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查拉路甫石窟寺开凿于松赞干布时期，是早到西藏吐蕃王朝早期的石窟，有“吐蕃第一窟”之美誉。窟内古老的石刻造像，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它不仅为西藏众多的摩崖造像、泥塑像、壁画、唐卡等提供了断代依据，而且极大丰富了我国石窟艺术，是全面认识我国石窟艺术面貌的重要材料。
在拉萨河不宽的冲击平原上，突兀的红山和药王山格外醒目，两山原本相连，后因修建市区公路而中断，形成对峙、呼应之势。“长”着布达拉宫的红山自古以来是信徒们灵魂安放的所在，是旅游者的视觉焦点。无论是转“泽廓”匆匆而过，口中不停念诵着六字真言的信徒，还是熙熙攘攘莫名惊诧激动的旅游者，似乎都吝啬对近在咫尺的药王山投入关注，更不用说药王山里面的查拉路甫石窟了。
顺布宫观景台下面很低调的“鲁甫岩寺”招牌所指示的方向，穿过路边刻玛尼石的艺人们弄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几间玲珑雅朴的佛殿镶嵌在陡峭的岩石上。很难想象，在噪动与欲望的闹市中心，竟有如此安宁之地，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石窟寺，透着老年人般的豁达与平和。
鲁甫岩寺中的查拉路甫石窟，开凿在距地面约20米处的崖壁上，有用泥石彻成的台阶连接上下。石阶的外侧用铁栏杆围成，以避上、下山的香客们滑坠。有的香客爬台阶时，会把随身佩戴的一些物品，如金刚结，念珠，发卡等，挂到崖壁的树上。这大概和妇女们把自己的手镯与发卡挂在寺院经堂里的柱上一样，用她们日常佩戴的某些东西，与具有神祇意义的位置并存，便与某种神圣的力量有了永久的秘密联系。
崖壁上建有上下两个佛殿，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礼拜完下殿中供着千尊涂金擦擦的千佛殿后，穿过昏暗的甬道，爬上楼梯就是查拉路甫石窟寺的上佛殿，也是主殿。石窟在殿堂的东侧。它平面略呈长方形，约6米，宽约5米，高约2.6米，其形制为支提式窟（塔庙窟），窟内中部偏后凿出接近方形平面的中心柱。在中心柱与洞壁之间有一条宽约1米狭窄的转经道。香客们日复一日围着中心柱礼拜，让转经道平滑发亮。
生长的佛像
站在石窟的前面，迎面的是中心柱东面的木制的佛龛。佛龛的玻璃窗内是石窟的主供佛——佛祖释迦牟尼，其两侧各雕着一弟子与菩萨。佛祖方面大耳，高鼻梁，表情安详，头戴金灿灿的加以珍珠、宝石、天珠、松石、珊瑚等嵌饰的五部如来佛冠，只要在身前，无论哪个角落，都会感觉佛祖深邃的眼神在慈悲地注视着你，并摄人心魂。
这还是一尊正在“生长”的佛像。传说释迦牟尼在圆寂之前，天上地下的神怪工匠用各种珍奇异宝分别铸造出和佛祖8岁、12岁、及25岁时身材相等、相貌酷似的三尊塑像。佛祖亲自为这三尊佛像开光，并宣称“我的替身造像将与世长存，一如我释迦牟尼与世长在。外道邪说将被它镇伏，佛教正法将长盛不衰。”这三尊佛像中，以安放在大昭寺内的十二岁等身像最为精美，西藏人心中最信仰、最崇拜就是此像，把它作为最大的精神支柱，称此像为觉沃仁波切。“觉沃”意为至尊，“仁波切”意为珍宝，即师尊大宝之意。据说，凡见到此替身像者，都能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无二无別。
预言中，殊胜的觉沃仁波切，自然不会长驻人间，在某天他将会被其他界的神灵请去供奉，所以“末法时期”的众生将无福德因缘礼拜。为了末法时期的无缘众生，仍有机会礼拜圣像的功德，石窟的中心柱就慢慢凸出另一尊石佛祖，以替代觉沃仁波切。石佛祖从鼻子开始，一点点地从崖壁上凸出来，“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身子已经快完全凸出了崖壁。有说法称，石佛祖还在长，还有人说，四十年前它的耳朵仍未露出石面，现在已清晰可见了。
