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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李叔同及其弟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音乐教育中教材、教师、教育方法进行反思，并围绕李叔同以人为本的教学方法、身教胜于言传的做法、先器识后文艺的音乐教育思想展开分析，在肯定李叔同教育思想及行为的同时，还指出当前音乐教育中的不足。
关键词： 李叔同 音乐教育 《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翻阅中学的音乐教材，感觉自己像是落入了一个文化激荡的漩涡。一会儿中国古乐，一会儿欧洲古典，又到中国京剧……好不热闹。对于教师而言，想在一时弄清楚这些音乐风格背后的文化基础尚属难事，而那些几乎没有音乐基础的中学生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些教材，这一顿文化大餐，他们吃下去能消化吗？音乐教师为了能在优质课比赛上拿一个奖，处心积虑地制造出多少“表演性”的音乐课。更有我们的师范教育，技能课也成了大课。在拜读《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１］之后，我心中充满了愤懑与遗憾。原来我们迷失了这么久，把先辈们遗留给我们的财富束之高阁。李叔同的思想、精神得以在其弟子中薪火相传，而我们从音乐老师身上继承了什么？连一首完整的歌都没有。
此书是杨和平［2］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取历史学、哲学、音乐教育学等多个视角，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展现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并对其局限性的一面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判。我立足于李叔同及其弟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音乐教育中教材、教师、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展开反思，与大家一同分享。
一、以人为本，对普通音乐教育教材及教学方法的反思
在教学中李叔同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凡是有志于从事艺术或有才华的学生在其教导下均学有所成。像丰子恺、刘质平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与李叔同课外给他们“开小灶”是分不开的。李叔同遁入空门后，还不忘在其弟子遇到经济困难时施于援手，这充分体现了他惜才、爱才，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李叔同在音乐教学上非常严格、严谨，不允许学生有“不合拍”、“不和谐”、“不准确”的现象出现。这些教育思想均被其弟子所继承。例如，刘质平提出普通音乐教育应循序渐进［3］，缪天瑞提出音乐教育必须适应教学对象的特点［4］，陈啸空对吕骥的帮助、刘质平对俞绂棠的课外辅导、邱望湘温中带厉的教学方法等，都是李叔同“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影子。正是李叔同在教学中的以人为本、严格要求才成就了其弟子的辉煌。
李叔同为儿童编写的歌曲无不注意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由他作词作曲的中国第一首合唱曲《春游》，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无懈可击。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样的清雅、悠扬。从音域上看这首歌非常适合中小学生演唱。还有经他填词的《送别》已成为经典，声乐专业的学生都在传唱。此后其弟子吴梦飞编写的简易师范《音乐》教材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迎合学生的身心发展与认知规律，还有陈啸空、邱望湘等都专门为中小学生写过大量的歌曲等，无不是受李叔同“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影响。
反观我们目前的普通音乐教育，教师过多关注自己“如何教”，而不关注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在教学环节设置上、教学材料的选择上及教学语言的使用上，教师多从自己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基础，使得学生在音乐课上得不到应有的愉悦。音乐课像是历史、数学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性。斯宾塞说过，音乐除了产生即时的乐趣以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呢？［5］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是足以说明学生听音乐、上音乐课首先是为了愉悦，为了放松。丧失了这一特性，音乐课也就面目全非了。对于学情的忽视造成教师越来越远离学生。教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音乐课看起来既无趣又无益，学生想不恨音乐课都难。
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风格的音乐，尤其是外国的民间音乐。像非洲的民间音乐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有着强烈的社会功能。如果教师不能通过阅读大量文献了解这种音乐产生的背景，怎么准确选材并实施有效的教学呢？教师若不能理解，学生如何去理解呢？更不要说喜欢。翻看现在的初中音乐教材，适合初中生的只有《红星歌》、《大海啊，故乡》等这些少的可怜而且也有些过时的歌曲。其他的音乐或来自欧洲歌曲、交响乐，或来自中国少数名族地区，亦或来自遥远的非洲。音乐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艺术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因此，从时空上看，目前教材中的这些音乐离我们的学生太远了。他们怎么会喜欢？举例，我在实习过程中发现，有些实习生甚至是老师在讲京剧这一课时，直接找一个选段让学生听，而不事先解释唱段的背景、歌词的含义。像花旦的一些唱段，歌词根本就听不清楚，更不要谈理解。流行音乐喜闻乐见，中小学生也不例外。目前，普通音乐教育中对于流行音乐进课堂普遍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探究学生喜欢流行音乐的根源？流行音乐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听众，一方面是因为其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容易上口，另一方面它无处不在，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时空条件都具备了，难怪大家都喜欢。所以，目前的教材应该改革，作曲家应该深入到学生中间，了解他们的兴趣，创作真正适合学生的歌曲或音乐。
以人为本，这一先辈在百年前就提出的教育思想，又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至今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仍未完全实现。
二、身教胜于言传，对教师自身修养的反思
