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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近二三十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他们背井离乡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收入却一直维持在城镇职工大约一半的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数以10万计的重庆农民工投身于返乡创业的洪流之中，试图创造自己的时代。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统计，2015年，重庆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已经达到48.4万人，创办经济实体37.2万户，吸纳城乡劳动就业170.3万人。该局副局长黎勇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业已形成，不再是个体零星的探索，而是群体的理性选择，而且创业者越来越多。”
返乡创业潮中的三个开县弄潮儿
开县是重庆闻名全国的“打工第一县”，全县170万人口中，近7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十二五”期间，开县每年都有超过1万多名打工仔、打工妹返乡创事业，创办的经济实体已超过2.7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
谢世洪：“成都小吃”店主玩转新科技
大多数北京人并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开的。这些开县人中，相当比例是——或曾经是——农民工。今年46岁的谢世洪，就曾是“成都小吃”店主中的风云人物。而今，他早已鸟枪换炮，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他和合作者创办的重庆开县特飞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航空特殊动力材料，得到国家发改委“高精度工业CT无损检测系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获得了轻型航空发动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和应用等50多项发明、130余项外观设计、220多项新型实用专利。他们开发的双转子回转式容积泵，目前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1986年，初中毕业的谢世洪成为开县赵家镇长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他一边为师傅放牛一边学中医，然后去建筑工地拉板车，再返乡结婚——刚步入社会的谢世洪，重复着与其他打工仔大同小异的故事。
看见别人当厨师能“半年前穿补丁衣服出去，半年后打领带回来”，新婚的谢世洪也去镇上学厨师，然后辗转漂泊10多个省打工。在成都锦江宾馆，经过一些类似于电影中“偷师学艺”桥段后，他成了大师的徒弟，成了厨师长，终于可以“打领带回来”了。
有一次，谢世洪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小吃店吃午饭。他看着别人吃几元钱的小吃，而自己吃几十元的炒菜，还喝着酒，心里不免有点优越感。但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你坐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好几百元。”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几轮了。”谢世洪惊讶地了解到，这家小投入的路边小店，其实比很多大酒楼的利润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谢世洪，成为最早一批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以“成都小吃”开店并赚了钱，这让在北京的开县人备受鼓舞。谢世洪也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家近100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流水有1万多元。
这一时期开“成都小吃”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谢世洪却决定把钱用来开分店。他一边在北大进修MBA，一边管理着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加入新成立的开县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任副会长。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世洪在一次接待中结识了程中云，两人在“做飞机项目”上一拍即合。他们合开的公司开发出世界首款超轻型、可折叠的水上动力冲浪板，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CE等多项专业认证。
肖华：打工仔创办的鞋厂产品销到了国外
42岁的肖华，这名曾经的开县“打工仔”，如今在家乡开县拥有一家鞋业公司的一半股权，而该公司的资产超过1亿元。
1991年，19岁的肖华离开家乡，去福建晋江鞋厂打工，靠勤奋好学做到了销售经理，每月能有两三万元收入。他由此挣得第一桶金。在那个年代，七八十万元的积蓄已经足以为更大的梦想搭上起跑器。1998年，外出7年的肖华回到家乡，希望从正在推进的三峡迁建中找到机会。他承包了开县橡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在企业整体改制时，他和志同道合的下海青年杨勇一起，买下整个公司，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立了勇华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老家，人脉、政策都有一定优势，比如有三峡后期产业扶持政策、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其中一些政策在沿海地区是无法享受的，土地价格也更低。”肖华说，“这让我们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产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是自己做。” 肖华说，每年12月6日至次年1月6日，邀请销售商来公司开会，将来年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确定下来，支付定金后，公司按计划生产，“经营风险也不大”。产品定位于中低端，每双鞋带来的利润很低，但积少成多，仍能累加出极其可观的数额。
几年发展下来，公司日渐壮大，现有资产1.0157亿元。去年生产了800多万双鞋，其中有一部分出售到西亚和东南亚国家。公司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84亿元，纳税200多万元。
