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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公权人物的贪腐是所有社会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日本当然不会例外。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现代史上，政府高官的贪腐现象是很严重的。
但是这些贪腐问题在日本所引起的反响倒并不是那么大，即使有时的涉案金额是天文数字，除了战前的皇道派陆军军人把政治家的贪腐作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右翼团体血盟团将其作为搞暗杀恐怖活动的理由之外，并不太听到有多少日本民众的抱怨。
这是因为日本的贪腐有一些“日本特色”的缘故。
日本人办事喜欢讲究资格，在日本不存在全民贪腐的问题，也不是手上有点公权就能贪污的，只有很少一些握有公权的人才有资格能够从事贪腐伟业。这种情况甚至使得一些日本人会产生一种“贪腐是社会精英应该得到的社会报酬”的错觉。
在日本常能听到一句迂回描述贪腐的用语叫“政治和金钱”，实际上这句话就指明了谁有资格贪腐。这句话是专门用来指发生在通过选举选拔的那些被称为“政治家”、国家议会的议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身上涉及金钱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最后能被定性为贪腐案件的并不多，大部分到最后成了不了了之的丑闻。
而对于涉及到经考试的方法选拔出来的那些地方和国家公务员们，日本法律以及国民的感情是真正的零容忍。最近发生在高级公务员身上的案子是2007年原防卫省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的“山田洋行事件”，那个案子也就是吃了几顿饭，打了几次高尔夫，到最后查出来的涉案金额都不到1300万日元（约合13万美元），也就当事人半年的工资。但最后守屋武昌就因为这么点钱，被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连带1250万日元罚款。
对公务员这么严格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公务员有切实的工作保障，有稳定而且不错的收入，还要贪腐就太不像话了。不要说贪腐了，就连用公款请吃都会引起让自己付钱的诉讼出来。大家认为在付给公务员的工资里面已经包括了吃饭的钱，为什么还要用国库的钱去填自己的肚子呢？
而政治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政治家是没有保障的，一旦落了选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老太，而且还是失业的老头老太，所以政治家们老在为他们下一次能不能还被选上而忙活。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需要钱，而议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们的工资里并没有这种费用，所以这些人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寻找这些钱，也就是寻找所谓的“政治献金”。
战后日本的权力逐渐从官僚手里向政治家转移，日本官僚本来就不太贪腐，而政治家的贪腐程度比战前要严重得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需要亲自去贪腐，只有像田中角荣、金丸信、竹下登这些“贪腐名人”们干这些事。当时自民党是分为若干个派阀活动，日本文化中是小弟支持大哥，大哥照顾小弟，各派阀领袖需要为本派阀成员提供经费。谁敛钱的能耐越大，谁的势力就越强，像石原慎太郎原来也从别人那儿继承来过几个小弟组成过一个“石原派”，但因为他不会敛钱，这个派阀没多久就分解了。
那么这些出资者都是一些什么人呢？出资的一般都是有明确利益政策要求的企业法人或者行业法人，这就出来了一个两难悖论：如果政治家答应了出资者的要求，政治家就是在受贿，而出资者如果不向政治家提出要求的话，出资者就是在对股东渎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1994年导入了一个“政党交付金”制度，按照每个国民250日元的标准从国库支取，按照各党派在众参两院所占席位以及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分配给各个党派，以此弥补在付给议员的工资中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款项的问题。虽然这个制度还有很多执行上的问题，但不能否定这个制度大大减少了政治献金的规模，使得政商勾结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这些贪腐问题在日本所引起的反响倒并不是那么大，即使有时的涉案金额是天文数字，除了战前的皇道派陆军军人把政治家的贪腐作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右翼团体血盟团将其作为搞暗杀恐怖活动的理由之外，并不太听到有多少日本民众的抱怨。
这是因为日本的贪腐有一些“日本特色”的缘故。
日本人办事喜欢讲究资格，在日本不存在全民贪腐的问题，也不是手上有点公权就能贪污的，只有很少一些握有公权的人才有资格能够从事贪腐伟业。这种情况甚至使得一些日本人会产生一种“贪腐是社会精英应该得到的社会报酬”的错觉。
在日本常能听到一句迂回描述贪腐的用语叫“政治和金钱”，实际上这句话就指明了谁有资格贪腐。这句话是专门用来指发生在通过选举选拔的那些被称为“政治家”、国家议会的议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身上涉及金钱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最后能被定性为贪腐案件的并不多，大部分到最后成了不了了之的丑闻。
而对于涉及到经考试的方法选拔出来的那些地方和国家公务员们，日本法律以及国民的感情是真正的零容忍。最近发生在高级公务员身上的案子是2007年原防卫省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的“山田洋行事件”，那个案子也就是吃了几顿饭，打了几次高尔夫，到最后查出来的涉案金额都不到1300万日元（约合13万美元），也就当事人半年的工资。但最后守屋武昌就因为这么点钱，被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连带1250万日元罚款。
对公务员这么严格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公务员有切实的工作保障，有稳定而且不错的收入，还要贪腐就太不像话了。不要说贪腐了，就连用公款请吃都会引起让自己付钱的诉讼出来。大家认为在付给公务员的工资里面已经包括了吃饭的钱，为什么还要用国库的钱去填自己的肚子呢？
而政治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政治家是没有保障的，一旦落了选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老太，而且还是失业的老头老太，所以政治家们老在为他们下一次能不能还被选上而忙活。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需要钱，而议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们的工资里并没有这种费用，所以这些人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寻找这些钱，也就是寻找所谓的“政治献金”。
战后日本的权力逐渐从官僚手里向政治家转移，日本官僚本来就不太贪腐，而政治家的贪腐程度比战前要严重得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需要亲自去贪腐，只有像田中角荣、金丸信、竹下登这些“贪腐名人”们干这些事。当时自民党是分为若干个派阀活动，日本文化中是小弟支持大哥，大哥照顾小弟，各派阀领袖需要为本派阀成员提供经费。谁敛钱的能耐越大，谁的势力就越强，像石原慎太郎原来也从别人那儿继承来过几个小弟组成过一个“石原派”，但因为他不会敛钱，这个派阀没多久就分解了。
那么这些出资者都是一些什么人呢？出资的一般都是有明确利益政策要求的企业法人或者行业法人，这就出来了一个两难悖论：如果政治家答应了出资者的要求，政治家就是在受贿，而出资者如果不向政治家提出要求的话，出资者就是在对股东渎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1994年导入了一个“政党交付金”制度，按照每个国民250日元的标准从国库支取，按照各党派在众参两院所占席位以及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分配给各个党派，以此弥补在付给议员的工资中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款项的问题。虽然这个制度还有很多执行上的问题，但不能否定这个制度大大减少了政治献金的规模，使得政商勾结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