李叔同在教学过程中从不严格要求学生，更不会责骂学生，但是学生自会用功。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与其具有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李叔同精通绘画、书法、音乐、表演、篆刻、国学等，丰富的文化积淀，使得他在教学中可以融会贯通。丰子恺说：他教绘画或者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为背景。傅彬然说：“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条件，应该是教育者本身的学问与人格；学问湛深，人格高尚，学生自然会信从，自然会跟着好起来。”［6］李叔同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大都多才多艺，像丰子恺横跨绘画、音乐、书法多个领域，再传弟子缪天瑞更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翻译家、律学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方面，他们立足于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秉承这一教育思想的还有同为李叔同再传弟子的裘梦痕。总之，他们全面的艺术修养以及教育思想无不受到李叔同的影响。
先不说建国初的百废待兴，音乐教育师资匮乏，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又怎么样呢？目前，中小学的师资大都是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师范院校的艺术生大都是在高中阶段“半路出家”学的音乐。他们的文化课大都不好，但是又想上大学，将来能够混口饭吃，于是就投奔了音乐。在文化基础方面，他们不如普通班的同学；在音乐基础方面更是不如那些从小就学音乐后考入专业院校的学生，再加上师范教育的不健全，教育技能也没有得到实质的训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谓是不伦不类。就是这些“半成品”在支撑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有些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连这样的老师都没有。我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教师如果本身缺乏对自然美、艺术美、行为美的鉴赏能力与深切体验，就无法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7］就无法达到裘梦痕所说的“发挥音乐的感化作用”［8］。这种能力是需要一个人长期对艺术美的追求才能练就的。而音乐教师本来各方面的素质就不高，工作后又疏于各方面修养的提高，有些原来的音乐技能都在退化，就更不要说成为学生“美的领路人”了。美国心理学家塞拉维和梅耶提出情绪智力一说，认为艺术是人情绪的表达。［9］也就是说音乐教师要运用音乐的感化力并结合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调动学生的情绪，将学生引入到自己创设的艺术情境中。我想这样的音乐课才是艺术的，符合它本来面目的。而不是现在的音乐教育为了教学而教学，或者过于强调音乐教学的情感价值目标，使得音乐课去艺术化。因此，对于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而言，要想使得自己的音乐课富有艺术性，突出音乐性，就必须注重自身艺术修养的提高，培养自己的艺术气质。自身的气质、魅力提高了，学生自然会被带入到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三、先器识后文艺，对普通音乐教育培养目标的反思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指出人的修养培养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学习作为人格养成的最后一个环节，说明音乐在培养人格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独有偶，李叔同也提出了首重人格培养，次重艺术学习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音乐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是在其老师蔡元培先生人格审美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蔡元培将美育单独列出并作为育人的重要方面，就是看到了其在构建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１0］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首先是培养人［１1］。可见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将音乐教育视为人格培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李叔同的这一重要教学思想同样被其弟子丰子恺、刘质平、缪天瑞、俞绂棠等继承下来，他们都注重音乐的“育人”功能，强调音乐在构建完美人格中的作用。
好景不长，20世纪初随着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一职，1912年7月12日教育部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将美育从学校音乐教育中删除。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得知后在日记里忿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除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１2］从此音乐课就带上了“小三门”的帽子。虽然1994年7月12日国家教委发布了《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的通知》，标志着音乐课已经在中小学各阶段全部开放；虽然1986年4月音乐课已经被写入义务教育法，但是，直至现在音乐课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音乐课仍然被作为消遣品，被霸占的情况仍有发生。中小学音乐教师评职称难，普通音乐教师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话语权。
难道音乐课真的是“鸡肋”，音乐课真的是浪费时间的消遣品吗？我想下面这个例子能够给我们答案：1988年至1991年，瑞士在50所学校1—9年级开展一项实验，在这些学校中音乐课由原来的一周2次改为一周5次，主科课时减少。相对于其他班，实验班的同学的成绩并没有下降。［１3］令人惊讶的是自1901年至今瑞士人已经将24个诺贝尔奖收入囊中。瑞士也成为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我们看似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但是有着13亿多人的中国，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教育的讽刺吗？虽然诺贝尔奖不能作为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但瑞士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习音乐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而不是智力因素。音乐显然有助于发展非智力因素。