更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公司现有员工686人，在农闲时的用工最高峰期间，有1029名工人在这里挣钱，其中以四五十岁的妇女为主。在开县，在鞋厂工作所得到的薪酬，足以让员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还能兼顾家庭。
曾汉宇：水里养的除了鱼，还有谋求上市的梦想
40岁的开县人曾汉宇，已跻身于重庆水产行业的最前沿方阵。
出生于开县厚坝镇大坝村8组的曾汉宇，1997年从合川水产学校淡水鱼专业毕业后，去师兄创办的通威集团打工。懂技术、头脑活络的他进步神速，很年轻就成为片区经理，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当绝大多数人只能骑自行车时，这个农家子弟就开上了汽车。 曾汉宇发现，高温天气时，鱼的损耗非常大，侵蚀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能减少运输中转，仅仅是节省下来的损耗，就是非常可观的收入。“鱼场必须有规模，但也不能太集中，要靠近市场终端，假如有自己的鱼场就好了。”一个念头在曾汉宇心中腾起。
2009年，开县举办首届乡情会，出台了返乡创业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曾汉宇听到这个好消息返回家乡，注册成立了重庆市飞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将厚坝镇闲置的3000亩山坪塘进行改造升级，让“死鱼塘”成了“聚宝盆”，还被授予“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在湖南，他也有2000亩养鱼基地。
“仅靠能吃苦还不够，科学养殖才是王道。”曾汉宇推行轮捕轮放的养鱼模式，每次放养的鱼种、大小、品类都很有讲究，实现了基地一年四季都有成品鱼销售。
2011年，曾汉宇又进行了“水上种蔬菜”的尝试，套养了珍珠蚌，提升了效益。
2012年，一场大洪水让曾汉宇的鱼跑光了。渡过难关后，他再一次加强了对基地的改造，2014年，他又投入七八百万元进行“小改大”“浅改深”的改造，“往后，还会提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喝着茶就能知道鱼是否缺氧”。
曾汉宇说，他在重庆的基地已经形成了年产量近千万斤的规模，去年的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虽然投入大，但利润也不少。”踌躇满志的曾汉宇说，重庆的水产品每年的市场总量在50万吨左右，而重庆的自产能力不到30万吨。“这是一个直接连结到老百姓菜篮子的行业，有很好的前景。”
曾汉宇的企业吸引了风投的关注，注资额以千万元计。而今，曾汉宇正积极筹备公司上市事宜。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连锁效应
过去，农民工“打工一人，致富一家”，对于社会的效应，被业界称为“做加法”。而今，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一方”，则成为业界口中的“做乘法”。从“加法”到“乘法”，返乡创业让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工，成为“全民创业”中一块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在重庆，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究竟有多大？权威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重庆市累计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809万人，“转移就业率超过95%，基本实现应转尽转。”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170.3万人。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黎勇说：“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不仅对自己有价值，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价值。”黎勇介绍，截至2015年9月底，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企业，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人数规模，相当于市内农民工就业总量的40%。“全市每年返乡的30万农民工中，有近5万人在返乡创业企业就业。”他说，比如开县兴泰电子有限公司，450名员工中，从广东返乡的占80%以上。
“这些人创办的企业，为留守务农的农民而言，也带来了价值。”黎勇说，很多农业产业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和存量劳动力，既发展了农业，反哺了农村，更带动了农民增收创收，推动了精准脱贫。如云阳县红霖食品有限公司，与周边1000户养殖户签订长期养殖回收合同，仅养殖一项每年每户农民就能增收1.5万元。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返乡创业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黎勇说，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创业形成的集聚效应优化了当地原有的产业结构，配套和相关产业均得到了协同发展。如合川区农民工李万明创办的“石丫”鸡蛋品牌，产品远销西南各地，其蛋鸡饲料需求，带动了周边300农户发展种植玉米、蔬菜等饲料类配套产业。
忠县、奉节、秀山等地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陆续打造了新型“淘宝村”，构建起云智网商城，将个人网商和数百家企业组织起来，在线下建立实体展示店，打造出覆盖县城、辐射乡镇的24小时物流配送体系。目前，这3个地方约有1万余名农户在家当起了供货商，形成了产业发展集群。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务处处长张德祥介绍，出身农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并非一窝蜂地盯着农业领域创业。他们创办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承接了东部地区梯度转移产业，有的是整厂迁移，有的是部分产品生产基地迁移，有的是产销链条的一个环节迁移。“尤其是电子加工、服装生产、小五金等制造行业居多，形成了市内建厂、市外销售的互补发展模式。”而且农民工创业，“并非都是‘大老粗’，有相当部分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张德祥说，比如开县馗旭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有博士14名，汇聚了50多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成果。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正成为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
