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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上映一分钟即被紧急叫停，在删减掉一些裸露和血腥镜头后复映却票房惨淡，草草收场——《被解救的姜戈》在内地的遭遇颇具昆汀式的荒诞意味，这样一部风格之作商业企图明显，也不缺话题，其市场表现却虎头蛇尾，“莫名其妙”。如此黑色幽默，是对内地电影生态的绝妙讽喻。
事实上，此片在上映之前即有高清版本在网上流传，这不仅使电影审查部门的“严谨”失去意义，还因此事迅即成为一桩飞速张扬的新闻事件，产生广告效应，从而在更大范围的观众群中普及了昆汀。
录像带租赁店小弟出身，却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仅凭前两部作品《落水狗》和《低俗小说》便足以奠定其名垂影史的地位，继而向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靠拢，在不失风格和水准的前提下拍出了《杀死比尔》、《无耻混蛋》等商业大片，这就是被誉为鬼才导演的昆汀。
此人路子野、口味重、熟谙影史，偏爱港式动作片、好莱坞B级片、法国黑色电影、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片等难登大雅之堂的老电影，津津乐道之余，还乐此不疲地将这些电影类型混搭、杂糅在一起，其乱炖的技艺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各种桥段和场面经他转手往往不露痕迹，自成一格，烩成属于他个人的独特风味。与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学院派相比，昆汀更像是一位恶童，玩世不恭，一脸坏笑地玩电影。因此，其电影总是洋溢着一种狂放恣肆、举重若轻的游戏精神，观者只见粗口与血浆齐飞，调侃和戏谑纷纭，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荒诞感直逼心头。
如果将昆汀的风格纳入到一种精神谱系中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把亨利？米勒和冯尼古特看作其文学上的远亲，而其影像中的近邻则有盖？里奇和宁浩。前者简直是昆汀在英国的翻版，同样凭借最初的两部天才之作——《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扬名立万，转而尝试商业大片《大侦探福尔摩斯》；后者则将这一风格移植到本土语境中，成功实现了嫁接。也有论者将姜文和昆汀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纯属误读。在狂欢化叙事方面两人确有相通之处，但姜文的精英范儿和浪漫化倾向与昆汀纯正的恶童气质格格不入，即便再怎么装流氓，我们也很难想象姜文会在电影中将自己炸得灰飞烟灭，正如昆汀在本片中所做的那样。
在早期的两部作品中，昆汀以结构拼贴、多线索叙事和塑造群像见长，此后的他似乎把这看家本领随手丢弃了，转而依托于他所钟爱的各种电影类型，随心所欲地戏仿、混搭和组合，竟也能玩出新意。《杀死比尔》脱胎于港式功夫片和日本武士片，《金刚不坏》刻意做旧画面以营造早期B级片和邪典（cult）电影的氛围，《无耻混蛋》则披了件二战历史片的外衣，到《被解救的姜戈》，昆汀再次别出心裁，在黑奴制盛行的美国南方庄园里上演通心粉西部片式的血腥暴力。
很多人会因为本片解放黑奴的主题而想到《林肯》，甚至格里菲斯的经典名作《一个国家的诞生》，我却认为与本片形成最有趣对照的是李安被低估的电影《与魔鬼共骑》——讲述一个白人少年和黑奴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找到自我，实现自由的成长故事。两片在表现黑奴自我觉醒、追求自由这一人文主义内涵上可谓如出一辙，甚至都借助白人伙伴的死来深化这一点，但在自由之后怎样这一议题上，两片的走向出现了分岔：前者顺理成章地踏上事先铺设的复仇之路，在观众期待之中的暴力大餐如约而至，而后者则让主人公在与仇人狭路相逢时放下仇恨，选择和解，因为“这没什么对错，就是这么回事”。
对暴力和战争的反思显然不在昆汀的视野之内，甚至解放黑奴于他也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有此前提方能心安理得地渲染、把玩暴力，对昆汀而言，暴力止于美学。我相信这既是昆汀的恶趣味，也是其深谙的商业规则，是不可逾越的生存之道。而在这约束之下迸发出来的创造力，不按常理出牌、率性而为的不羁气质以及打破一切陈词滥调的疯劲儿，才是昆汀最大的魅力。
