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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之前，我在北京生活了10年，北京是这样一座城：空气是黄色的。过地铁安检，身形彪悍的安保员会凶狠地要求你的随身小包。冬天的风能像刀子一样，能刮进骨子里。室内都有暖气。入秋鼻炎就发作，折腾到中秋前后才结束。做好自己的事，基本没人找麻烦。
在上海工作了3个月，我看到的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平时天气晴朗，一旦刮一场来自北方的风，就会被笼罩在久久不散的雾霾中。过地铁安检，面孔白净的小姑娘会向你挥手致意：“请您安检”。冬天可以在室外悠闲地散步。家里没暖气，即便开了电烤炉还是会冷。感冒不会拖一个星期，最多两天就好。上司会跟你叨叨与人交往的注意事项，同事会跟你叨叨有些话该讲或不该讲。
可能是因为换了环境，我的感官全部调动起来，时刻都在感受这个地方带给我的新鲜感。每个“不一样”都被我拿来与相处了10年的“老伙计”做比较。就像在北京的周末我都能以写稿为由赖在家里，但在上海的周末却不得不以看展为由奔波在路上。相同的是，两者都是因为工作。
又因为依然在艺术圈混着，就不得不比较遇到的人或事。做媒体的时候，跟画廊或艺术家打交道，大家都会很热情，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选题，又不收他们的版面费，免费的宣传嘛当然是好的。如今在画廊当小兵了，媒体似乎就没那么好打交道了，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老板口袋里的广告预算。老板的预算越足，他们的热情越高涨。艺术家也从“超凡脱俗”变成了“入世还俗”，一件作品能换回多少人民币或美金，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忽然之间，我接触到的人都换了面孔。可是我还是那个我，只是因为做的事情不一样了，人却变成了这样的人。
同事向我抱怨工作不好推进：高傲的艺术家脾气古怪又难搞定，合作细节怎么也谈不拢，总觉得自己画得太好了，画廊就该热脸贴上来，大手笔买他们的画，然后过个十年半载卖出天价；高价请来的知名策展人，总抱着美好的学术愿望策展，却做不到平衡出资方的投入与回报；高端的媒体总能为昂贵的广告费找到一涨再涨的理由，但有没有宣传效果，只有缥缈在云端的未来客户知晓了。
也是因为换了工作身份，才发现媒体懒惰得超出我想象。大几万买下的数个版面，原来是我们需要放什么内容就给排什么，根本不是我以前理解的那样，由记者或编辑写文章。原本以为电视台采访，就是让被访者在镜头前说说话罢了，现在才知道，他们还会要求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料，说不定5分钟视频的整个台本就这样用资料堆出来了。网站也不过做个模板，图片和文字资料一到，编辑就往里面填东西。我有时纳闷，这些媒体同行，真的不会自己去动脑筋写点什么吗？也许这样的情况不论北京上海都一样，只是我的工作立场变了，才看到了之前不了解的一面。
不过令人丧气的事情在哪里都一样能遇上。在北京做采访时，遇到怎么也不肯配合的采访对象，短信电话低声下气央求过好久，就是不答应采访要求。在上海找媒体做宣传时，遇到过后台硬的主儿，我因为不小心流露出觉得单页十几万的版面费太贵的语气，被人用鼻孔发出的声音轻视过。
不过，媒体的贪婪，艺术家的刁难，画廊工作的困难，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从北京来到上海，大环境确实变了很多，但还是一样，艺术圈始终还是绕着“钱”在转。作品究竟好不好不重要，只要有土豪舍得砸钱做宣传，就能上得了“闭路电视”，出得了中国国门，入得了“年度排行”，进得了私人馆藏。所以艺术家、收藏家、评论人、媒体人，都贪婪地围着“艺术”这块大肥肉打转，恨不得一口撕块大的。