“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被先辈用实践证明的真理，在经济已经不知道超越当时多少倍的今天仍没有真正的实现。音乐有利于完美人格的养成，这并不是一个口号，对音乐课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之立法、在学校里设置足够的学时，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艺术课程的观念，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仍然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语
通过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教育思想的梳理，以及与我们目前学校音乐教育的对比分析，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体会，就是与我们的先辈比起来，我们差的太远了。列宁说过，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１4］。我们的后代该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呢？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以上的观点至少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叔同的“以人为本、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思想目前对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教材建设仍然具有莫大的启示。正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能为后代留点什么呢？
参考文献：
［1］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2］杨和平，男，1961年10月，山东淄博市人，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研究基地副主任，浙江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副主编等。
［3］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124.
［4］同上：135.
［5］［英］赫·斯宾塞著.胡毅，王承绪译.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11.
［6］余涉.漫忆李叔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153.
［7］毕淑芝，唐其慈，王义高等.当代苏联教育家的新思想赞科夫的“实验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29.
［8］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188.
［9］桑标.儿童发展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87.
［10］高平叔.蔡元培论美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15.
［11］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三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84.
［12］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3］周世斌，雅乌塔罗.瑞士学校的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教育，2005，（05）.
［14］列宁.列宁全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关键词： 李叔同 音乐教育 《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翻阅中学的音乐教材，感觉自己像是落入了一个文化激荡的漩涡。一会儿中国古乐，一会儿欧洲古典，又到中国京剧……好不热闹。对于教师而言，想在一时弄清楚这些音乐风格背后的文化基础尚属难事，而那些几乎没有音乐基础的中学生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些教材，这一顿文化大餐，他们吃下去能消化吗？音乐教师为了能在优质课比赛上拿一个奖，处心积虑地制造出多少“表演性”的音乐课。更有我们的师范教育，技能课也成了大课。在拜读《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１］之后，我心中充满了愤懑与遗憾。原来我们迷失了这么久，把先辈们遗留给我们的财富束之高阁。李叔同的思想、精神得以在其弟子中薪火相传，而我们从音乐老师身上继承了什么？连一首完整的歌都没有。
此书是杨和平［2］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取历史学、哲学、音乐教育学等多个视角，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展现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并对其局限性的一面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判。我立足于李叔同及其弟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音乐教育中教材、教师、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展开反思，与大家一同分享。
一、以人为本，对普通音乐教育教材及教学方法的反思
在教学中李叔同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凡是有志于从事艺术或有才华的学生在其教导下均学有所成。像丰子恺、刘质平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与李叔同课外给他们“开小灶”是分不开的。李叔同遁入空门后，还不忘在其弟子遇到经济困难时施于援手，这充分体现了他惜才、爱才，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李叔同在音乐教学上非常严格、严谨，不允许学生有“不合拍”、“不和谐”、“不准确”的现象出现。这些教育思想均被其弟子所继承。例如，刘质平提出普通音乐教育应循序渐进［3］，缪天瑞提出音乐教育必须适应教学对象的特点［4］，陈啸空对吕骥的帮助、刘质平对俞绂棠的课外辅导、邱望湘温中带厉的教学方法等，都是李叔同“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影子。正是李叔同在教学中的以人为本、严格要求才成就了其弟子的辉煌。
李叔同为儿童编写的歌曲无不注意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由他作词作曲的中国第一首合唱曲《春游》，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无懈可击。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样的清雅、悠扬。从音域上看这首歌非常适合中小学生演唱。还有经他填词的《送别》已成为经典，声乐专业的学生都在传唱。此后其弟子吴梦飞编写的简易师范《音乐》教材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迎合学生的身心发展与认知规律，还有陈啸空、邱望湘等都专门为中小学生写过大量的歌曲等，无不是受李叔同“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影响。