预言的最后，是以石佛祖全身浮现，大昭寺觉沃波仁切遁身而去，接受它界供养而结束。这种传说是天然长成或显现的佛像，在西藏并不少见，还有专用术语“燃炯”来形容。
公主的石窟
相对于魔幻的预言，史料中的查拉路甫其创建虽然不是太明确，但都与松赞干布有关。据《贤者喜宴》记载：“茹雍妃（松赞干布王妃，弥药王之女），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历十三年完成。”又据《西藏王统记》载：“复次，王又于扎拉鲁浦修建神庙，此庙主神为吐巴扎拉贡布，其右旁自现舍利佛，左旁目犍连、又右弥勒，左观世音，主从共五尊。虽然在岩石上已自然现出，但为未来众生倍积福德，复由尼婆罗匠师将其刻镂，更加明显。在转经堂岩壁上，所有雕刻均为藏民竣其事功。斯时盐价昂贵，至六十倍，王许其雕岩粉一升，即付以盐一袋为酬。但仅雕得岩灰半升，仍以一袋与之交换。诸神殿彩增工程完毕，亦为其作迎神开光云。”
究竟是谁主导开凿石窟寺的呢？古老的石头会“说话”，似乎从查拉路甫石窟的平面形制能看出一些端倪。中心柱的四方都刻有佛像，东面刻着“生长”的石佛祖与二弟子二菩萨；南面，北面均刻着一佛二菩萨三尊造像；西面也刻有造像，只是现在的信徒在造像前塑着松赞干布与文成尺尊两公主三尊组合泥塑，把造像完全给挡住了。有中心柱的支提式塔庙窟，虽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心柱每面各开一龛的做法，却不见于印度、中亚和新疆地区，而多见于中原以及河西一带。这种窟形是否就是从河西一带传入吐蕃的石窟式样呢？巧合的是，据《贤者喜宴》记载，茹雍的家世为“弥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弥药”既为史书中所记的党项羌，6、7世纪主要活动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以及四川西北一带，所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推断：“党项近固原、敦煌，茹雍妃兴建之扎那路浦（查拉路甫）石窟，或源于此。”
石窟的形制或以茹雍妃主导设计。但史料“历十三年完”、“盐价昂贵，至六十倍”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开凿此窟的艰难，以一妃之力应勉难为之。所以，以茹雍妃倡仪并设计，松赞干布强力支持修筑而成，这一推测似乎较合理。
带领吐蕃王臣贵族及成千上万的兵将战骑，从发祥地雅砻河谷浩浩荡荡迁都来到拉萨的松赞干布，迎娶了都信仰佛教的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两位公主在信仰上的一致，令松赞干布统治下的西藏，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他首先张开双臂接受了佛教，就如同他在等候着佛教的降临一样，为两位公主一视同仁地修建了大昭寺与小昭寺，以供奉她们携带过来的佛像。佛教的声音终于掠过这片信仰雪山与女神的土地，从此安驻下来。
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久远年代的雪域高原，是否有着人们通常用来揣测宫闱的风波与争斗。学佛的风潮在吐蕃王室掀起，连同文成、尺尊在内的五位王妃，都先后建造了自己的佛殿。同样对佛教有着自己见解的茹雍妃，却如涓涓细流掩没在黄河与恒河的大江狂潮中，甚至没有在倡建的石窟中留下自己的形象。
石窟造像分期