曾经有个颇犀利的艺术评论人，在某本影响力不大不小的杂志上连载了两期评论，我那久经艺术沙场考验的同事不屑地用指尖拈着书页，眼角斜睨着，用鼻尖哼出几句话：“这人拿了钱就说好话，没拿到钱就骂人，一点自己的思想体系都没有！”他顿了顿：“不就是因为钱嘛！”
看来不论在哪一座城，行业基本点还是一样的。
在上海工作了3个月，我看到的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平时天气晴朗，一旦刮一场来自北方的风，就会被笼罩在久久不散的雾霾中。过地铁安检，面孔白净的小姑娘会向你挥手致意：“请您安检”。冬天可以在室外悠闲地散步。家里没暖气，即便开了电烤炉还是会冷。感冒不会拖一个星期，最多两天就好。上司会跟你叨叨与人交往的注意事项，同事会跟你叨叨有些话该讲或不该讲。
可能是因为换了环境，我的感官全部调动起来，时刻都在感受这个地方带给我的新鲜感。每个“不一样”都被我拿来与相处了10年的“老伙计”做比较。就像在北京的周末我都能以写稿为由赖在家里，但在上海的周末却不得不以看展为由奔波在路上。相同的是，两者都是因为工作。
又因为依然在艺术圈混着，就不得不比较遇到的人或事。做媒体的时候，跟画廊或艺术家打交道，大家都会很热情，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选题，又不收他们的版面费，免费的宣传嘛当然是好的。如今在画廊当小兵了，媒体似乎就没那么好打交道了，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老板口袋里的广告预算。老板的预算越足，他们的热情越高涨。艺术家也从“超凡脱俗”变成了“入世还俗”，一件作品能换回多少人民币或美金，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忽然之间，我接触到的人都换了面孔。可是我还是那个我，只是因为做的事情不一样了，人却变成了这样的人。
同事向我抱怨工作不好推进：高傲的艺术家脾气古怪又难搞定，合作细节怎么也谈不拢，总觉得自己画得太好了，画廊就该热脸贴上来，大手笔买他们的画，然后过个十年半载卖出天价；高价请来的知名策展人，总抱着美好的学术愿望策展，却做不到平衡出资方的投入与回报；高端的媒体总能为昂贵的广告费找到一涨再涨的理由，但有没有宣传效果，只有缥缈在云端的未来客户知晓了。
也是因为换了工作身份，才发现媒体懒惰得超出我想象。大几万买下的数个版面，原来是我们需要放什么内容就给排什么，根本不是我以前理解的那样，由记者或编辑写文章。原本以为电视台采访，就是让被访者在镜头前说说话罢了，现在才知道，他们还会要求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料，说不定5分钟视频的整个台本就这样用资料堆出来了。网站也不过做个模板，图片和文字资料一到，编辑就往里面填东西。我有时纳闷，这些媒体同行，真的不会自己去动脑筋写点什么吗？也许这样的情况不论北京上海都一样，只是我的工作立场变了，才看到了之前不了解的一面。
不过令人丧气的事情在哪里都一样能遇上。在北京做采访时，遇到怎么也不肯配合的采访对象，短信电话低声下气央求过好久，就是不答应采访要求。在上海找媒体做宣传时，遇到过后台硬的主儿，我因为不小心流露出觉得单页十几万的版面费太贵的语气，被人用鼻孔发出的声音轻视过。
不过，媒体的贪婪，艺术家的刁难，画廊工作的困难，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从北京来到上海，大环境确实变了很多，但还是一样，艺术圈始终还是绕着“钱”在转。作品究竟好不好不重要，只要有土豪舍得砸钱做宣传，就能上得了“闭路电视”，出得了中国国门，入得了“年度排行”，进得了私人馆藏。所以艺术家、收藏家、评论人、媒体人，都贪婪地围着“艺术”这块大肥肉打转，恨不得一口撕块大的。
曾经有个颇犀利的艺术评论人，在某本影响力不大不小的杂志上连载了两期评论，我那久经艺术沙场考验的同事不屑地用指尖拈着书页，眼角斜睨着，用鼻尖哼出几句话：“这人拿了钱就说好话，没拿到钱就骂人，一点自己的思想体系都没有！”他顿了顿：“不就是因为钱嘛！”
看来不论在哪一座城，行业基本点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