反观我们目前的普通音乐教育，教师过多关注自己“如何教”，而不关注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在教学环节设置上、教学材料的选择上及教学语言的使用上，教师多从自己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基础，使得学生在音乐课上得不到应有的愉悦。音乐课像是历史、数学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性。斯宾塞说过，音乐除了产生即时的乐趣以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呢？［5］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是足以说明学生听音乐、上音乐课首先是为了愉悦，为了放松。丧失了这一特性，音乐课也就面目全非了。对于学情的忽视造成教师越来越远离学生。教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音乐课看起来既无趣又无益，学生想不恨音乐课都难。
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风格的音乐，尤其是外国的民间音乐。像非洲的民间音乐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有着强烈的社会功能。如果教师不能通过阅读大量文献了解这种音乐产生的背景，怎么准确选材并实施有效的教学呢？教师若不能理解，学生如何去理解呢？更不要说喜欢。翻看现在的初中音乐教材，适合初中生的只有《红星歌》、《大海啊，故乡》等这些少的可怜而且也有些过时的歌曲。其他的音乐或来自欧洲歌曲、交响乐，或来自中国少数名族地区，亦或来自遥远的非洲。音乐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艺术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因此，从时空上看，目前教材中的这些音乐离我们的学生太远了。他们怎么会喜欢？举例，我在实习过程中发现，有些实习生甚至是老师在讲京剧这一课时，直接找一个选段让学生听，而不事先解释唱段的背景、歌词的含义。像花旦的一些唱段，歌词根本就听不清楚，更不要谈理解。流行音乐喜闻乐见，中小学生也不例外。目前，普通音乐教育中对于流行音乐进课堂普遍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探究学生喜欢流行音乐的根源？流行音乐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听众，一方面是因为其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容易上口，另一方面它无处不在，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时空条件都具备了，难怪大家都喜欢。所以，目前的教材应该改革，作曲家应该深入到学生中间，了解他们的兴趣，创作真正适合学生的歌曲或音乐。
以人为本，这一先辈在百年前就提出的教育思想，又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至今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仍未完全实现。
二、身教胜于言传，对教师自身修养的反思
李叔同在教学过程中从不严格要求学生，更不会责骂学生，但是学生自会用功。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与其具有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李叔同精通绘画、书法、音乐、表演、篆刻、国学等，丰富的文化积淀，使得他在教学中可以融会贯通。丰子恺说：他教绘画或者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为背景。傅彬然说：“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条件，应该是教育者本身的学问与人格；学问湛深，人格高尚，学生自然会信从，自然会跟着好起来。”［6］李叔同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大都多才多艺，像丰子恺横跨绘画、音乐、书法多个领域，再传弟子缪天瑞更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翻译家、律学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方面，他们立足于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秉承这一教育思想的还有同为李叔同再传弟子的裘梦痕。总之，他们全面的艺术修养以及教育思想无不受到李叔同的影响。
先不说建国初的百废待兴，音乐教育师资匮乏，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又怎么样呢？目前，中小学的师资大都是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师范院校的艺术生大都是在高中阶段“半路出家”学的音乐。他们的文化课大都不好，但是又想上大学，将来能够混口饭吃，于是就投奔了音乐。在文化基础方面，他们不如普通班的同学；在音乐基础方面更是不如那些从小就学音乐后考入专业院校的学生，再加上师范教育的不健全，教育技能也没有得到实质的训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谓是不伦不类。就是这些“半成品”在支撑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有些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连这样的老师都没有。我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教师如果本身缺乏对自然美、艺术美、行为美的鉴赏能力与深切体验，就无法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7］就无法达到裘梦痕所说的“发挥音乐的感化作用”［8］。这种能力是需要一个人长期对艺术美的追求才能练就的。而音乐教师本来各方面的素质就不高，工作后又疏于各方面修养的提高，有些原来的音乐技能都在退化，就更不要说成为学生“美的领路人”了。美国心理学家塞拉维和梅耶提出情绪智力一说，认为艺术是人情绪的表达。［9］也就是说音乐教师要运用音乐的感化力并结合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调动学生的情绪，将学生引入到自己创设的艺术情境中。我想这样的音乐课才是艺术的，符合它本来面目的。而不是现在的音乐教育为了教学而教学，或者过于强调音乐教学的情感价值目标，使得音乐课去艺术化。因此，对于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而言，要想使得自己的音乐课富有艺术性，突出音乐性，就必须注重自身艺术修养的提高，培养自己的艺术气质。自身的气质、魅力提高了，学生自然会被带入到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三、先器识后文艺，对普通音乐教育培养目标的反思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指出人的修养培养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学习作为人格养成的最后一个环节，说明音乐在培养人格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独有偶，李叔同也提出了首重人格培养，次重艺术学习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音乐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是在其老师蔡元培先生人格审美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蔡元培将美育单独列出并作为育人的重要方面，就是看到了其在构建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１0］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首先是培养人［１1］。可见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将音乐教育视为人格培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李叔同的这一重要教学思想同样被其弟子丰子恺、刘质平、缪天瑞、俞绂棠等继承下来，他们都注重音乐的“育人”功能，强调音乐在构建完美人格中的作用。