查拉路甫石窟内共有七十余尊造像，除了窟前所塑的马头明五与金刚手菩萨及中心柱西壁的松赞干布三尊组合为泥塑之外，其他为石刻像。所有能见到（未覆外衣）的石刻造像，表面都涂有鲜艳的彩色，显然不是当时的遗迹，为新近所为。从石刻的题材上又基本可分为三类：一类即释迦、菩萨、金刚力士等，为我国其他石窟中所共见；二类即西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松赞干布、莲花生大师、素尔迥·喜饶扎巴等；三类为印度大成就者像，只有南壁最上排的第一尊，为毗瓦巴大师。大师饰以耳坠、项链、手镯，左手指尖指着金粉涂成的太阳，右手持钵，高发髻、裸上身、着披帛、下着紧腿裤，游戏坐于方台上。
根据这些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题材的选定、衣饰的差异、莲花座、头光和背光的不同；以及造像布局、大小位置的不同上分析，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七十余尊并非同一时期凿成，可分成三期：
第一期造像，包括中心柱的十四尊（不包括西壁的泥塑松赞干布三尊组合），转经南壁下排的十四尊，西壁的三世佛与北壁下排的十六尊，共四十七尊造像为唐早中期。这时期的造像雕刻细腻，刀法熟练，人体比例谐调、均匀，每个部分都经过仔细加工，衣纹深浅一致，有条不紊。同时，人物形象俊美多姿，各具千秋。最富有代表性的是菩萨造像，它与印度后期波罗王朝密教造像风格十分接近。最突出的就是那时造像腰间的“T”形腰带及印度造像中的所谓“三折弯式”的转折。其上体倾向右方，臀部突出，以左腿支持全身，突出头、胸、腰、腿四个主要部位的变化，显现出优美秀逸的体形。这也与《西藏王统记》载“复由尼婆罗匠师将其刻镂”不无关系。
第二期：转经道南壁上排的十五尊佛与弟子及毗瓦巴、素尔迥·喜饶扎巴共十七尊造像与西壁的菩萨各莲花生像二尊，合十九尊造像，时代约为宋元时期。其雕刻较粗，个别造像比例失调，形象臃肿丑陋，僵硬呆板，已很少有第一期造像那种优美、生动和神采焕发的情趣。
第三期：包括转经道南壁中排释迦牟尼佛和北壁上排的二尊释迦牟尼像其时代约为公元14
在拉萨河不宽的冲击平原上，突兀的红山和药王山格外醒目，两山原本相连，后因修建市区公路而中断，形成对峙、呼应之势。“长”着布达拉宫的红山自古以来是信徒们灵魂安放的所在，是旅游者的视觉焦点。无论是转“泽廓”匆匆而过，口中不停念诵着六字真言的信徒，还是熙熙攘攘莫名惊诧激动的旅游者，似乎都吝啬对近在咫尺的药王山投入关注，更不用说药王山里面的查拉路甫石窟了。
顺布宫观景台下面很低调的“鲁甫岩寺”招牌所指示的方向，穿过路边刻玛尼石的艺人们弄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几间玲珑雅朴的佛殿镶嵌在陡峭的岩石上。很难想象，在噪动与欲望的闹市中心，竟有如此安宁之地，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石窟寺，透着老年人般的豁达与平和。
鲁甫岩寺中的查拉路甫石窟，开凿在距地面约20米处的崖壁上，有用泥石彻成的台阶连接上下。石阶的外侧用铁栏杆围成，以避上、下山的香客们滑坠。有的香客爬台阶时，会把随身佩戴的一些物品，如金刚结，念珠，发卡等，挂到崖壁的树上。这大概和妇女们把自己的手镯与发卡挂在寺院经堂里的柱上一样，用她们日常佩戴的某些东西，与具有神祇意义的位置并存，便与某种神圣的力量有了永久的秘密联系。
崖壁上建有上下两个佛殿，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礼拜完下殿中供着千尊涂金擦擦的千佛殿后，穿过昏暗的甬道，爬上楼梯就是查拉路甫石窟寺的上佛殿，也是主殿。石窟在殿堂的东侧。它平面略呈长方形，约6米，宽约5米，高约2.6米，其形制为支提式窟（塔庙窟），窟内中部偏后凿出接近方形平面的中心柱。在中心柱与洞壁之间有一条宽约1米狭窄的转经道。香客们日复一日围着中心柱礼拜，让转经道平滑发亮。
