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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研究，在学科立场和工具使用两个方面存在“单向度”的固执。运用多学科聚焦的方法，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备三个向度：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逻辑向度。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时间向度 空间向度 逻辑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指一系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与教育者所期望的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或吻合的程度，是行为的客观结果与教育者主观愿望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可以说，从思想政治教育诞生的那天起，外界对它的有效性的质疑就如影随形，不离左右。从苏格拉底与普罗泰哥拉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辩论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不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辩护力”就会受到“置疑”。近年来，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论文、论著非常多，其中以沈壮海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但是，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固执”：
一是从本学科的立场，看待本学科的问题。研究大都循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本体论—方法论—效果的测定评价这一路线图展开。
二是对效果的测评，基本使用统计学工具。
这里是互相牵连的两个问题，但它们的地位并非平等。前者决定或规定着后者，前者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实践问题；前者是“道”，后者是“器”。理论层面的问题未解决，导致实践层面出现“测不准”的困难，后者的解决有赖于前者的创新和突破。
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开本学科的单一“视界”，运用多学科聚焦的方法，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视域”。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同时具备三个向度：时间上，迄于个体生命的终止，但过程绝非“等质”和“匀速”的；空间上，及于个体生活空间或交往实践的范围所及；逻辑上，有一个内在的生成机制。
一、时间向度
传播学将传播效果在时间中分为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1］历史学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2］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则完全可以类推分为长期效果、中期效果和短期效果。就像人们常常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疗效所说的那样：中药治本见效慢；西药治标见效快。
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效果是内化、外化的和谐统一，表现的是行为的一贯性、稳定性、连续性，不仅仅在价值观上是教育者所期待的，更重要的是反映个体道德水平的真实状况。如人们常说影响人一生的某个人、某本书、某句话、某件事，即指此类。短期效果：效果起效快，失效也快，往往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如5.12汶川地震后，很多人慷慨解囊，虽不能排除有些人一贯乐善好施或自此走上慈善道路，但很多人只是一时激情。芝加哥学派理论家托马斯说：“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地震创造的悲剧性情境，激发出一种热爱生命，互助互爱的心理共鸣，并迅速蔓延成一种社会情绪，进而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情境。这样，自发的利他行为可能会在此情境压力下变成“不得不”的利他行为。这样的行为很难保证它的连续性、一贯性。
中期效果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休眠”效果。［3］即效果不能马上发挥出来，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其结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者，只有当外界出现某个触发媒时，其效果才能被激活。如爱国主义精神，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或国家面临大灾大难时，表现较为明显，即由隐性转为显性。
时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探讨，不能忽视时间还具有“非等质”“非匀速”的特点。
二、空间向度
人的道德行为的形成，有两个动力因：一是个体内在的向善的动力，即“我要善”；二是群体的外部选择压力，即“要我善”。根据群体动力学原理，群体的行为倾向和行为选择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和支配作用。［4］所谓外部选择压，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外在于选择的主体，它挤压主体选择的自由度，使主体选择变成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选择，甚至是单一选择。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就有做“负责任的大国”、遵循“普世价值”的选择压力，国人也面临着做“大国公民”的选择压力。如汶川地震后，许多人选择慷慨解囊，也是群体压力作用下的结果（当然不能排除有自觉自愿者）。
当然，外部选择压也有正、负压之分。正压，即群体之善，倒逼出个体之善；负压，即群体之恶，倒逼出个体之恶。但如果一个群体内部坏的秉性蔓延，其承受外部更高层次群体的压力就会愈来愈大，在这种压力下，它要么自己更新，淘汰掉内部的腐败成分，要么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这就是人们始终对道德充满乐观主义态度的原因。如有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发展轨迹：先卖假货、后卖真货、现在卖品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规范，法制的完善，而不得不为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迫“从良”的。
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制度中的人”必然受到制度的“塑型”和“再造”。
所以，我们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个体所属的群体对个体的规范作用，不能忽视空间（环境）因素的制约作用。
三、逻辑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包括两个过程，即内化和外化。但外化相对于内化，时间上并非“紧随其后”；内容上并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外化的结果既有可能是“进化”、“提升”，又有可能是“退化”、“变异”甚至“逆反”。即使是后者，它也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生成机制。追求内化到外化的顺利过渡、正向转化是受教育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实现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永恒目标，但实现这一“惊险的一跃”，是一个“极其困难地无限接近”的过程。
发生学理论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在主客体的共同作用下，自己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5］