事实上，此片在上映之前即有高清版本在网上流传，这不仅使电影审查部门的“严谨”失去意义，还因此事迅即成为一桩飞速张扬的新闻事件，产生广告效应，从而在更大范围的观众群中普及了昆汀。
录像带租赁店小弟出身，却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仅凭前两部作品《落水狗》和《低俗小说》便足以奠定其名垂影史的地位，继而向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靠拢，在不失风格和水准的前提下拍出了《杀死比尔》、《无耻混蛋》等商业大片，这就是被誉为鬼才导演的昆汀。
此人路子野、口味重、熟谙影史，偏爱港式动作片、好莱坞B级片、法国黑色电影、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片等难登大雅之堂的老电影，津津乐道之余，还乐此不疲地将这些电影类型混搭、杂糅在一起，其乱炖的技艺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各种桥段和场面经他转手往往不露痕迹，自成一格，烩成属于他个人的独特风味。与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学院派相比，昆汀更像是一位恶童，玩世不恭，一脸坏笑地玩电影。因此，其电影总是洋溢着一种狂放恣肆、举重若轻的游戏精神，观者只见粗口与血浆齐飞，调侃和戏谑纷纭，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荒诞感直逼心头。
如果将昆汀的风格纳入到一种精神谱系中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把亨利？米勒和冯尼古特看作其文学上的远亲，而其影像中的近邻则有盖？里奇和宁浩。前者简直是昆汀在英国的翻版，同样凭借最初的两部天才之作——《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扬名立万，转而尝试商业大片《大侦探福尔摩斯》；后者则将这一风格移植到本土语境中，成功实现了嫁接。也有论者将姜文和昆汀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纯属误读。在狂欢化叙事方面两人确有相通之处，但姜文的精英范儿和浪漫化倾向与昆汀纯正的恶童气质格格不入，即便再怎么装流氓，我们也很难想象姜文会在电影中将自己炸得灰飞烟灭，正如昆汀在本片中所做的那样。
在早期的两部作品中，昆汀以结构拼贴、多线索叙事和塑造群像见长，此后的他似乎把这看家本领随手丢弃了，转而依托于他所钟爱的各种电影类型，随心所欲地戏仿、混搭和组合，竟也能玩出新意。《杀死比尔》脱胎于港式功夫片和日本武士片，《金刚不坏》刻意做旧画面以营造早期B级片和邪典（cult）电影的氛围，《无耻混蛋》则披了件二战历史片的外衣，到《被解救的姜戈》，昆汀再次别出心裁，在黑奴制盛行的美国南方庄园里上演通心粉西部片式的血腥暴力。
很多人会因为本片解放黑奴的主题而想到《林肯》，甚至格里菲斯的经典名作《一个国家的诞生》，我却认为与本片形成最有趣对照的是李安被低估的电影《与魔鬼共骑》——讲述一个白人少年和黑奴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找到自我，实现自由的成长故事。两片在表现黑奴自我觉醒、追求自由这一人文主义内涵上可谓如出一辙，甚至都借助白人伙伴的死来深化这一点，但在自由之后怎样这一议题上，两片的走向出现了分岔：前者顺理成章地踏上事先铺设的复仇之路，在观众期待之中的暴力大餐如约而至，而后者则让主人公在与仇人狭路相逢时放下仇恨，选择和解，因为“这没什么对错，就是这么回事”。
对暴力和战争的反思显然不在昆汀的视野之内，甚至解放黑奴于他也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有此前提方能心安理得地渲染、把玩暴力，对昆汀而言，暴力止于美学。我相信这既是昆汀的恶趣味，也是其深谙的商业规则，是不可逾越的生存之道。而在这约束之下迸发出来的创造力，不按常理出牌、率性而为的不羁气质以及打破一切陈词滥调的疯劲儿，才是昆汀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