生长的佛像
站在石窟的前面，迎面的是中心柱东面的木制的佛龛。佛龛的玻璃窗内是石窟的主供佛——佛祖释迦牟尼，其两侧各雕着一弟子与菩萨。佛祖方面大耳，高鼻梁，表情安详，头戴金灿灿的加以珍珠、宝石、天珠、松石、珊瑚等嵌饰的五部如来佛冠，只要在身前，无论哪个角落，都会感觉佛祖深邃的眼神在慈悲地注视着你，并摄人心魂。
这还是一尊正在“生长”的佛像。传说释迦牟尼在圆寂之前，天上地下的神怪工匠用各种珍奇异宝分别铸造出和佛祖8岁、12岁、及25岁时身材相等、相貌酷似的三尊塑像。佛祖亲自为这三尊佛像开光，并宣称“我的替身造像将与世长存，一如我释迦牟尼与世长在。外道邪说将被它镇伏，佛教正法将长盛不衰。”这三尊佛像中，以安放在大昭寺内的十二岁等身像最为精美，西藏人心中最信仰、最崇拜就是此像，把它作为最大的精神支柱，称此像为觉沃仁波切。“觉沃”意为至尊，“仁波切”意为珍宝，即师尊大宝之意。据说，凡见到此替身像者，都能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无二无別。
预言中，殊胜的觉沃仁波切，自然不会长驻人间，在某天他将会被其他界的神灵请去供奉，所以“末法时期”的众生将无福德因缘礼拜。为了末法时期的无缘众生，仍有机会礼拜圣像的功德，石窟的中心柱就慢慢凸出另一尊石佛祖，以替代觉沃仁波切。石佛祖从鼻子开始，一点点地从崖壁上凸出来，“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身子已经快完全凸出了崖壁。有说法称，石佛祖还在长，还有人说，四十年前它的耳朵仍未露出石面，现在已清晰可见了。
预言的最后，是以石佛祖全身浮现，大昭寺觉沃波仁切遁身而去，接受它界供养而结束。这种传说是天然长成或显现的佛像，在西藏并不少见，还有专用术语“燃炯”来形容。
公主的石窟
相对于魔幻的预言，史料中的查拉路甫其创建虽然不是太明确，但都与松赞干布有关。据《贤者喜宴》记载：“茹雍妃（松赞干布王妃，弥药王之女），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历十三年完成。”又据《西藏王统记》载：“复次，王又于扎拉鲁浦修建神庙，此庙主神为吐巴扎拉贡布，其右旁自现舍利佛，左旁目犍连、又右弥勒，左观世音，主从共五尊。虽然在岩石上已自然现出，但为未来众生倍积福德，复由尼婆罗匠师将其刻镂，更加明显。在转经堂岩壁上，所有雕刻均为藏民竣其事功。斯时盐价昂贵，至六十倍，王许其雕岩粉一升，即付以盐一袋为酬。但仅雕得岩灰半升，仍以一袋与之交换。诸神殿彩增工程完毕，亦为其作迎神开光云。”
究竟是谁主导开凿石窟寺的呢？古老的石头会“说话”，似乎从查拉路甫石窟的平面形制能看出一些端倪。中心柱的四方都刻有佛像，东面刻着“生长”的石佛祖与二弟子二菩萨；南面，北面均刻着一佛二菩萨三尊造像；西面也刻有造像，只是现在的信徒在造像前塑着松赞干布与文成尺尊两公主三尊组合泥塑，把造像完全给挡住了。有中心柱的支提式塔庙窟，虽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心柱每面各开一龛的做法，却不见于印度、中亚和新疆地区，而多见于中原以及河西一带。这种窟形是否就是从河西一带传入吐蕃的石窟式样呢？巧合的是，据《贤者喜宴》记载，茹雍的家世为“弥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弥药”既为史书中所记的党项羌，6、7世纪主要活动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以及四川西北一带，所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推断：“党项近固原、敦煌，茹雍妃兴建之扎那路浦（查拉路甫）石窟，或源于此。”