“美德即知识”。随着道德主体社会交往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和加深、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个体道德知识结构也在不断被建构。这一过程终其一生，甚至当生命终极时，尚未完成。正如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个体道德知识结构既是主客体之间不断碰撞、对话甚至妥协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道德知识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道德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治”行为。我曾与一即将离校的大学生闲聊，他告诉我，在其上初中时，尽管学校离家很近，其父母硬逼着他住校。当时，他很不理解，甚至怨恨父母。住在集体宿舍里，一开始与舍友也处不好关系。经过冲突、调整、适应，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与人相处，得先学会付出。这条经验一直伴随他走过中学和大学，到哪里都能帮助他很快适应环境，人缘也很好。对于即将走向社会，他满怀信心。
“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自我’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信奉的思想和原则中他真正看重的是哪些。”［6］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当中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每个人身上这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特殊的。”
另一方面，人的道德行为，也是行为人自身“选择”的结果，是个体“选择能力”、“判断力”的体现，是人的“实践理性”的体现，它反映了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情景下，自主进行道德选择（抉择）的实际本领、能量和熟练水平。
“人虽然可以抽象议论，但人的一切行为却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并且是按照他自己如何判定这一情境而做出的”［7］。
以上分析说明，人的道德知识始终具有“在路上”、“在场”的特点，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不能忽视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本身的内生逻辑。
总之，目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单学科视野及路径依赖，束缚了我们的思路，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测定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且不说，这种统计本身的局限性，将之引入如此复杂的领域（有关人的思想、情感、态度、信仰等），必定遮蔽了大量真实的信息。这种测定评价，测评的是“当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变动不居、动态发展的。测评结论得出的依据是文本或话语，文本及话语是思维的结果，它们皆来源于生活，但绝不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返回到自身”，回归“现实中的人”，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我们追求精确，却制造了“伪准确”。“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上虚假的精确性的当。”［8］亚里士多德说：“在各种事物中按问题的性质提出对精确性的要求是有教养的标志。”
参考文献：
［1］［3］［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等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4-380.
［2］［法］布罗代尔著.刘北成等译.论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4］［德］库尔特·勒温.人格的动力理论［DB/OL］.中国心理学家网(WWW.CNPSY.NET)，2010-06-13.
［5］［瑞士］让·皮亚杰著.冯克诚主编.皮亚杰认知结构思想与《发生认识论原理》选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220.
［6］［7］［苏］科恩著.佟景韩等译.自我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7：454-455，471.
［8］［英］斯泰宾.有效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6.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时间向度 空间向度 逻辑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指一系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与教育者所期望的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或吻合的程度，是行为的客观结果与教育者主观愿望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可以说，从思想政治教育诞生的那天起，外界对它的有效性的质疑就如影随形，不离左右。从苏格拉底与普罗泰哥拉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辩论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不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辩护力”就会受到“置疑”。近年来，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论文、论著非常多，其中以沈壮海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但是，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固执”：
一是从本学科的立场，看待本学科的问题。研究大都循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本体论—方法论—效果的测定评价这一路线图展开。
二是对效果的测评，基本使用统计学工具。
这里是互相牵连的两个问题，但它们的地位并非平等。前者决定或规定着后者，前者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实践问题；前者是“道”，后者是“器”。理论层面的问题未解决，导致实践层面出现“测不准”的困难，后者的解决有赖于前者的创新和突破。
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开本学科的单一“视界”，运用多学科聚焦的方法，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视域”。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同时具备三个向度：时间上，迄于个体生命的终止，但过程绝非“等质”和“匀速”的；空间上，及于个体生活空间或交往实践的范围所及；逻辑上，有一个内在的生成机制。
一、时间向度
传播学将传播效果在时间中分为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1］历史学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2］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则完全可以类推分为长期效果、中期效果和短期效果。就像人们常常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疗效所说的那样：中药治本见效慢；西药治标见效快。
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效果是内化、外化的和谐统一，表现的是行为的一贯性、稳定性、连续性，不仅仅在价值观上是教育者所期待的，更重要的是反映个体道德水平的真实状况。如人们常说影响人一生的某个人、某本书、某句话、某件事，即指此类。短期效果：效果起效快，失效也快，往往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如5.12汶川地震后，很多人慷慨解囊，虽不能排除有些人一贯乐善好施或自此走上慈善道路，但很多人只是一时激情。芝加哥学派理论家托马斯说：“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地震创造的悲剧性情境，激发出一种热爱生命，互助互爱的心理共鸣，并迅速蔓延成一种社会情绪，进而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情境。这样，自发的利他行为可能会在此情境压力下变成“不得不”的利他行为。这样的行为很难保证它的连续性、一贯性。