“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效应外，我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缓解农村社会问题。”黎勇说，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土地撂荒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据测算，全市约有9万留守儿童、11万空巢老人问题，因农民工返乡得到了有效缓解，“社会效益非常突出”。
开县厚坝镇大坝村主任李远林说，村里的年轻人，70%倾向于留在本县打工，“这和以前真的不同了”。
重庆开全国先河出台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早在2008年，重庆就开全国先河，率先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文件，此后，13个省市先后前来学习经验。
为了让农民工创业扶持落到实处，重庆在行业准入、行政审批、税费减免、综合服务等多个方面的政策上进行了细化。引人关注的是，微企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三权抵押”等多项“干货”政策向农民工开放。农民工开办个体工商户，除经营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等行业外，其余均可享受小额贷款贴息政策。前几年，只有女性农民工才有资格享受小额担保贷款。重庆突破这一点，在2015年将贷款对象扩大到所有农民工。在贷款额度上，从2008年前的3万元逐步统一提高到15万元。
对于很多返乡创业农民工而言，工业园区门槛高、要求严、入驻难，他们只能望而却步。重庆则另辟蹊径，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市、区县、乡镇三级返乡创业园区（创业街）。在园区，推出了很多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比如，吸纳农民工100人及以上就业一年以上的，可享受贷款利息补贴，最高可补贴60万元。近4年来，全市累计为156户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贴息5500万元。
重庆还组建市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全市累计为8.9万农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73.9亿元。
重庆将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补贴范围，参训人员每人每年可享受15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近年来累计对7.5万名农民工进行了创业培训。
市、区县两级组建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有300余名企业家、大学教授、科研院所专家、政府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一对一的创业指导咨询服务。
在返乡创业园区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有人力社保、税务、工商等部门工作人员进驻，为创业者提供行政代办、综合审批等“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如巫山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标准化厂房第一年免收租金，第二年、第三年减半收费的优惠政策。征收的所得税，属于地方留存部分，实行先征后返。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黎勇介绍，“十三五”期间，重庆将集中力量推动返乡创业进一步提档升级。
（据《中国青年报》）
返乡创业潮中的三个开县弄潮儿
开县是重庆闻名全国的“打工第一县”，全县170万人口中，近7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十二五”期间，开县每年都有超过1万多名打工仔、打工妹返乡创事业，创办的经济实体已超过2.7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
谢世洪：“成都小吃”店主玩转新科技
大多数北京人并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开的。这些开县人中，相当比例是——或曾经是——农民工。今年46岁的谢世洪，就曾是“成都小吃”店主中的风云人物。而今，他早已鸟枪换炮，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他和合作者创办的重庆开县特飞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航空特殊动力材料，得到国家发改委“高精度工业CT无损检测系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获得了轻型航空发动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和应用等50多项发明、130余项外观设计、220多项新型实用专利。他们开发的双转子回转式容积泵，目前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1986年，初中毕业的谢世洪成为开县赵家镇长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他一边为师傅放牛一边学中医，然后去建筑工地拉板车，再返乡结婚——刚步入社会的谢世洪，重复着与其他打工仔大同小异的故事。
看见别人当厨师能“半年前穿补丁衣服出去，半年后打领带回来”，新婚的谢世洪也去镇上学厨师，然后辗转漂泊10多个省打工。在成都锦江宾馆，经过一些类似于电影中“偷师学艺”桥段后，他成了大师的徒弟，成了厨师长，终于可以“打领带回来”了。
有一次，谢世洪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小吃店吃午饭。他看着别人吃几元钱的小吃，而自己吃几十元的炒菜，还喝着酒，心里不免有点优越感。但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你坐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好几百元。”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几轮了。”谢世洪惊讶地了解到，这家小投入的路边小店，其实比很多大酒楼的利润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谢世洪，成为最早一批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以“成都小吃”开店并赚了钱，这让在北京的开县人备受鼓舞。谢世洪也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家近100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流水有1万多元。