好景不长，20世纪初随着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一职，1912年7月12日教育部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将美育从学校音乐教育中删除。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得知后在日记里忿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除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１2］从此音乐课就带上了“小三门”的帽子。虽然1994年7月12日国家教委发布了《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的通知》，标志着音乐课已经在中小学各阶段全部开放；虽然1986年4月音乐课已经被写入义务教育法，但是，直至现在音乐课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音乐课仍然被作为消遣品，被霸占的情况仍有发生。中小学音乐教师评职称难，普通音乐教师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话语权。
难道音乐课真的是“鸡肋”，音乐课真的是浪费时间的消遣品吗？我想下面这个例子能够给我们答案：1988年至1991年，瑞士在50所学校1—9年级开展一项实验，在这些学校中音乐课由原来的一周2次改为一周5次，主科课时减少。相对于其他班，实验班的同学的成绩并没有下降。［１3］令人惊讶的是自1901年至今瑞士人已经将24个诺贝尔奖收入囊中。瑞士也成为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我们看似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但是有着13亿多人的中国，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教育的讽刺吗？虽然诺贝尔奖不能作为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但瑞士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习音乐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而不是智力因素。音乐显然有助于发展非智力因素。
“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被先辈用实践证明的真理，在经济已经不知道超越当时多少倍的今天仍没有真正的实现。音乐有利于完美人格的养成，这并不是一个口号，对音乐课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之立法、在学校里设置足够的学时，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艺术课程的观念，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仍然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语
通过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教育思想的梳理，以及与我们目前学校音乐教育的对比分析，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体会，就是与我们的先辈比起来，我们差的太远了。列宁说过，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１4］。我们的后代该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呢？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以上的观点至少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叔同的“以人为本、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思想目前对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教材建设仍然具有莫大的启示。正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能为后代留点什么呢？
参考文献：
［1］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2］杨和平，男，1961年10月，山东淄博市人，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研究基地副主任，浙江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副主编等。
［3］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124.
［4］同上：135.
［5］［英］赫·斯宾塞著.胡毅，王承绪译.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11.
［6］余涉.漫忆李叔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153.
［7］毕淑芝，唐其慈，王义高等.当代苏联教育家的新思想赞科夫的“实验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29.
［8］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188.
［9］桑标.儿童发展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87.
［10］高平叔.蔡元培论美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15.
［11］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三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84.
［12］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3］周世斌，雅乌塔罗.瑞士学校的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教育，2005，（05）.
［14］列宁.列宁全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