；最后监督控制，即法令出于王。通过这一些列的特征，都说明了秦孝公是一名卓越的領导者。
在变法的争论过去之后，秦孝公在公元前359年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鼓励进行农业生产、抑制商业、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传统公族、贵族的特权，让国内所有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以及其他措施。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中的富民强国思想，孔子认为“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管仲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秦国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最终实现了诸侯争霸的“超车”。
领导行为论认为，领导其本质是一种影响力，它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两者之间互相作用中形成，领导者通过借助这种相互作用来引导被领导者的思想与行为以最终实现组织目标[2]。秦孝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统一了所有臣子和民众的思想，通过秦国君臣上下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称霸的组织目标。
通过秦孝公推行的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生产力彻底得到了解放，经济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一霸，为后来始皇帝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后世的史学家对秦孝公也评价很高，如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后人对秦孝公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们更应该看到秦孝公高超的领导艺术，并在实践中总结运用好领导学及其蕴含的管理知识。
参考文献
[1]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
[2]梁仲民，领导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作者简介：李小龙（1987—），男，籍贯：陕西神木，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历：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