这一时期开“成都小吃”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谢世洪却决定把钱用来开分店。他一边在北大进修MBA，一边管理着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加入新成立的开县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任副会长。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世洪在一次接待中结识了程中云，两人在“做飞机项目”上一拍即合。他们合开的公司开发出世界首款超轻型、可折叠的水上动力冲浪板，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CE等多项专业认证。
肖华：打工仔创办的鞋厂产品销到了国外
42岁的肖华，这名曾经的开县“打工仔”，如今在家乡开县拥有一家鞋业公司的一半股权，而该公司的资产超过1亿元。
1991年，19岁的肖华离开家乡，去福建晋江鞋厂打工，靠勤奋好学做到了销售经理，每月能有两三万元收入。他由此挣得第一桶金。在那个年代，七八十万元的积蓄已经足以为更大的梦想搭上起跑器。1998年，外出7年的肖华回到家乡，希望从正在推进的三峡迁建中找到机会。他承包了开县橡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在企业整体改制时，他和志同道合的下海青年杨勇一起，买下整个公司，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立了勇华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老家，人脉、政策都有一定优势，比如有三峡后期产业扶持政策、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其中一些政策在沿海地区是无法享受的，土地价格也更低。”肖华说，“这让我们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产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是自己做。” 肖华说，每年12月6日至次年1月6日，邀请销售商来公司开会，将来年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确定下来，支付定金后，公司按计划生产，“经营风险也不大”。产品定位于中低端，每双鞋带来的利润很低，但积少成多，仍能累加出极其可观的数额。
几年发展下来，公司日渐壮大，现有资产1.0157亿元。去年生产了800多万双鞋，其中有一部分出售到西亚和东南亚国家。公司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84亿元，纳税200多万元。
更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公司现有员工686人，在农闲时的用工最高峰期间，有1029名工人在这里挣钱，其中以四五十岁的妇女为主。在开县，在鞋厂工作所得到的薪酬，足以让员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还能兼顾家庭。
曾汉宇：水里养的除了鱼，还有谋求上市的梦想
40岁的开县人曾汉宇，已跻身于重庆水产行业的最前沿方阵。
出生于开县厚坝镇大坝村8组的曾汉宇，1997年从合川水产学校淡水鱼专业毕业后，去师兄创办的通威集团打工。懂技术、头脑活络的他进步神速，很年轻就成为片区经理，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当绝大多数人只能骑自行车时，这个农家子弟就开上了汽车。 曾汉宇发现，高温天气时，鱼的损耗非常大，侵蚀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能减少运输中转，仅仅是节省下来的损耗，就是非常可观的收入。“鱼场必须有规模，但也不能太集中，要靠近市场终端，假如有自己的鱼场就好了。”一个念头在曾汉宇心中腾起。
2009年，开县举办首届乡情会，出台了返乡创业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曾汉宇听到这个好消息返回家乡，注册成立了重庆市飞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将厚坝镇闲置的3000亩山坪塘进行改造升级，让“死鱼塘”成了“聚宝盆”，还被授予“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在湖南，他也有2000亩养鱼基地。
“仅靠能吃苦还不够，科学养殖才是王道。”曾汉宇推行轮捕轮放的养鱼模式，每次放养的鱼种、大小、品类都很有讲究，实现了基地一年四季都有成品鱼销售。
2011年，曾汉宇又进行了“水上种蔬菜”的尝试，套养了珍珠蚌，提升了效益。
2012年，一场大洪水让曾汉宇的鱼跑光了。渡过难关后，他再一次加强了对基地的改造，2014年，他又投入七八百万元进行“小改大”“浅改深”的改造，“往后，还会提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喝着茶就能知道鱼是否缺氧”。
曾汉宇说，他在重庆的基地已经形成了年产量近千万斤的规模，去年的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虽然投入大，但利润也不少。”踌躇满志的曾汉宇说，重庆的水产品每年的市场总量在50万吨左右，而重庆的自产能力不到30万吨。“这是一个直接连结到老百姓菜篮子的行业，有很好的前景。”
曾汉宇的企业吸引了风投的关注，注资额以千万元计。而今，曾汉宇正积极筹备公司上市事宜。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连锁效应
过去，农民工“打工一人，致富一家”，对于社会的效应，被业界称为“做加法”。而今，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一方”，则成为业界口中的“做乘法”。从“加法”到“乘法”，返乡创业让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工，成为“全民创业”中一块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在重庆，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究竟有多大？权威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重庆市累计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809万人，“转移就业率超过95%，基本实现应转尽转。”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170.3万人。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黎勇说：“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不仅对自己有价值，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价值。”黎勇介绍，截至2015年9月底，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企业，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人数规模，相当于市内农民工就业总量的40%。“全市每年返乡的30万农民工中，有近5万人在返乡创业企业就业。”他说，比如开县兴泰电子有限公司，450名员工中，从广东返乡的占80%以上。