石窟的形制或以茹雍妃主导设计。但史料“历十三年完”、“盐价昂贵，至六十倍”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开凿此窟的艰难，以一妃之力应勉难为之。所以，以茹雍妃倡仪并设计，松赞干布强力支持修筑而成，这一推测似乎较合理。
带领吐蕃王臣贵族及成千上万的兵将战骑，从发祥地雅砻河谷浩浩荡荡迁都来到拉萨的松赞干布，迎娶了都信仰佛教的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两位公主在信仰上的一致，令松赞干布统治下的西藏，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他首先张开双臂接受了佛教，就如同他在等候着佛教的降临一样，为两位公主一视同仁地修建了大昭寺与小昭寺，以供奉她们携带过来的佛像。佛教的声音终于掠过这片信仰雪山与女神的土地，从此安驻下来。
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久远年代的雪域高原，是否有着人们通常用来揣测宫闱的风波与争斗。学佛的风潮在吐蕃王室掀起，连同文成、尺尊在内的五位王妃，都先后建造了自己的佛殿。同样对佛教有着自己见解的茹雍妃，却如涓涓细流掩没在黄河与恒河的大江狂潮中，甚至没有在倡建的石窟中留下自己的形象。
石窟造像分期
查拉路甫石窟内共有七十余尊造像，除了窟前所塑的马头明五与金刚手菩萨及中心柱西壁的松赞干布三尊组合为泥塑之外，其他为石刻像。所有能见到（未覆外衣）的石刻造像，表面都涂有鲜艳的彩色，显然不是当时的遗迹，为新近所为。从石刻的题材上又基本可分为三类：一类即释迦、菩萨、金刚力士等，为我国其他石窟中所共见；二类即西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松赞干布、莲花生大师、素尔迥·喜饶扎巴等；三类为印度大成就者像，只有南壁最上排的第一尊，为毗瓦巴大师。大师饰以耳坠、项链、手镯，左手指尖指着金粉涂成的太阳，右手持钵，高发髻、裸上身、着披帛、下着紧腿裤，游戏坐于方台上。
根据这些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题材的选定、衣饰的差异、莲花座、头光和背光的不同；以及造像布局、大小位置的不同上分析，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七十余尊并非同一时期凿成，可分成三期：
第一期造像，包括中心柱的十四尊（不包括西壁的泥塑松赞干布三尊组合），转经南壁下排的十四尊，西壁的三世佛与北壁下排的十六尊，共四十七尊造像为唐早中期。这时期的造像雕刻细腻，刀法熟练，人体比例谐调、均匀，每个部分都经过仔细加工，衣纹深浅一致，有条不紊。同时，人物形象俊美多姿，各具千秋。最富有代表性的是菩萨造像，它与印度后期波罗王朝密教造像风格十分接近。最突出的就是那时造像腰间的“T”形腰带及印度造像中的所谓“三折弯式”的转折。其上体倾向右方，臀部突出，以左腿支持全身，突出头、胸、腰、腿四个主要部位的变化，显现出优美秀逸的体形。这也与《西藏王统记》载“复由尼婆罗匠师将其刻镂”不无关系。
第二期：转经道南壁上排的十五尊佛与弟子及毗瓦巴、素尔迥·喜饶扎巴共十七尊造像与西壁的菩萨各莲花生像二尊，合十九尊造像，时代约为宋元时期。其雕刻较粗，个别造像比例失调，形象臃肿丑陋，僵硬呆板，已很少有第一期造像那种优美、生动和神采焕发的情趣。
第三期：包括转经道南壁中排释迦牟尼佛和北壁上排的二尊释迦牟尼像其时代约为公元14