中期效果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休眠”效果。［3］即效果不能马上发挥出来，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其结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者，只有当外界出现某个触发媒时，其效果才能被激活。如爱国主义精神，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或国家面临大灾大难时，表现较为明显，即由隐性转为显性。
时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探讨，不能忽视时间还具有“非等质”“非匀速”的特点。
二、空间向度
人的道德行为的形成，有两个动力因：一是个体内在的向善的动力，即“我要善”；二是群体的外部选择压力，即“要我善”。根据群体动力学原理，群体的行为倾向和行为选择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和支配作用。［4］所谓外部选择压，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外在于选择的主体，它挤压主体选择的自由度，使主体选择变成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选择，甚至是单一选择。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就有做“负责任的大国”、遵循“普世价值”的选择压力，国人也面临着做“大国公民”的选择压力。如汶川地震后，许多人选择慷慨解囊，也是群体压力作用下的结果（当然不能排除有自觉自愿者）。
当然，外部选择压也有正、负压之分。正压，即群体之善，倒逼出个体之善；负压，即群体之恶，倒逼出个体之恶。但如果一个群体内部坏的秉性蔓延，其承受外部更高层次群体的压力就会愈来愈大，在这种压力下，它要么自己更新，淘汰掉内部的腐败成分，要么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这就是人们始终对道德充满乐观主义态度的原因。如有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发展轨迹：先卖假货、后卖真货、现在卖品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规范，法制的完善，而不得不为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迫“从良”的。
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制度中的人”必然受到制度的“塑型”和“再造”。
所以，我们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个体所属的群体对个体的规范作用，不能忽视空间（环境）因素的制约作用。
三、逻辑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包括两个过程，即内化和外化。但外化相对于内化，时间上并非“紧随其后”；内容上并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外化的结果既有可能是“进化”、“提升”，又有可能是“退化”、“变异”甚至“逆反”。即使是后者，它也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生成机制。追求内化到外化的顺利过渡、正向转化是受教育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实现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永恒目标，但实现这一“惊险的一跃”，是一个“极其困难地无限接近”的过程。
发生学理论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在主客体的共同作用下，自己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5］
“美德即知识”。随着道德主体社会交往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和加深、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个体道德知识结构也在不断被建构。这一过程终其一生，甚至当生命终极时，尚未完成。正如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个体道德知识结构既是主客体之间不断碰撞、对话甚至妥协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道德知识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道德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治”行为。我曾与一即将离校的大学生闲聊，他告诉我，在其上初中时，尽管学校离家很近，其父母硬逼着他住校。当时，他很不理解，甚至怨恨父母。住在集体宿舍里，一开始与舍友也处不好关系。经过冲突、调整、适应，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与人相处，得先学会付出。这条经验一直伴随他走过中学和大学，到哪里都能帮助他很快适应环境，人缘也很好。对于即将走向社会，他满怀信心。
“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自我’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信奉的思想和原则中他真正看重的是哪些。”［6］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当中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每个人身上这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特殊的。”
另一方面，人的道德行为，也是行为人自身“选择”的结果，是个体“选择能力”、“判断力”的体现，是人的“实践理性”的体现，它反映了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情景下，自主进行道德选择（抉择）的实际本领、能量和熟练水平。
“人虽然可以抽象议论，但人的一切行为却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并且是按照他自己如何判定这一情境而做出的”［7］。
以上分析说明，人的道德知识始终具有“在路上”、“在场”的特点，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不能忽视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本身的内生逻辑。
总之，目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单学科视野及路径依赖，束缚了我们的思路，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测定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且不说，这种统计本身的局限性，将之引入如此复杂的领域（有关人的思想、情感、态度、信仰等），必定遮蔽了大量真实的信息。这种测定评价，测评的是“当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变动不居、动态发展的。测评结论得出的依据是文本或话语，文本及话语是思维的结果，它们皆来源于生活，但绝不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返回到自身”，回归“现实中的人”，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我们追求精确，却制造了“伪准确”。“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上虚假的精确性的当。”［8］亚里士多德说：“在各种事物中按问题的性质提出对精确性的要求是有教养的标志。”
参考文献：
［1］［3］［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等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4-380.
［2］［法］布罗代尔著.刘北成等译.论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4］［德］库尔特·勒温.人格的动力理论［DB/OL］.中国心理学家网(WWW.CNPSY.NET)，2010-06-13.
［5］［瑞士］让·皮亚杰著.冯克诚主编.皮亚杰认知结构思想与《发生认识论原理》选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220.
［6］［7］［苏］科恩著.佟景韩等译.自我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7：454-455，471.
［8］［英］斯泰宾.有效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