“这些人创办的企业，为留守务农的农民而言，也带来了价值。”黎勇说，很多农业产业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和存量劳动力，既发展了农业，反哺了农村，更带动了农民增收创收，推动了精准脱贫。如云阳县红霖食品有限公司，与周边1000户养殖户签订长期养殖回收合同，仅养殖一项每年每户农民就能增收1.5万元。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返乡创业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黎勇说，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创业形成的集聚效应优化了当地原有的产业结构，配套和相关产业均得到了协同发展。如合川区农民工李万明创办的“石丫”鸡蛋品牌，产品远销西南各地，其蛋鸡饲料需求，带动了周边300农户发展种植玉米、蔬菜等饲料类配套产业。
忠县、奉节、秀山等地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陆续打造了新型“淘宝村”，构建起云智网商城，将个人网商和数百家企业组织起来，在线下建立实体展示店，打造出覆盖县城、辐射乡镇的24小时物流配送体系。目前，这3个地方约有1万余名农户在家当起了供货商，形成了产业发展集群。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务处处长张德祥介绍，出身农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并非一窝蜂地盯着农业领域创业。他们创办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承接了东部地区梯度转移产业，有的是整厂迁移，有的是部分产品生产基地迁移，有的是产销链条的一个环节迁移。“尤其是电子加工、服装生产、小五金等制造行业居多，形成了市内建厂、市外销售的互补发展模式。”而且农民工创业，“并非都是‘大老粗’，有相当部分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张德祥说，比如开县馗旭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有博士14名，汇聚了50多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成果。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正成为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
“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效应外，我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缓解农村社会问题。”黎勇说，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土地撂荒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据测算，全市约有9万留守儿童、11万空巢老人问题，因农民工返乡得到了有效缓解，“社会效益非常突出”。
开县厚坝镇大坝村主任李远林说，村里的年轻人，70%倾向于留在本县打工，“这和以前真的不同了”。
重庆开全国先河出台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早在2008年，重庆就开全国先河，率先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文件，此后，13个省市先后前来学习经验。
为了让农民工创业扶持落到实处，重庆在行业准入、行政审批、税费减免、综合服务等多个方面的政策上进行了细化。引人关注的是，微企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三权抵押”等多项“干货”政策向农民工开放。农民工开办个体工商户，除经营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等行业外，其余均可享受小额贷款贴息政策。前几年，只有女性农民工才有资格享受小额担保贷款。重庆突破这一点，在2015年将贷款对象扩大到所有农民工。在贷款额度上，从2008年前的3万元逐步统一提高到15万元。
对于很多返乡创业农民工而言，工业园区门槛高、要求严、入驻难，他们只能望而却步。重庆则另辟蹊径，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市、区县、乡镇三级返乡创业园区（创业街）。在园区，推出了很多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比如，吸纳农民工100人及以上就业一年以上的，可享受贷款利息补贴，最高可补贴60万元。近4年来，全市累计为156户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贴息5500万元。
重庆还组建市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全市累计为8.9万农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73.9亿元。
重庆将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补贴范围，参训人员每人每年可享受15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近年来累计对7.5万名农民工进行了创业培训。
市、区县两级组建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有300余名企业家、大学教授、科研院所专家、政府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一对一的创业指导咨询服务。
在返乡创业园区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有人力社保、税务、工商等部门工作人员进驻，为创业者提供行政代办、综合审批等“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如巫山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标准化厂房第一年免收租金，第二年、第三年减半收费的优惠政策。征收的所得税，属于地方留存部分，实行先征后返。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黎勇介绍，“十三五”期间，重庆将集中力量推动返乡创业进一步提档升级。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